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030-005
自先秦以降，士大夫主导的以雅为美的审美风尚一直是我国传统美学的主流。然而，至明代晚期开始出现了一股“俗流”，大众文艺、市民文学、绘画艺术展现出生动活泼的清新面貌，这些颇受广大市民喜爱的文学艺术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在这种由雅到俗的重要转型时期，李贽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所倡导的市民文化美学思想宣告了封建士大夫审美趣味一统天下的终结。这种主张情感和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的美学思潮，既是对儒释道的融合，又不拘于以往的儒、道、释中任何一家的美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新风貌。从此，一种去理性化和伦理化的绚丽的市民文艺开启了美学观念的新天地。
时隔几个世纪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流行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冲击甚至改变了主流的文化形态和秩序，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较这两种文化发生现象，虽然时空跨度较大，如今的大众文化和明代的市民文化，在各自所处时代主流文化中的生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相似度，都打上了“俗”的印记。尤其在当今大众文化之“俗”广受诟病之际，探究一番“俗”味已然十分必要。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李贽自身的市民意识，以及他所持的相对那个时代的异端哲学几方面，来解析李贽“尚俗”美学思想的形成原因及其美学特征，进而探讨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
一、“由雅入俗”：李贽“尚俗”美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李贽作为思想家，其美学主张、哲学观念、人格特征，与晚明同时代的文人相比较，具有鲜明的狂怪色彩，甚至被视作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异端”。究其根源，总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境遇，其中既有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层原因，也与其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关联。
（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明中晚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催生了文化的商业化。一些文学家、画家创作的目的也不只为个人的抒情消遣，而开始为谋利创作。那些原本是贵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清雅之事的绘画，也逐渐走向市场。比如，当时著名的画家徐渭也迎合市场售卖自己的书画作品。这些转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关联。一方面，政局动荡，士人的政治和社会理想难以实现，开始转向对个人价值和自我解脱的关注。政治上也因思想的全面禁锢，以及残酷的文字狱和科举制度致使大批文人生活贫困，不得已走入市井，为谋生而创作。另一方面，文化上，理学长期控制着意识形态领域，日益成为桎梏人心的工具，其悖陋之处也越发明显。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渐渐背离了人本身应有的生动特质，一批有识之士对此产生怀疑，进而反省，以至走向批判。一时间，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狂禅邪教、经世意识及各种学术思潮纷呈，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和??美意识也随之变化。人性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终于导致美学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
时代洪流将李贽推向了历史的前沿，他也合其时会，应运而出，发出了时代的呼声。“思想家李贽更自觉、更深刻地论证和推动了‘从雅到俗’的文艺思潮。他的贡献已不仅是审美观念的启悟，更有了哲学意识的引导。……仅就审美观念、文艺思想来看，他对‘俗’文艺的肯认与高扬也是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1]48-55 可以说，在那个由雅转向俗的市民文化审美趣味的时代潮流中，李贽无疑起到了先驱性的推动作用。
（二）与众同尘的市民意识
李贽“尚俗”美学思想的形成与他自身的生活状态和市民立场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据卡西尔在《人论》中的观点，知识的获取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理智发展和文化生活总包含着对直接环境进行某种心理适应的行为。由此推衍，李贽融入市井生活的特殊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世俗生活的尊重和热爱。据《焚书?高洁说》，李贽所到之处结交甚广，在《李生十交文》中，他还专门对友人作了一番排序，指出“其最切为酒食之交，其次为市井之交”[2]129，并提出了确为实在的理由：“余为酒食是需，饮食宴乐是困，则其人亦以饮食为媒。”[2]129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士大夫们不屑于交往的酒肉市井之类所给与的真切的理解与关心。另外，李贽的友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商人。虽然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一贯视商人是可鄙的，李贽却极力为商人辩护。在他的友人中，夏道甫是一个典型的商人，而他自己也出生于晋江的一个世代商贾家庭，后家道衰落，因而深知经商的不易。他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2]49的确，商人的辛勤劳苦，经营风险，还要饱受衙门官吏之屈辱，这些辛苦绝非是坐享利禄的公卿大夫可比的。从中可见李贽对商人的贡献大加赞赏，对商人阶层饱含了深刻的同情。
