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0
周扬既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这双重身份的重叠与糅杂，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周扬从20世纪30年代走上文坛开始，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并自觉根据中国革命文学的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化改造，其中国化探索在其不同的文艺思想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探索主要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系统化、中国化改造；在20世纪50、60年代，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官方代言人，周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和宣传；新时期开始后，周扬又通过对自己文艺思想的反思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可以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探索的轨迹，浓缩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特征，尤其是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和中国化改造更是深刻影响了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文艺运动的历史。总之，在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变并反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上，周扬是我们绕不开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
一、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与阐发
周扬一生都致力于苏俄文论的译介，并以苏俄文论为基底建构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在学界是不争的事实。苏联文学、文论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重塑了他的批评语言，改造了他的批评方法和模式，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了他从事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批评方法。周扬之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基于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求，因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进之前，曾经名噪一时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显示出明显的弊端：一方面，它没有实现与现实历史的、客观的结合；另一方面，它没有真正触及现实主义的核心，只是将旧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机械结合在一起。①正是在现实主义方法遭遇瓶颈的背景之下，周扬引入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在前苏联和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介与阐发是周扬早期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中，周扬就已经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口号以及它对苏维埃文学的重要意义。两个月以后，他又专门撰文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的背景、含义、特征等等，这篇文章就是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此后，他又先后写了《现实的和浪漫的》、《现实主义试论》等一系列文章继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补充和深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将其与“五四”文学传统、“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及政治斗争、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现出同中国文?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周扬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与阐发，就其核心内容而言，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本质问题：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及其与真实性的关系
作为左翼文艺运动宿将和解放区文艺工作领导者、组织者的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和40年代的“王实味事件”中，就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及其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的本质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周扬驳斥了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所谓“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文艺应当表现完美的人性”等观点，认为这些抹杀了文学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见解通过宣扬文学的超阶级性来否定文学之于政治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文学的武器作用。在他看来，阶级性是文学的必然属性，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同反动意识斗争的有力武器。因为，从客观因素上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仍然存在的社会里，文学是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的；从主观因素上看，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只是生物学的存在，更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胡秋原也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但他只是把阶级性看成是构成文学的因素之一；而周扬却将阶级性当作文学的首要、根本的属性，不承认文学拥有真正的自由，也不承认文学可以表现超阶级的人性。尽管周扬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的特殊性，试图在强调文学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兼顾文学自身的规律，但在当时的革命氛围下，难免沦为空谈。
为了突出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周扬又阐述了文学的党派性。所谓文学的党派性，其实质“就是‘阶级性’的更发展了的，更深化了的思想和实践”[1]65。换言之，文学的党派性是文学的阶级性的更完全的认识，是对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阶级性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就两者的关系来看，党派性与阶级性没有性质上的根本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党派性是阶级性的延伸和发展。周扬以“党派性”为旗帜，使得文学的阶级属性更为凸显，也更加彰显了文学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周扬还深入阐述了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家通过强调文学的绝对自由来达到文学对现实客观的、没有粉饰的反映，周扬从阶级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文学不存在纯粹的、绝对客观的真实，而只有主观的、阶级性的真实，并且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不仅不会妨碍文学的真实性，还会促使文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真实性。因为“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1]63-64，而无产阶级又是继承资产阶级遗产并将根本消灭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学是最具有真实性的文学。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真实性，而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真实性，又必然诉诸于它的阶级性和党派性。
