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俄国历史由此而变，每年此日便成为苏俄国庆日。且因苏联地位的特殊，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将十月革命作为纪念资源，以寻求与苏联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共产党自不例外。于中共而言，十月革命纪念显然不同于建党等本土纪念活动，属“域外”纪念资源，如此使其“中国化”过程值得考究，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时，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十月革命纪念各有特征，于此也能明晰中共纪念活动与政治文化策略。今年为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笔者在多年从事纪念活动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十月革命纪念话语主旨的演变进行考察，以丰富中共利用“域外资源”进行社会动员，服务政权建设的认知。
一、“苏俄化”的十月革命（1921―1927）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立即受到国人关注，但多数人对俄国社会主义了解不够，以致被认为“俄京激烈分子”引起的“骚扰” [1 ]。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到俄国十月革命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专门发布文件强调十月革命纪念需进行宣传 [2 ]，且指示地方“号召广大群众”开展“游行”“讲演”等 [3 ]。十月革命纪念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节日。
1. 介绍十月革命与苏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十月革命纪念以介绍苏俄，宣传社会主义。因十月革命开创苏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共学习榜样，但时人对之尚缺乏更多了解。有人预言落后的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苏俄政权终将昙花一现。周恩来批评这些人“只见其一未见其二”，“也可说仍还未懂得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说打成一片” [4 ]。此外，也有人将十月革命视作“洪水猛兽”，为此陈独秀分析人们误信帝国主义者“造谣污蔑”的原因：十月革命“大伤了宗法社会里人们的感情”；新俄宪法剥夺了“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参政权” [5 ]。诸多共产党人为十月革命及苏俄政权辩解，及时纠正时人误解。
中国共产党为纪念十月革命，翻译了大量关于十月革命的苏俄著述，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苏俄。十月革命对苏俄的积极影响成为中共宣传重点。十月革命最大的政治贡献在“推翻了地主资本家之政权” [6 ]，铲除沙皇、贵族、地主以及资本家这一批“万恶的强盗” [7 ]，最终建立起“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全世界劳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8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十月革命还推动了苏俄经济发展，革命后工农业生产“已出预料之外”，乡村经济“恢复得快”，商业经济“突进”发展。苏俄外交、文化也有不少变化。苏俄坚持和平政策，中苏建立起平等互助关系，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跪倒苏俄面前去承认他” [9 ]。十月革命还“方始得着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即“苏维埃制度的胜利，是各民族自由合作而成联合国家的基础” [6 ]。蒋光慈则强调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影响，将“资产阶级文化送到坟墓中去”，文学在“革命的浪潮”中变得更“活泼”“光彩”“有趣”“罗曼蒂克” [10 ]。十月革命从各方面影响着苏俄，造就一个新俄罗斯。
2. 强调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世界意义的阐释是该时期纪念话语宣传的另一重点。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俄国革命纪念”专栏，系统论及十月革命具有的世界意义：“十月革命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8 ]十月革命“唤醒”世界无产阶级完成使命，此亦中共纪念十月革命的实际原因。周恩来也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起首” [4 ]。纪念话语强调阐发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和价值。
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成熟与自觉，关于十月革命世界意义的阐发也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向导》主编彭述之发表文章，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将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相联系：“十月革命的著作者是列宁，十月革命是列??指导俄罗斯的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所创造出来的创作，所以十月革命即是列宁主义的具体表现。”论者进而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理解为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 [11 ]。陈独秀和郑超麟进一步明确了十月革命“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内涵。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即“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压迫”“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羁绊”，并归纳“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 [12 ]。郑超麟也认为十月革命“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劳动反抗资本的革命，他方面又是民族解放革命，殖民地弱小民族反抗宗主国帝国主义的革命” [13 ]。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成为十月革命世界意义表述的典型与具体话语。