此外，李贽所交往的人中还有另一个群体――妇女阶层。其中，梅澹然在他接触的女性中，算是交往最多的一个，二人还常常互通书信探讨佛学知识。或因如此，对于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李贽提出了全然反对的意见。首先是质疑道学家们说的“女子见短，不堪学道”。其次，倡导男女平等，强调“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而且，他本人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歧视女生。虽然这些都激起了卫道者们暴跳如雷，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甘受种种责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始能与众同尘”（《焚书》），明确表达了他尊重下层市民、亲近下层市民的市民立场。他对社会平等关系的大力张扬，实质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平民意识的觉醒和对人性解放的呼声，即回归人的本真――自然之性。 （三）离经叛道的异端哲学
李贽推崇的市民文化，是对传统以中和为美、为雅的审美思想的反叛。这种美学思想根源于其激进狂怪的哲学思想。从其学术背景来考察，李贽师从阳明心学激进派――泰州学派王艮之子王畿。毋庸置疑，李贽的骨子里必然带有泰州学派哲学的、思想的、文化的基因，注入了王艮开辟的“平民主义美学”的血脉，流淌着阳明心学“率性、贵真、自然”的人本主义启蒙思想的潮汐，并且将之进一步世俗化、感性化，把以主体意识的觉醒为核心的叛逆洪流推向了高潮。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孔子仍然敬若神明。李贽却敢于公然挑战孔子权威，乃至对孔子加以揶揄嘲笑。他62岁出家，虽入佛门，但其言行做派又俨然一佛门非常僧。从他对自由的向往看又有点像道家，但对世事的批判关注却又缺乏归隐、无为的淡然心境。因此，在他所处的时代，大多数人视其为另类，一个“儒不儒、僧不僧、道不道”的异端。他这种“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的做派，公然倡言“人必有私”、“私者，人之心也”的言论，并且发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狂语，成为当时正统思想及统治集团的叛逆者。他针对孔子言论说：“道本不远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明灯道古录卷》）他认为，道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存在于人之外，因而道就是人的本性，也即人的自我需要。其实，他所说的“道”，与儒家的仁义之道、道家的自然天道不同，而是人本真的道。
可见，李贽发出了中国民主主义思想之先声。他的思想“具有解放人性的意义，这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倾向”[3]，与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主义思想，这是李贽思想的可贵之处。尤其，他提倡童心真语，反对自欺欺人；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束缚；提倡人人平等，反对盲目崇圣；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提倡人伦物理，反对邪教鬼神等等，从以往高高在上的伦理道德转向人世间的物质生活，落实在“穿衣吃饭”、“治生产业”之中，提示了一种全新的人世之道，即人之道，人的自然之道。“李贽就是这一启蒙思想的代表和旗帜。李贽比王阳明更具有近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民主色彩，正是在李贽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变。”[4]74-80
李贽作为哲学启蒙的理论代表倡导文艺启蒙，对当时泛滥文坛的文艺复古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冲击，而且掀起了震撼中华的轩然大波。以俗为美的市民文化和美学思想影响了一批文艺启蒙思想家和艺术家，如汤显祖、袁氏三兄弟、冯梦龙以及明末清初的画家兼理论家徐渭、石涛等，不胜枚举，开启了一种新的文艺审美风尚。
二、李贽“尚俗”思想的美学特征
（一）以“俗”为“真”的审美态度
李贽“尚俗”美学思想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俗”为“真”的审美态度。“文以载真”，是李贽极力提倡的一种观点，主张文人士大夫要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敢说真话。他欣赏“怒骂以成诗”的真实情感，号召突破传统诗教“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并对“真”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见解。这在他的《童心说》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由童心而真心，由真心而真人，由真人而真文。可以说，“自然之真”是李贽生命的基本内核和人生归宿，也是贯穿李贽思想的一条主线。他的“俗”也是“真”，一种以世俗生活为模本的真率与天真，表达了对真实生命的真诚的审美态度。?τ诒硐质忻裆?活题材的作品他也极为赞赏。比如，他对通俗小说《水浒传》的点评就多次使用“真”字。在《水浒传》二十五回郓哥撩拨武大?O一段，在眉批上曰：“一个尖，一个呆，逼真逼真。”在他看来，最美的艺术应该是表现自然而不矫饰的真实个性。
李贽提倡“真”，极厌恶“假”。在点评《三国演义》第四回中对曹操有一段总评，反映了他对虚伪的假文化不齿的态度，以及对纯朴天真的俗文化的高度赞赏。在对于被理学视为洪水猛兽的“色”的态度上，假道学者尽管邪淫者比皆是，但是诉诸作品则被认为大逆不道。相比之下，下层市民却敢于坦露自己的真实心理，大胆承认自己“好货好色”。在李贽看来，这种“不能掩其本心”的情感表露才是对真实人性的呈露。他对追求自由爱情的《拜月记》《西厢记》等戏曲作品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热情讴歌在当时颇有争议的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爱情，这些充分体现了李贽整个审美情趣中真性情的一面。
（二）以“欲”为“善”的审美标准
