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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分歧

  摘 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作为马克思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写作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从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差异入手,分析他们对人、劳动、市场经济等的不同理解,表明作为政治经济学初学者的马克思既没有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也没有像在《资本论》中那样把哲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就由于他的思想背景而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前提性分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62-03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是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写下的笔记。这一笔记与一般的笔记不同,它包含很多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挥。然而,作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占有独特地位的一部文献,它在国内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近些年来,这一状况才得到基本改观。学者们?母鞲龇矫娑浴赌吕掌雷?》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的评论是针对詹姆斯?穆勒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而写的。我们在研究《穆勒评注》时,不能脱离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有必要结合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对比研究。
  一、现实的人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
  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人,但是他们对人的理解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的现实的人的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突出地位。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它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19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人。这些人是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对其进行观察和规定的。现实的人不是纯粹的哲学概念,不是抽象的人。马克思在分析现实的人时,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历史。他从对各个时代的历史考查中洞悉现实的人。
  其实,对于现实的人,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就已经写到,“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2]25。虽然这时的马克思并没有对他理解的现实的人做详尽阐释,现实的人的概念还有些粗糙,但这一现实的人的概念已经有了。并且基于对现实的人的理解,马克思已经看到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2]24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物。因为当面向现实的人,面向现实的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时,坚硬的现实性就会表明人不是纯粹的思想物,他必须为延续其生活而操劳,而在劳作中,集体力量是一种比个体力量更大的力量,社会联系的必然性出现了。
  利用现实的人这一批判武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烈批判。首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做了道德批判。这一点体现在马克思对信贷关系的考察中。信贷是什么,马克思没有谈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只不过是货币。马克思探讨的是信贷的本质。信贷关系包含两种关系,即:“一个富人贷款给一个他认为是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2]22在这样温情的浪漫画下,马克思看到了信贷关系中隐含的非人关系。穷人的社会美德和生命活动在富人眼中成了偿还他的货币的保证,此外便不具有任何价值。通过对信贷的考查,马克思不禁惊叹到,“在信贷关系中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2]22由此可知,马克思根本否定了政治经济学信贷的合理存在。
  其次,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完整的、活生生的人,不能做抽象的理解。政治经济学家在分析信贷时,对人做了片面的理解。“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2]22-23现实的人不存在了,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了货币,人竟然和货币成了同一体。不仅在信贷关系中,在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被政治经济学家做了片面的理解。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作为人而存在,人被异化了。
  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与马克思的不同。首先,政治经济学尽力避免涉及道德判断,认为自身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价值中立”的性质,政治经济学不是艺术或者伦理学的分析,而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可以从一定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做出说明,但它不提供道德判断,不说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政治经济学避免把道德判断纳入自己的研究主题,这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关。相关考证表明马克思在写作《穆勒评注》时,至少阅读过让?巴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有关经济学著作[3]641。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清楚的。这些经济学家虽然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细微差别,但他们几乎一致地把财富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这样也就把道德判断排除了。
  其次,政治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现实的人,而是把人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前提假设之下。约翰?穆勒于马克思写作《穆勒评注》同年发表的著作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人有过经典表述,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只关注渴望拥有财富的个人”,“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是获取和消费财富”[4]106,107。这样,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具有多样性的人,而是一种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范畴。
  二、劳动价值上的观点差异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也对劳动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进行了分析,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是不同的。首先,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承认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詹姆斯?穆勒同样是位劳动价值论者。更应注意的是马克思后来也继承了劳动价值论,并进一步深化了这种理论。但在马克思写作《穆勒评注》时,没有证据表明他接受了劳动价值论。穆勒认为货币金属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生产费用主要指劳动成本。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那些经济学家“在表述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2]18。显然,马克思没有看重穆勒阐释的价值决定理论,因为它没有揭示出价值决定的真正本质。政治经济学家只是抓住一个要被扬弃的规律,不肯松手。他们没有看到价值决定的规律是在变化的。生产费用并不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同样会影响价值决定。价值并非由某一因素抽象决定的,在现实中,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现实的运动……被现代国民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2]18。既然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非本质的联系,它不是交换的真正基础,那么似乎马克思就应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但受马克思当时理论水平的限制,他在《穆勒评注》中并没有解释交换的基础。但马克思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相互承认对方对自己的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2]35。马克思没有把劳动作为交换的基础,却似乎把相互承认作为交换的基础,而相互承认的思想得益于黑格尔。借助于这种思想,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基础是斗争,而在斗争中,那些更有力量,更为狡猾的人胜利。在这场斗争中谁能骗过谁,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质。既然在交换中偶然因素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交换中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价值规律。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不予承认。