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并阐发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尚在增强国人对十月革命的认同感。虽将十月革命视作“世界革命的起首”，甚而将之理解为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标本，皆是从苏俄本位出发，以实现中共领导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3. 诠释世界革命下的中国革命
十月革命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对工农群众占大比例的中国而言，学习与宣传十月革命更易使广大工农群众获得自我价值认同，接受中共领导的革命。十月革命为中共革命提供了“榜样”与正当性来源，苏俄冲破帝国主义包围，中国革命也将遵循“历史规律”选择苏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十月革命以宣传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彭述之形容十月革命于“腥血和冤气的积累中爆发出来”，用以鼓励国内的工农运动，觉得“从十月革命里涌现出来的苏俄，专门准备着撕毁帝国主义的铁网之工具” [9 ]，中国革命也必将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赤帜”指出十月革命真正改变了俄罗斯，苏俄正蒸蒸日上，资本主义各国逐渐消亡，中国人民应“效法列宁主义之革命精神与革命策略” [7 ]，以寻求中国革命的未来。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民革命”成为十月革命纪念话语的一部分。陈独秀提倡用“国民革命”取代“民主革命” [14 ]。任弼时运用十月革命纪念声援北伐和广州革命政府，指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俄国革命的成功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中国革命又与世界革命，即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脉相承。“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及广东政府的目的，是扶助中国民众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并发展民众的革命实力使中国达到独立与自主的成功……中国现在北伐反抗军阀统治的战争……我们是应当拥护赞助的” [15 ]。该纪念话语将国共合作与苏联联系到一起。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时，“隶夫”也称：“纪念十五年前的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我们更要对于苏俄的十月革命的第九周年纪念日，施以相当的敬意”，即要“坚决承认革命是惟一出路”，“中国民众实行国民革命”正是学习苏联 [16 ]。中共强调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十月革命纪念话语呈现出“苏俄化”特征，依托纪念以论证和阐明中国共产党自身及革命的合法性。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十月革命纪念避开中苏差异，尚未有清晰的纪念思路，也未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二、“本党化”的十月革命（1927―1937）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不得不思考政党合法性问题。同时，“苏俄化”十月革命纪念话语的诠释也不再符合中共现实政治需求。中共为进一步建设和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极力实现专享十月革命纪念，并对之施以“本党化”话语诠释，纪念话语将中国革命书写成无产阶级革命，视国民党政府为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反革命”政府。十月革命纪念话语的“本党化”正是时局的反映，法国学者马克?夸克指出，政治合法性的目标在于建立对统治权利的承认 [17 ]。中共运用十月革命纪念这一外来政治文化资源，建构起自身政治合法性，赢得社会支持与认可。中共努力尝试将自身政权建设植入十月革命纪念，换言之，运用十月革命纪念以将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合法化。因此，中共将广州起义纪念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典礼纳入十月革命纪念。
广州起义是1927年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虽然此次起义受共产国际指导带有严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然中共依旧将之作为革命纪念话语的重要载体，并与十月革命联合纪念。1930年中共发表通告纪念十月革命与广州起义，将日期扩展为11月至12月以实现两者联合。中共中央指示地方组织宣传广州起义与十月革命，称两者皆具“重大意义” [18 ]。中共试图将广州起义纪念打造成政治合法性来源之一。1931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上海工联会印发传单：“四年前的今天（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工农劳动群众受不住地主、资本家、军阀、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自动武装起来，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一天。” [19 ]中共虽主动利用控制的政治纪念资源进行宣传，但此后逐渐意识到共产国际指导下将占领广州取得革命胜利当做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的思路是错误的，“联合纪念”也越发不切实际，广州起义纪念最终被移除出中共纪念活动体系。
1931年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在江西苏区召开，来自中央、闽西、湘鄂赣等各区代表共计六百余人出席，红军方面也从各军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决定早晨举行阅兵典礼，晚间举行提灯庆祝，其时“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 [2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公?蹋褐谢?领土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即“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此宣告新政权成立。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新政权意在让“工农群众更了解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是唯一的出路” [21 ]。中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且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具有标杆性意义。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划清了中共同国民党政权的界限，明确了革命目标，同时也赋予十月革命纪念新内涵，使之更具操作性和宣传性。