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369-01
政治合法性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理论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之一。中国的历史政治人员都非常关注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其创造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确保其统治工作的合法性，导致其难以逃脱改朝换姓的结局。现阶段的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理念上的构建和传播工作也曾出现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是现阶段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基础，这一观点就是为了达到现阶段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的认可。
一、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在以往发展中，我国政治活动是依据神圣构建的，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构建了思想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天是高高在上的，是不可侵犯的。在这一阶段“天”成为合法性的基础，的基础，以此促使政权也变的非常坚固。依据历史案例的分析，依据天命实施统治的方案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替天行道，依据祭天、祀天等形式证明统治的合法性；第二，正统是天命所归，表明了发展的合法性。第三，美德，其是指君王依据美德获取天命，需要君主要修身养性，这是管理国家的基础。第四，保民，指天心和民心是相同的，君主拥有人心的拥护，获取合法性。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是依据“天”等超越人类，无法预测的政治文明为基础，促使其成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依据，由此，此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超越人们所知的，凌驾于人们，这也是传统意义上政治秩序的重要展现[1]。
二、现代社会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明确
合法性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社会市场和经济的提升在不断变化，从传统性变为现代性，相应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超出秩序变为人的理性。最先提出传统政治合法性变化的是马基雅维利。他是中世纪后期政治实现家中，最先摆脱神学和伦理学约束的学者，为政治学和法学提供了独立学科的方向。提出国家之上，将国家权力定为法的基础。代表作《君主论》主要是阐述了为君之道和君主需要具备的条件、本领以及如何获取自己的政权等，因此马基雅维利是近代政治思想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
启蒙运动秉承了以往政治理念中的人性特点，举高旗帜，全面转变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看来，民主和自由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对于卢梭而言，其更为注重约束社会不平等，期望找到一种结合的方式，促使其可以结合一切力量为每一位结合者提供生命和财富的保障，同时又让每一位与整体相关的个体遵从自己的观点，让每一个人依旧像以往一样都是自由的。在卢梭看来，人们生来都是自由的，但是却一直存在与一个枷锁之中，因此他就提出，契约是所有合法政权的依据，社会契约可以让每一个人在公正的引导下发展，主要权利是属于人民，是无法转变的，但是权利转让的协议需要依据君主或者政府构成。人们具备一定的案例，影响着政府构成化的形式和在职工作人员，国家若是乱用权利，人们可以取消社会契约，重新构建满足社会需求并且可以保障自由的民族制度。在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们主要是提出了封建制度的不科学性，更认为要提出新的理念取而代之。
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超出性的制度逐渐消亡。马克思将这一变化展现为：所有固有的僵化关系和与之相符被尊崇理念和建议都逐渐消亡，所有新构成的事物在没有稳固的时候就老套了。
政治顺序的最后基础不再是超出性的顺序，而是依据创新和优化自我内容，群体依据自我理念构建全面的、优质的、超越传统意义的现代化政治文明观念。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一大创新和变革，促使政治文明具备了人为因素，引导人们引入到了新的历史时代，依据基础内容来说，政治合法性主要是就是具备科学意义，将理性变为现代化政治文明构建的基础内容。
三、建立现代化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依据
现阶段的西方国家主要是结合理性构建了法律、官僚以及民族政治等形式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然而，韦伯依据实际意义的理性分析信息表明，合理性是具备内在张力的，主要划分为工具和价值的科学性，或者说是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科学性。在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中，民主政治是发展的重要依据，为形式和工具科学性构建政治文明提供基础，但在实际发展中依旧存在很多科学性的问题，工具的变大会导致价值的减少，而形式的明确也会促使实质理性的消亡。韦伯提出，在这一时代，其具有独特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已经被去魅，它的命运便是这样，那些优质的、高级的价值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消除了。因此，依据工具理性的单一拓展内容受到了怀疑，更促使作为现阶段实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出现问题[3]。
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去魅的过程，增加理性的推广也提升了价值和实质理性的消亡，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是构建形式化、程序化的制度；第二，是超出性秩序解体出现的价值真空，也是导致现代化社会方式变为目标、形势变成内容，依据物体关联取代人的关联，制度系统影响着现实生活。
现代政治秩序是依据人性、理性抵抗神圣秩序，也就是说主要是依据人的理念明确判断，因此判断不再是神和上帝，不再是历史中的每一个英雄、皇帝或者是圣贤，而是寻找政治价值层次、政治活动以及政治秩序的公共点，结合公共责任管理一切事物的工作逐渐增加，促使相应工作拥有的政治文明观念变得越来越强烈。如，以霍布斯为主的思想家提出都将社会约束定为政治理念发展的依据，促使政治成为公共理性产物，卢梭提出的公意论对于公共理性提出了新的发展形式促使其可以依据多有力量来保护和确保每一位结合者的生命和财务，并且依据这一结合让每一个人与整体相连，但是有遵从自己的理念，且向以往一样自由”。
合理性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依据，需要将客观和主观合理性结合到一起。理性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依据可以多个特点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实施全方位的设计和管理。因为这种工作是依据公共人类生活共识的基础下实施的，其注重社会经济发展获取的利益，在公平上构建协议和认知。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构建在公共理性的平台上。因此公共理性，就是“人们对其理性的公共应用”，是因为工具理性是向着价值理性发展的桥梁。受众依据公平的协调、对话实施沟通以此获取共鸣，构成平等的世界观念和社会观念，以此达到社会整合的目标。这一过程也是依据世界观念和社会规范为基础的[4]。
结束语
总而言之，政治合法性的?F代变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方向。公共理性包含了工具和价值要素，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是依据获取价值共同点为目标，这也为解决因为工具理性过于拓展带来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只有在此基础上，理性才能为政治构成明确和落实提供有效的依据，这也就被相同的价值，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