现在看来，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关于文学的客观规律的一些看法，以及他们对文学的自由性的倡导，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仅以此指责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理论家，仍然有失公允。毕竟他们是处于救亡、革命、解放的时代氛围下，处于阶级斗争的激烈旋涡中，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虽然难免偏激，但从根本上是符合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指导思想的，对于维护无产阶级在文学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阐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在苏联是经过诸多争论之后才最终由斯大林确定的。作为20世纪30年代高度集中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文学统一化的产物，它虽然是一个在理论上统领全局且要求人人服从的创作方法[2]，但是“拉普”理论家、苏共领导人及苏联作协对它的讨论“仅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这一方法应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学的一系列内外关系”[2]，事实上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而它在“与其说还很贫乏，毋宁说干脆地说是阙如”[3]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更有针对中国文艺现实进行重新建构或阐释的必要。正是在这一情势下，周扬在吸纳苏联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这具体表现在：他在历时层面上总结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理论特征；在共时层面上深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在方法论层面上论述了如何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苏联文艺界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2]这一定义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客观地、具体历史地反映现实以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方面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单纯从世界观出发而忽视了与社会实践和劳动阶级结合的弊病。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和苏联的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紧密结合的，是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周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不顾及这一理论应用的现实条件，而“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1]174。为了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以此让它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学服务，周扬立足于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定义，结合多个理论家的观点，描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征，将其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真实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原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是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新的现实主义形态，因此，它仍然秉持了真实的原则。第二，动力的。现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保持了相同的节奏，也是在运动发展之中反映现实，这是它超越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和旧现实主义的地方。第三，反映本质和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反映不是表面的、琐碎的，而是本质的、综合的，即对现实进行了艺术概括。第四，大众性与单纯性。这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更加契合中国的现实需求。
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深化：其一，周扬不再仅局限于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而是更具普遍性地探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认为浪漫主义同样是包含在现实主义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趋势；其二，周扬认为浪漫主义具有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作用，这从本质上将新浪漫主义与过去颓废的浪漫主义区别开来，肯定了想象和幻想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看到了积极浪漫主义中所蕴含的革命性和斗争性的因素，也为20世纪50年代“两结合”的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现??主义”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提出来的，其实践性和操作性到底如何，这在当时的理论界少有人进行阐发或总结。而周扬在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时，不仅进行了理论形态的描述，同时还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解读，即探讨了如何才能在创作和批评活动中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中总结了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四点原则。首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强调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同时又强调通过客观来磨练、充实主观，只有在实践中实现主客观的融合，才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正确的世界观是观察和研究现实的指南针，也是主客观融合的前提。再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的表现不是盲目的，而是力求反映客观的、典型化的现实；最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必然包含浪漫主义因素，现实只有在想象力和幻想的灌注之下才能成为艺术品。这四点原则辩证地将主观与客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既突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又为如何在文学实践活动中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划定了标准。 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特征和原则的总结与描述，既完善了苏联的理论成果，又尽可能贴近中国文学的社会现实与党的意识形态路线，吸收了浪漫主义中革命的积极的因素，为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一个更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并使之在建国后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标准。不过，周扬并没有能完全避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缺陷，他在“国防文学”中独尊现实主义，并认为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它是否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出发②，这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批评上同样存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以世界观裁决文学创作倾向的弊病。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与动力：文艺大众化