李贽尚“俗”美学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肯定人性之欲，并将之作为审美评判标准，在当时具有进步、解放的意义。他在论述舜“好察迩言”时说：“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明灯道古录》）他认为，以食、色、性为基本要求的民情之欲，就是善的，口是心非的虚情假意都是恶的，颠覆了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把原来的“恶”变成了“善”，原来的“善”变成了“恶”。他认为传统封建道德都是对人自然情欲的压制，并且扭曲了人的自然之性，即走向了人的现实生存的直接对立面，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离。这种以“民情之所欲”为善的观念，显然带有一种非道德主义倾向。在他看来，真正的道德并不应成为对人的情欲的约束，虽然对情欲也要有所约束，但从根本上说它不是用来约束情欲的，道德应该要使情欲获得日益完满的实现。所以，他主张“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意在肯定人的情性之自然。可见，这是站在人的现实生存的立场上，来批判儒家的“礼义”并非人的情性之“自然”，同时，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有根本的、质的差别。
“民情之欲”便是“至善”。人的七情六欲都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自然需要， 体现了“自然”个体存在的感性意志。顺应“情性”之“自然”同样也会合乎礼、义，根本无须任何外加的道德教化和约束。因此，凡是情性的自然流露既是美的也是善的。李贽对在市民中产生的人欲理论的肯定，具有时代的创新性，成为新美学的核心。根本上来说，人只有在基本的物质欲求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才可能以真诚、真实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各种事务。“自然之为美”才能成为“自由之为美”，最终达到审美的的自由境界。 （三）以“趣”为“美”的审美取向
李贽尚“俗”的美学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趣”的追求。他对“趣”的审美取向与魏晋六朝的名士风流之趣并不相同。他的“趣”建立在世俗生活的基础之上。对“趣”的欣赏与评价主要采取“反常合道”的艺术表现方式。即从反面着笔，用滑稽戏谑、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表现深刻的道理。与庄重为雅的传统审美特征相比较，活泼、生动的艺术则给人以更多的“乐”。他认为，“世之善谈者寡，喜笑者众”，“人情畏谈而喜笑”。世俗生活中很少有人喜欢严肃的谈话，轻松愉快的笑谈更令人欢喜。百姓的言语既不矫情也不造作，反而“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倦矣”（《焚书》），那些“街谈巷议”，“俚言野语”恰恰是对生命的最为深切的体验，是对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民间之趣以率真、质朴见长，充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在艺术创作上对“趣”的实践，归根结底要依赖生活之“趣”。也就是把对真实人生的热情融入作品之中。从这一点上说，审美之“趣”应该是生活之“趣”的自然延伸。或许是幼年时代受泉州较为开放自由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李贽特别提倡文学艺术的通俗性。他认为通俗文艺是百姓生活至情至性的审美反映，体现了个性之真与人生之趣的审美追求。
以“趣”为美，也是李贽对小说品评的最高标准。李贽对当时文艺界已经萌生的“趣”的审美观念作了进一步发扬，通过小说点评的方式肯定其积极价值，比如，《忠义水浒传序》《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都是他在小说评论领域的代表作，对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叶朗高度评价他的这一成就，说他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真正灵魂”。的确，明清时的通俗小说，抒情直率泼辣，语言通俗质朴、活泼风趣，与温柔敦厚的正统审美大异其趣，深受百姓喜爱。除小说之外，在戏曲、绘画等各类艺术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李贽提倡的这种充满生活情趣的美学观念的影响。文学艺术作品应该超越功利道德，以审美愉悦为目的，以“趣”作为审美标准，?@是李贽美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和审美取向。
三、李贽市民文化美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总体而言，在晚明审美观念大解放时期，李贽倡导“俗”的市民文化，其本质并不是维护俚俗、浅俗、庸俗，根本出发点是倡导一种与正统封建文艺不同的新的文艺形态、审美形态。正如明代晚期的市民文化一样，当代大众文化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股潮流是无可逆转的。但是，如何发展才能保有真善美相统一的特质，焕发时代的新气象，或许可以从李贽的市民文化美学思想中获得一些启示。
（一）大众文化应避免流于“三俗”
一般人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通俗的文化，人们往往将其与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对立起来。根据冯宪光的说法，“精英文化亦即上流文化、上流社会文化，杰出人物创造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与之对应的是大众文化，是为普通百姓容易接受与掌握的较低层次的通俗文化。”[5]这无形中给大众文化打上了低质化的标签，此种理解并不正确。我们反对把“雅”与“俗”完全对立起来，褒雅贬俗。大众文化，应该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来弘扬人性的真善美，实现“雅俗共赏”，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的有益补充。然而，随着文艺商业化愈演愈烈，一些人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迎合市场，将文艺审美简化为娱乐，再偷换为游戏，沦为搞笑。长此以往，文艺审美应有的人文精神内涵被悄然抽空了，变成了专给人提供即时快感的玩乐。暴力和黄色成了笑料，损人变成了幽默，“娱乐”变成了“傻乐”，文艺岂能不滑入庸俗和低俗的泥潭！如此，把大众艺术降低为审美的低级形式，甚至降低到动物的低等审美形式，以致肉欲物欲横流化，已经成了文化产业化带来的病症了。鲁迅先生早在《文艺的大众化》中提醒过：“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6]观念决定行为，从文艺观念上厘清对“俗”的认识，有助于正确引导文艺实践，遏制文艺低俗化现象漫延之势。