但他阅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几乎都赞同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5]26。他在其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全面论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大卫?李嘉图继承了这一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贯彻到底。作为李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要义》第三章“交换”中,也坚持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没有在价值决定中看到劳动的独特作用,而是把劳动置于另一个层面来分析。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2]28,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产品不是作为个人能力的积极展现,而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2]28。劳动的产品不是同生产者有直接的个人关系,而是成为在他之外的不受他控制的产品。劳动仅仅成了收入的来源,成了谋生的手段。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第一,“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28-29;第三,工人的劳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需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在的力量,是他不得不服从的力量,他不能自由地决定他的劳动内容和方式,他的劳动内容是由另一个人,由资本家规定的;第四,劳动成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劳动的目的只不过是维持工人自身的生存,只不过是工人在饥饿和贫困的压力下不得不从事的与其意愿截然相反的活动。马克思在这里从劳动与劳动主体、劳动对象的异化关系入手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遭遇。这种观察视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意义的理解和马克思的有明显差异。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劳动是作为手段而存在,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必需品,没有劳动就没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增进社会福祉。劳动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是人们不得不从事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不为人所需。因为劳动是辛苦的,它不可能成为快乐的源泉。只有在消费劳动产品中人才能得到满足。
  三、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与褒扬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多方面的。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在关于人和劳动的观点上不同。在较为具体的理论观点上也有差异。这种差异特别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观点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的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概念。但用市场经济概括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是可取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评注的是“现代国民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正是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次,马克思批判的那些现象是市场经济具有的本质特征,比如建立在产权平等上的私有制,?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货币的发展所导致的信贷业的发达,而货币的发展正是以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即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从其普遍性上看首先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为市场而生产。
  首先,马克思运用异化、外化理论批判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异化、外化,从其现实性上分析,这是由于从事生产的是私有者。“两个私有者的社会的联系或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表现为双方外化的关系或作为这两个私有者的关系的外化”。私有财产正是“由于它的相互外化或异化而获得外化的私有财产这个定义”[2]27。私有财产和外化相互交织,私有财产的行使必然导致外化,外化是行使私有财产的表现。私有财产关系表现为外化,这是由于在私有财产者之间的相互交换中,私有财产不再是这个私有财产者的劳动产品,不再是他的个性表现。他的私有财产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原本属于这个人的私有财产现在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另外一个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2]28。但是在私有财产关系中发生了外化,劳动者只能用自己的单方面生产满足自己的多方面需要,劳动成了谋生手段,劳动成了偶然的、非本质的劳动。劳动不再是个性的积极展现,而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这些不受劳动者控制的外在条件是市场的变化带来的他人需要的变化。面对这种他不得不服从的与他格格不入的来自社会的需要,他的劳动与他的本质相异化了。
  其次,马克思在批判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构想了自己的生产模式,以与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对立。马克思构想的生产是为人而进行的生产。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人不仅肯定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肯定了他人的存在。每一个人在他的生产过程中物化了他的个性,在这种活动中他积极地享受了他的生命。并且“在对商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37。这种享受不仅实现在一个人那里,它也实现在另一个人那里,它是相互的。每一个人在生产中发挥其个性特点。这种个性不是别的,而是符合人的本质的个性特点。马克思在论述这种个性特点时,突出了自由的重要性。人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38。没有个性的自由表达,人的生活将不再属于他自身,而是被一个在他自身之外的力量统治。而这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情况。市场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劳动成了生命的外化,劳动仅仅成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一种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它是外加给劳动者的。马克思构想的劳动则是人的真正的财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于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奠基性的著作中阐释了他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生产者“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27。斯密在这里对个人追求私利能更大地促进社会利益的论述,成了市场经济优越性的经典表达,指引着随后经济学的发展。斯密的这种观点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重障碍,使受制于旧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作为商品经济发展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具有历史进步性,当时的经济学家不仅支持这种生产方式,而且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具有永恒性。
  相比于马克思执着于理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般采取改良态度。古典经济学家没有马克思那样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态度。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的缺陷,古典经济学家对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亚当?斯密洞察到了当时欧洲的不公正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在当时欧洲执行的各种政策中,有的限制了某些职业中的竞争,有的使某些职业竞争过度,有的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些政策导致的不良结果就是妨碍了资本和劳动的正常运用,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斯密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扫除经济发展过程的障碍。西斯蒙第同情劳动人民,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恶果,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矛盾。面对资本主义的重重问题,西斯蒙第希望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增加工人福利,缓解劳资之间的对立,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
  四、结语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试图用哲学思想把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但把抽象的哲学原理运用于具体的经济分析不仅需要马克思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素养,也需要他具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而这时的马克思刚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还不完全。马克思没有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话,在前提条件上也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原则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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