在文学创作中秉持大众化立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内在要求和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就包含“大众性”、“单纯性”的因素；而“文艺大众化”又促使作家不断深入生活，接触大众，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去观察现实。可见，“文艺大众化”既是衡量文学作品现实主义水准的标杆，又是确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落实到文学实践中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周扬在论述现实主义的问题时，特别强调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和民主主义的任务是不能分离的，应当“充分地发挥文学的民主性、大众性，使文学成为教育大众的工具”[1]228。早在1932年，周扬就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中对如何去实践“文艺大众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主要包括对作品语言和形式的要求，以及作家要深入革命斗争和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这些观点在后来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抗战爆发之后，战争促使文艺与大众化走得更近，文学的大众化立场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文艺大众化”成为了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中心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周扬在早期观点的基础上围绕三个侧重点对“文艺大众化”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其一，“文艺大众化”的内涵；其二，左翼革命文艺的“文艺大众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扬弃；其三，如何促进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趋势以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新的社会环境的要求。
周扬对“文艺大众化”工作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的影响，他高度评价了《讲话》对“文艺大众化”工作的指导作用，认为《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460正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周扬修正了抗战前对“文艺大众化”内涵的理解。他主动改变了之前的“化大众”立场，不再单方面地强调通过文艺的不断大众化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而将重心放到知识分子如何向大众学习进而改造自己的思想之上。周扬这一立场的转变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的走向，文学的天平开始向大众倾斜，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逐渐被瓦解，这有可能使“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文艺大众化”与“五四”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周扬肯定“五四”文学革命推动文学不断“去贵族化”而向大众化发展，及其在语言、内容等方面为实现文艺的大众化所作的贡献，同时，他也反思了“五四”在文学的大众化传统上的不彻底性。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五四”文学虽然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口号，但在“化大众”的启蒙意识的规范和主导之下，知识分子不可能真正深入大众，而大众化立场的不彻底又决定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以工农兵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之间是存在隔阂的，也就无法实现文艺与大众的真正结合。虽然周扬在主观愿望上是想通过大众立场来实现对“五四”传统的超越和发展，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往往对“五四”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进行了不恰当的否定，也由此导致了他与鲁迅、茅盾、胡风、冯雪峰等人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上的诸多分岐。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化大众”立场的基础之上，周扬积极探索了如何推动革命文学与大众进一步结合。首先，要表现抗战这一新的主题，文艺与抗战靠得越近，文艺就与大众走得越近。其次，在形式上，周扬重点讨论了通俗文学中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他比较辩证地论述了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发展的。两者之中，又以新形式为主。新形式是新的经济政治的反映和产物，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它和大众尚处于隔膜状态，因此要充分利用旧形式，同时，也要估量旧形式能被利用的限度，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旧形式，用新形式来改造旧形式，进而从旧形式中发展出新形式来，最终实现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与新内容的结合，从而促进文艺与大众的真正靠拢。此外，周扬还考虑到了一般民众文化水平低下和新文艺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现状，因此，并没有完全排斥那些暂时不为大众所理解的作品，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和大众的完全结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得不说，这是比较符合文学当时的发展状况的。
周扬对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不断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看法和策略，从而提出了很多具有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周扬倡导文学深入抗战，深入大众生活，充分利用旧形式，逐渐推动了新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发展。通过对“文艺大众化”的深入研究，周扬更加坚定了现实主义立场，更加确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文艺建设的重要价值。
（四）对“典型”基本特征的辩证认识
早在1921年，鲁迅就引入了“典型”这一文学理论概念③，此后，经瞿秋白等人的译介，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中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塑造之间关系的理论也逐渐引入中国文艺理论界，但事实上，直到建国以后学术界对典型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周扬和胡风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发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中国之后，左翼理论界在肃清“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影响的过程中提出了反对类型化，反对“个性消解在原则里面”等讨论的背景之下。其实，二人对典型的基本含义的论述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他们都强调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集合，是某个群体的共同特征表现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二人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典型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特殊性的含义和特殊性之于典型的意义之上。 关于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胡风的解释是：“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④对此，周扬修正了胡风对特殊性的阐释。他认为，典型的特殊性不仅是相对于别的群体而言，甚至在典型所在的群体中与其他个体相比它也是与众不同的。周扬还指出，胡风对于典型的认识缺乏对人物特殊性的具体分析，这将不利于挖掘典型的社会群意义，还会有使“个性消除在原则里面的危险”。也就是说，周扬和胡风都承认典型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胡风更强调典型中普遍性的一面，甚至他对典型特殊性的理解也消解在普遍性之中，他所理解的个性是包含了某一群体普遍性的个性；而周扬却更看重典型的特殊性，认为典型的群体意义要通过其个性表现出来，不能抹杀人物的多样性。