再看明末市民文化，虽俗亦真，俗而有味，俗而有趣，俗中有美，于轻松愉悦之间达到审美的境界。当前，文化产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趋势，在面向消费市场和大众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要考虑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但更应注意的是，文艺本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切忌把文艺降低到日常生活水平，而应在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真正实现道德与审美的统一。
（二）大众文化亟须人文精神
如前所述，李贽提倡的市民文艺的内涵实质上包含了许多积极的因素，如对世俗人心的理解与包容，市民心灵的友谊和信义等等，涵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之真与自然之道的精神内核。反观我们这个时代，大力提倡大众文艺，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以前长期压抑的生活的一种解放。这种方兴未艾的审美大众化与李贽所处时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今天的审美大众化，便是当代文艺走向大众的一次勇敢而可贵的革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人解放思想，发展经济，促进了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然而，也许是应了古人说的“饱暖思淫欲”的逻辑，当下中国社会弥漫着“俗”的审美氛围。这种“俗”似乎与李贽提倡的市民文化之“俗”有所不同。李贽高扬的“俗”是真心、本心的思想表达。而当代大众文化之“俗”之所以陷入低俗、媚俗、“娱乐至上”的泥淖，亦如马尔库塞担忧的那样“向物欲投降”[7]64，而不能自拔。众所周知，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磁场，看不见摸不着，它具有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社会效应。然而引导民众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乃至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也都沦于娱乐为上的境地时，曾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之气在靡靡之音、声色之乡中将会缥缈难觅。这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来说，无异于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此，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回归，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已经刻不容缓。大众文化只有注入积极的人文内涵，才能以优秀的作品吸引人、感染人、熏陶人，成为塑造民族精神的强大力量。 （三）大众文化更需要创新
与明代市民文化的兴起类似，当今大众文化的繁盛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略为不同的是，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因子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这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复杂，也是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后工业化的产物。比如，科技带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种类和形态，电影、电视、网络技术等等，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艺术的创作方式，使文化艺术产品走向批量化的流水生产线，彻底改变了艺术不可重复性的特点，使文化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与模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与古代大众文化艺术作品主要靠手工创作所产生的独特性有很大的不同。不可否认，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复制模仿一定程度上使大众文化偏离了艺术的本质特征，即艺术应有的个性和创造性。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科学技术，回到古代手工技术时代，而应该明确一个关键问题：技?g只是文化艺术创作的一个手段，它永远无法取代文化艺术。大众文化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展现出十分活跃的文化生机，创新是它永恒不变的特性。如今，科学技术已经渗入现代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历史发展潮流无可阻挡。我们所要反思的是如何避免模式化、类型化复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自己的创新理念来调整和创造符合大众需求的艺术作品，使大众文化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每一部作品中，更要体现在“开风气”的经典之作中，而不是“跟风模仿”。在大众文化时尚、流行百花齐放的时代，每一次文化时尚的替代与更新，每一种文化方式的流行，必定要有创新的内容与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大众，才能在文化市场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总之，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时代内容并体现着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对李贽时代的市民文化审美思想的重新理解，对当今大众文化及文化产业化现象无疑起启示和警醒的作用，从而找到较好的理论方法和理论立场来解答中国大众文化面临的诸多诘难，进一步推进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