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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性视阈下的民族互嵌及其政策意蕴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23-04
  “推动建设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思想提出以来,学者们对“民族互嵌”的研究可谓热烈,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关“民族互嵌”的相关主要概念阐释和理论内涵。二是“民族互嵌”的可能性分析、基本特征及功能定位。三是有关“民族互嵌”的建构路径。四是有关“民族互嵌”的意义。此外也开展了微观层面的相关调查分析加以验证,这些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的研究十分必要,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来说,当前的“民族互嵌”研究还应关注民族间交往互动的隐形地带,即文化间性。本文拟基于文化间性视角,从民族互嵌出发,分析促进民族互嵌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并运用文化间性理论对当下我国民族政策进行反思。
  一、民族互嵌与文化间性
  我们知道,民族构建有两大基本纽带即文化和政治,二者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所具备的相互区分之功能是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的来源”,[1]不同的个体因书写表述共同的语言文字、身着相同的民族服饰、参与相同的宗教仪式和节日风俗,来判断他者为“我族”还是“他族”,并对进一步的交往进行初步判断,这是文化层面个体判断的本能。“民族互嵌”研究实质上是针对多民族的跨文化交往和如何促成融洽的跨文化交往行为之研究,跨文化交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定位语均为“文化”(如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现实发展和文化误解引起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即是导致民族关系危机和民族间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的根源,间性特质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
  “文化间性”一词源于社会交往理论,来自西方战后迄今的哲学阐释中颇为引人注目的话语“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提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 [2]即个体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因为与其他人的关联,倘若不属于某个社会群体,这个个体的“自我”和“主体性”就无从说起。国内学界探讨文化间性时,王才勇率先指出“每一种文化就都有一个间性特质的问题,即在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显出的特质”。[3]这说明“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旨归”。[4]从这一基本概念来看,其主旨意涵与中国民族工作中争取实现“尊重差异,和谐统一”的基本目标相通。笔者着重对文化这一基本纽带开展民族互嵌的探讨,而理想的民族互嵌则意味着不同民族间互相承认他者主体的存在,并正视而不是忽视他者主体间的差异,且不畏惧差异。文化间性视角提倡“从主体间入手,找到众主体皆可接受的一个平衡支点”,[5]对我国的民族互嵌而言,这个平衡支点建立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共识之上,而民族互嵌研究之隐形地带――文化间性产生于多民族共在同一社区场域的事实中,这也是党中央重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原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56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文化关键符号)都是这些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里,慢慢沉淀和形成的、既最深层又最基础的部分,它们促成了民族成员的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而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本民族存在的目的和需要,又突出表现成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特性的存在是浓缩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感情的产物,其本质上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当我们开展跨文化交往的民族互嵌研究时必须认识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能引发彼此反响的内在关联。
  文化间性思想强调多元共存、平等对话,这与党中央提出的“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相通,凸显了它并不是独白型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当前党中央提出“民族互嵌”的两个关键点在于“空间互嵌”和“精神互嵌”,相对于空间互嵌,多民族的“精神互嵌”即彼此之间的文化融通和心理接纳显得更为重要。学者郝亚明指出,“嵌入式民族结构不追求民族结构同化,而试图建立一种民族间的内在关联,以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意蕴来确保民族关系的平等与和谐。”[6]可以看出,文化间性理论与“民族互嵌”思想本质较为相近,二者都主张多元和差异,并在差异中产生新的更高的统一,即试图超越一元化强力政治的多元共存,逐步实现和谐互补的理想状态。
  二、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
  上文阐述了文化间性理论与民族互嵌的相通之处,那么我们应该积极考虑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以期获得预期效果。“所谓交往理性,就是要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终止工具理性在科学领域的独断与主宰,让话语性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并通过实践(包括劳动实践和语言实践),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建立其有机的联系。”[7]57“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实践中的理性要求,实乃思维着、行动着、言说着的主体在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中的根本态度与最终立足点。他确信只有按照交往理性要求,一个社会或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进而协调他们的行动,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生产活动中取得成功。”[8]对民族互嵌来说,交往理性同样重要。哈贝马斯倡导社会交往中要个人服从整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合理交往,而“这个交往的基础并非简单的‘求同存异’,而是要在不同主体间确立可能得到共识的基本规范”。[9]民族互嵌亦非简单的“求同存异”,而是在国家统一下的“求同”和“存异”,在“存异”基础上的“求同”,这个“同”最后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旨归。因此,当前我国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应包括:   四、余 论
  综上可知,文化间性理论用于“民族互嵌”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可以说,其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了更宽和更深的学术研究视角。笔者认为:基于文化层面来说,“民族互嵌”的终极目标是从文化间性迈向公共性。我国多民族文化间性的存在与解读是实现“民族互嵌”公共性必不可少的环节。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这个发展和转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推动建设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一定意义来看,就是尝试把民族社区内的一般层次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J识,内化为生命个体超越文化实体局限以通向自由本性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情怀,换句话说,当民族社区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求同存异能够避免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避免不同民族文化因误会等因素导致的族际关系破坏,可帮助我们在民族社区这一场域中生发出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情怀,这顺应了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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