客观地讲，周扬对典型普遍性和特殊性内涵和关系的看法是非常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的，既肯定了典型同时具有自身的个性和它所代表的群体的共性，同时还敏锐地看到典型的普遍性蕴含于特殊性之中，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充分反映了周扬对典型问题的深刻理解和他自身清晰的逻辑思辨。需要注意的是，周扬所说的典型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造出来的，他对典型的看法就难免会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因此，他特别强调典型在政治救亡运动中的斗争意义，要努力创造民族英雄和卖国者两种类型的正负典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周扬将典型创造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就这一点攻击胡风把典型的创造和中国文学的战斗任务相分离，有取消文学的武器作用的危险，这难免有些上纲上线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通过以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大众化”、“典型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周扬在建国前的文艺思想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核心的，这是他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主要方针和原则。经过周扬改造和深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苏式色彩”已经大大减弱，逐渐融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中，和“文艺大众化”、“典型论”等理论相互辐射、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基石，并在文艺批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周扬在“鲁迅论”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周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在从事文学批评时不可能以纯粹的批评家的角色出现，而是以党的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和代表者的身份来审视作家和作品。也就是说，周扬在选取批评对象以及批评立场时都是以党的文艺政策为标准的，作家和作品不过是他阐释某种权力话语的工具。尽管如此，他在20世纪30、40年代所写的一些没有直接和党的宣传工作、思想斗??以及政治斗争相关联的文章中，还是有一些体现了他的理论家素养和批评家眼光的。比如，他对《雷雨》人物描写的深刻分析，从“五四”精神的角度评价《女神》，以及对孔厥小说风格的准确把握等等，都较好地处理了政策阐释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的“鲁迅论”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方法，客观总结了鲁迅的历史功绩及其思想演变历程，其批评所达致的思想高度是值得推许的。
（一）鲁迅与无产阶级的自然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周扬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写下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这篇文章主要是对鲁迅一生的事业和信念作一个宏观的阐述，并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鲁迅与无产阶级的自然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鲁迅的一生处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时局的变换与社会的动荡，使他的思想非常驳杂同时又非常独立，在“五四”精神的熏陶下走出来的他从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团体，但最后他却成为了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筹建者和精神领袖。鲁迅这种转变的契机以及他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进行鲁迅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此，周扬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并且很深刻、准确地分析了鲁迅与无产阶级结合的必然性。
周扬概括了鲁迅坚持了一生的四个信念与原则，这四个信念与原则是鲁迅精神的高度浓缩，同时也正是这四个信念与原则促使鲁迅走向了无产阶级。第一，民族主义。鲁迅的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鲁迅最初弃医从文，就是为了用文艺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鲁迅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积极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鲁迅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曾有狭隘的种族观念，他对中华民族的弱点和黑暗面有清醒的认识，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第二，民主主义。周扬将鲁迅一生最大的战绩归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1]285他用笔杆子痛斥封建专制对百姓精神的奴役，塑造了很多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物。他还是民主政治的激烈的主张者，曾为民主革命的失败而痛心。第三，现实主义。鲁迅的作品大胆地暴露中国现实的黑暗面，发掘民众心理的弱点，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同时他的现实主义没有和悲观主义相连，现实的可怕从没有动摇他对人类前途的坚定信仰，这使得鲁迅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产生了某种内在的联系。第四，对大众的爱。在鲁迅早期的作品中就表现出了他对劳苦大众的爱和尊敬，他对大众的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隐藏的是一颗火热的心。这四点原则和信念自始至终蕴含在鲁迅的思想生涯中，从未动摇。同时，这四点原则和信念和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在根源上是相通的，他们都致力于拯救中华民族，他们都对大众有深沉的爱，在具体的文艺原则上，他们都高举现实主义和大众性的旗帜，正是这些天然存在的联系，将鲁迅和无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奉献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事业。应该说，周扬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对鲁迅文艺思想的剖析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批评水准。