有共产党人撰文纪念十月革命，强调现今中国有两个社会――“与军阀联成一气”的国民党政府和“努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华苏维埃，望中国也能来个“十月革命” [22 ]，用苏维埃政权完全取代国民党政权。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即中?A苏维埃政府成立两周年时，中共发表决定：“两个世界尖锐对立的时候，在中国正是巩固发展的苏维埃政权与崩溃没落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剧烈的决战的时候”，以发动工农群众积极参与第五次反“围剿”运动 [23 ]。中共通过十月革命纪念将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以建构自身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将两个纪念仪式植入十月革命纪念的尝试，意味着中共在运用政治纪念资源上逐渐成熟与自觉，试图操控外来纪念资源，也蕴含将十月革命纪念逐渐本土化的设想。但因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中共因寻求自身的革命道路，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思路，使广州起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革命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不得不再次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使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建设遭受困境。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中共试图使十月革命纪念逐渐“本土化”。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符合国情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经历相当曲折，这也反映于十月革命纪念的“本土化”过程。
三、“民族化”的十月革命（1937―1945）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机骤然上升，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各种政治文化资源皆被裹挟到抗日主题之下，十月革命纪念也不例外。胡绳指出十月革命纪念“虽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纪念日”，但对于我们也“并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继而强调全面抗战下纪念十月革命以“学习（苏联）牺牲奋斗的精神”，且中苏关系“更亲密了” [24 ]。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十月革命纪念逐渐为国人认同与熟知，成为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抵抗日本侵略的宣传工具，并被赋予民族主义的话语内涵，其意义与价值被提升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变更策略，屡次对国民政府实施政治诱降，企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巩固和维系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该时期中共宣传的重要内容。《新华日报》于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发表社论，指出要学习“苏联的奋斗历史”，打击一切“妥协投降散布失败主义的份子”，鼓动人民大众“在敌人后方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27 ]，坚决反对对日妥协与投降。林伯渠希望民众“不要有悲观动摇的心理”，要以“坚强的自信在英勇战斗中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 [28 ]。为巩固抗日民族?y一战线，早日实现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人还积极动员群众“推动全国政治的改进”，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 [29 ]。中共借助十月革命纪念宣传全民抗战。
苏德战场形势的逆转使国内舆论沸腾，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共加紧社会动员，集中力量抗击日本。该时期十月革命纪念通过总结苏联胜利的经验以达到抗战动员之目的。有人指出“斯城保卫战是一个奇迹”，保卫斯城的力量即“斯大林格勒人的精神”，主张“根据这种精神以培养教育与组织全中国人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39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新华日报》社论总结抗战中历次十月革命纪念：“四一年是严肃紧张……四二年危险更大……四三年胜利的欢唱……今年更是到处都是胜利。苏联的存在和发展……赋予弱小民族解放斗争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性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指导下全国人民需“加强团结，进行反攻” [40 ]。十月革命纪念宣扬新民主主义，为抗战的彻底胜利提供思想指导，不难预见胜利到来。还有文章指出苏联胜利的最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 [41 ]。中共十月革命纪念成为宣传苏联胜利、苏联精神和主义的重要媒介，此源自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胜利，用以激励中国人民抗战。
该时期中共利用十月革命纪念宣扬民族解放，阐释国际关系，宣传中国抗日，推动抗日战争最终走向胜利。
四、“国家化”的十月革命（1945―1949）
抗战胜利意味着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然而战后的一片凋敝、满目疮痍使和平与重建成为舆论重心。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以建国为题，呼吁民主，避免内战，民主与和平成为各界共同心愿。1945年8月，蒋介石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是，此后达成《双十协定》，可惜最终并未真正实现，国统区对解放区仍虎视眈眈。于此，中共十月革命纪念话语立足建国，凸显民主与和平。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和平建国、政治协商饱含诚意，同时也利用十月革命纪念维护《双十协定》。1945年十月革命纪念，中共表示国共协商合作，但因国情不同不主张苏联式“革命建国”，并希望政府“立即停止反共内战，实现国内的和平团结，以加强国际的和平团结” [42 ]。中共督促国民党履行《双十协定》，停止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敌对和骚扰，借十月革命纪念施压于国民党政府。侯外庐表示中共追求政治协商，创办联合政府的诚意，中国人民希望“依照三民主义缔造一个新民主国家”。虽然国共双方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有异，但中共愿意与国民党民主协商，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建立新政府和新国家 [43 ]。中共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履行重庆《双十协定》。