（二）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解读 194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60周年，周扬又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专门回顾了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将他称为“精神界的战士”。用这个称号来形容鲁迅是非常恰当的，他一直就是以斗士的姿态对抗一切黑暗势力，绝不妥协。在周扬看来，鲁迅早期的思想就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也就是说，鲁迅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反对市侩，主张个性。周扬抓住了鲁迅早期思想中个性主义这个最鲜明的标签，这对于经历过“五四”文学革命的鲁迅而言无疑是非常准确的。鲁迅早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拜伦的尊重之上。拜伦精神就是崇尚个性，顽强反抗，毫不妥协的代名词。但鲁迅之所以推崇拜伦，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反抗精神，同时还是因为他的同情心。在鲁迅冷酷的暴露与批判的文字之下同样饱含着他对人类一切苦难与不幸的同情。不过，尽管周扬承认鲁迅精神与拜伦精神之间有共通之处，承认鲁迅早期的思想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但周扬认为，鲁迅的个性主义和那种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鲁迅始终和广大的农民大众有血肉联系。在分析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基础上，周扬又简要分析了鲁迅的文学观，鲁迅早期的文学观是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应于他反对市侩、主张个性的思想，他的文学也是积极战斗的文学。这种对文学战斗性的要求，是他现实主义理论的高度反映。
从鲁迅早期的思想中发掘出其革命因素和战斗精神，将鲁迅视为勾连“五四”文学传统与革命文学之间的桥梁，这是周扬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鲁迅思想与文学评价的必然结果。虽然周扬这些追忆鲁迅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但其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反映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评价无产阶级文学家及其文学成就时仍然具有相当的理论效力，也说明了其成为建国后中国文艺界创作指南并非偶然，周扬的这一示范性评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三）“鲁迅论”的反复性
左联期间，周扬与鲁迅就已经结怨很深，尤其在解散“左联”后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斗争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二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他们文化立场的根本不同。鲁迅思想的着眼点在于“立人”，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周扬的思想核心在于“立党”，他所有的文艺主张的最终指向都是党的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是存在分歧的，也表明周扬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认同鲁迅思想的，在鲁迅生前，他也确实没有流露出对鲁迅发自肺腑的真正认同。那么，为什么他要在鲁迅逝世后创作纪念鲁迅的文章呢？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曾多次发表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号召全党学习鲁迅，并将鲁迅精神总结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⑤，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x论》里又给予鲁迅崇高的历史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一向就对党的文艺政策十分敏感的周扬意识到了鲁迅的价值，他对鲁迅的评价自然不乏迎合毛泽东的喜好并不断将鲁迅以及鲁迅精神神化的倾向。
周扬对鲁迅评价的政治功利性也就决定了他对鲁迅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公允的，也不可能展示鲁迅精神的全貌，同时也造成了他的“鲁迅论”会再次因为毛泽东对鲁迅看法的变化而变化。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显示出与鲁迅的明显差异：鲁迅致力于思想斗争，而《讲话》号召政治斗争；鲁迅着眼于“改造国民性”，而《讲话》立足于阶级与阶级的对抗。这种对鲁迅精神的否定在后来的文艺潮流中愈演愈烈。周扬在后来也较少提及鲁迅，从侧面表明他对鲁迅的看法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见，周扬的“鲁迅论”由于受到党的文艺政策尤其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而呈现出立场的反复性。如果把这种反复性放到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总体理解中，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高度重视所造成的文艺批评的高度政治功利性就成为制约周扬对鲁迅作出正确、客观评价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周扬文艺理论框架的“基石”。尽管并非他的原创理论，但是他为了使这个理论适合中国国情和党的文艺政策所做的探索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其中的探索也显示了周扬作为一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水准。只是，这一理论内在的政治功利性同周扬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混合在一起，造就了他在阐释、坚守这一理论过程中的双面特征：作为一名从“五四”文学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推崇个性主义，具有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同时，他又对政治风向非常敏感，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文人与政客这两种身份并非不能共存，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氛围中，这两种角色、两种价值观却往往互相排斥，互相对立。这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在周扬走进延安后愈加明显。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周扬开始全盘接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权威的解释者和坚定的执行者，政治仕途一度光明。但他越是阐释毛泽东思想，越是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仕途上越是顺利，思想上越是不自由。这种转变是极其痛苦的，最终他还是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步伐而遭到批判。这是周扬的悲剧，也是以周扬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往往在主流意识形态与自我的夹缝之中逐渐被消泯了个性。因此，只有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审视周扬走过的思想历程，我们才能客观评价他在理论探索上的是与非、得与失，才能真正看到周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所作的贡献。
注释：
①冯雪峰在回顾革命文学运动发展历程时曾指出1929年和1930年之间名噪一时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的弊端。参见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一书的相关论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88页。
②转引自杨守森的《穿过历史的烟云――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一书，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
③参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刊登的作者曹新伟的《胡风、周扬关于典型理论的争论》一文。鲁迅在1921年4月15日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用到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 ④?⒓?《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61页。周扬在文中引述了胡风对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涵的解释。
⑤转引自王福湘的《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