国共和谈后国统区与解放区关系依旧紧张。有人宣称，要“扫除祖国腐朽的黑暗面，而建立一个崭新光明的新中国……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法虽然与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同，但那坚毅、勇敢、为光明和自由而战斗的精神是一样的，光明和自由已经在中国一部分土地上得到” [44 ]，将国统区视为“黑暗面”，而解放区是“光明和自由”。1945年十月革命纪念，延安各界举办纪念大会，中共通电全国要求“反对进攻解放区……撤职查办何应钦，罢免阎锡山……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地区……立即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实行双十协定，承认解放区人民自治” [45 ]。中共以通电形式抗议国民党，谴责其违反协定。
1946年6月，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以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政治协商的建国方案彻底失败，“革命建国”成为中共必然选择。国民党挑起内战，成为“新战争煽动者”，自此中共清醒地认识到，“美英帝国主义者猖獗起来的现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以后，这种和平的及尊重他国权利及利益的政策，援助其他民族的民族独立政策，才成为可能” [46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依旧将国民党政府比作俄国二月革命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控制的“临时革命政府”――“这个落在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新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它与人民为敌，它要继续战争” [47 ]。十月革命纪念逐渐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的工具，以宣传“革命建国”理念。其实，民主与和平是隐藏于政治协商或革命建国中的两大主题，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和呼声，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纪念顺应时局变化紧扣两大主题。
解放战争中人民的力量受到格外关注。《远风》社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象征着“持久的和平与世界的民主”。十月革命的成功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发展给“现代世界的人民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纪，一条新的道路”。站在人民立场即站在“对抗帝国主义反民主势力的民主阵营”，且“新战争的制造者必将失败” [48 ]。毛泽东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撰文强调人民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与中共的领导，指出：“自从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他痛斥国民党是“匪帮们”“新战争的发动者”“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独裁”“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并断言在这场解放运动中“反动统治终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49 ]。简言之，维护和平与赢得民主不仅需要勇敢的中国人民，也需要中共指导。
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十月革命时，往往会“运用”孙中山。1946年十月革命纪念，《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皆以“祝苏联国庆”为题刊发社论，内容大致相同。《新华日报》社论开篇引用孙中山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十月革命是“人类的大希望”；十月革命是“奇功伟绩”。而中共继承孙中山遗志，依十月革命进行的解放战争也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与和平民主的解放运动” [50 ]。相比之下，《解放日报》的社论更大篇幅援用孙中山的“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这个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的真遗产”等原话，并断言“如果孙中山先生还健在的话，他将怎样兴高采烈来庆祝苏联的国庆”，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一定能够胜利” [50 ]。尤其孙中山“有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的言论出现于多篇文章。乔冠华将此视为十月革命给予人们的“常识”，历史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和平政策有巨大影响，最终认定“世界前途终究是属于和平民主自由的世界人民” [51 ]。该时期借用孙中山对苏联与十月革命的高度评价，试图证明中共“十月革命”――解放战争乃秉承孙中山遗志，而国民党独裁反动统治违背孙中山初衷。中共十月革命纪念话语恰恰将“孙中山”符号与“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口号相融合，增强人们对解放战争的认同，争取和赢得民心，也逐渐解构和瓦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如张西曼所言：“一部分国民党人放弃了统一领导和革命三民主义的正轨……十月大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中的一战士，成为促进中苏永久友善和沟通中苏文化的前驱。” [52 ]实际上，中共从国家角度纪念和诠释十月革命，切实把握和平与民主的主题，目的在于宣传中共建国主张。 总体而言，每个时期中共十月革命纪念皆有不同纪念话语和内涵，此与每个阶段中共面对的政治问题和历史环境有关。换言之，中共从自身立场出发，运用十月革命纪念为之服务。十月革命纪念见证了中共的成长，从政党到民族到国家的十月革命纪念话语的表达，本身是合法性自觉意识的不断形成和完善，表明中共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对各种政治文化手段和措施运用自如的政党。中共将十月革命纪念作为政治文化表达和传播的载体，依据特定历史环境构建出不同的纪念话语体系，对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和社会动员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