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1997年10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1次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数量是62万。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网民人数呈现出大幅度的上升趋势。2017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网民规模连续9年位居全球首位。[1]网络科技的影响渗透到政治生态的各个方面，它改变了政治传播的主体、内容、方式，使政治传播媒介、政治传播语境、及政治传播效果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本文拟从政治传播学视域出发，探索政治传播的改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双重影响，进而提出在自媒体环境下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
1.自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的改变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其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影响极为深远的“5W”模式。1991年，国内学者邵培仁在其《政治传播学》一书中将政治传播的定义概括为：“政治传播是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2]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政治传播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第一，政治传播主体的改变。从信源上来看，新媒体的出现拓宽了大众自由表达的渠道，使得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成了信息的传播者，甚至是信息的制造者。
第二，政治传播内容的改变。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泛娱乐化”现象的存在使得政治传播的内容整体呈现出 “多”、“杂”、“乱”的特点。尽管在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其严格的审核机制，所以这一问题在那时表现得并不明显。
第三，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相对于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自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限制较少，操作简单，大众可以通过?捷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政治传播。
第四，政治传播媒介的改变。不同的媒介形态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下深度融合，媒体报道开始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像、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形成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即使不去刻意关注政治信息，也会在不经意间受到影响，因为政治传播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已经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3]在“互联网+”行动的不断推进下，传播环境由原来的局限空间迅速被广阔的互联网络所取代，传播的工具也由原来的传统媒体转变为形态万千的新型媒体，政治传播的信息更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大众媒介传递给公民。
第五，政治传播语境的改变。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必然影响权力的分配。”[1]如果政治信息的传播者一味坚持传统的与人们日常生活有隔阂的严肃姿态，那么其效果强度和劝服力度也必定会持续下降。近几年来，政治信息的传播者正在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态度来面对传播对象，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亲民化，即以一种日常的姿态与大众进行沟通。
第六，政治传播效果的改变。在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民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使得传播的效果较为稳定便于观察。但在自媒体时代，由于大众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渠道且受约束较少，其传播效果表现出变动性强的特点，并且个人发声一旦经过媒体的放大，那么它所产生的能量是不可预估的，这种巨大的能量会不断加强传播的效果，进而加大了政府对社会掌控的难度。
2.政治传播变化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自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互联网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致使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着无序性、盲从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发展遭遇到诸如多数人暴政、数字鸿沟等困境。政治传播的改变既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又可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趋利避害则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之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策源地。
2.1积极影响
第一，拓宽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自媒体凭借其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成了政府汇聚民意、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优良渠道。在传统条件下社会公众中的大多数人对政府信息都知之甚少，而政治传播的改变，促使党和政府的权利得以进一步在阳光下运行。这一改变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科学决策的精神和理念。近十年来，所发生的官员腐败受贿案件许多是发端于网络，而后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最终得以曝光。这也意味着，以论坛、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俨然已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的一大渠道。
第二，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自媒体时代下，丰富多样的政治传播方式以及政治参与形式，促进了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增强，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得以不断提升。政治传播的一系列变化，使得以微博、贴吧等为代表的应用平台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民能够平等的接收信息、直接参与议题的讨论。而且，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可获取的政治信息更加丰富，其民主诉求也能够得以充分表达，这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促进了政府的改革。最初，对于政府来说自媒体仅是具有新型宣传工具的作用。但是它在其发展的短时间内便突破了这一定位，“并推动政府对其应用的方式按照‘单向不定向――单向定向―双向互动―媒体反作用增强’的阶段性变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行政公开、服务社会的政治理念不断增长，民众也由被动的行政相对方向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5]政治传播的改变推动了网络民主的发展，它为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铺就了一条新道路，即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可借助网络进行多维度的吸纳民意。《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2.39亿，占总体网民的32.7%。[1]我国网民政治参与人数和其政治参与热情的增涨促使政务服务的水平持续提升、内容不断优化，这在改善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同时，也促进了政府的改革。 2.2消极影响
第一，政治传播秩序混乱冲击网民的政治认同感。相对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来说，政治传播的改变使得公民可以更加自由地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但互联网的虚拟性张扬了网民的个性主义从而易造成他们的政治价值目标愈加模糊。无序的政治传播一旦发生，就非常容易引发爆炸式的大众参与，进而造成政治认同的危机。“塔西佗效应”（Tacitus Effect）和“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ect）②是目前各地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时常常出现的两种情况，而自媒体的发展会使得上述两种效应不断加强，从而加重政府公信力危机。近年来，网络反腐的势头越来越猛，这可以看做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胜利，但这些庞杂的信息中同时也掺杂了大量的虚假信息，这不仅不利于政治人物形象的塑造，甚至丑化了政府官员，使民众对政府官员产生厌恶、仇视等负面情绪，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冲击了网民的政治认同感。
第二，政治传播的盲从性与非理性对我国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网络用户身份的不确定性极大干扰了对不法网名进行责任追究与认定，个别网民利用这一特点在网上对一些极端言论进行肆意地渲染。当人们受到一种信息刺激时，其反应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情绪性的。“如果在公众聚集的场合或电视屏幕上出现相对强烈的同一方向的刺激性言论、举动、画面，会迅速造成一种耸动心理，从而发生较为广泛的情绪感染。”[2]这种广泛的情绪感染极有可能造成网络民主的“多数人暴政”，这会导致决策失误，甚至出现群众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局面，致使国家政策的实施和贯彻难以顺利进行。自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变得愈加困难，一些网民所发表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经网络广泛传播后，混淆人们的视听，使其他网民受到虚假信息的蒙蔽。例如，2011年2月10日凌晨2时许，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有人散播谣言称，陈家港化工园区大和化工企业要发生爆炸，造成周边群众产生恐慌情绪，并离家外出，最终引发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些虚假的信息，一经大肆传播便会在社会上引发恐慌等负面情绪，对我国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
第三，政治传播中所存在的数字鸿沟现象妨碍了广泛的民主参与。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数字鸿沟还会产生一种马太效应，使得富者愈富，穷着愈穷，信息富有者成为网络民主参与的优势方，通过信息表达成为政策的更多受益者；而信息贫困者则被阻挡在网络民主的大门之外，利益诉求无法得到表达，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之间的权益差距越来越大。”[7]政治传播的改变在表面上看来更加保障了公民的权利，但实质上其意愿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得到表达，甚至还会因为媒介受众的偏向性而遭受到制约。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53.2%，月收入两千及以下的网民占比42.5%，农村网民占比27.4%，50 岁以上的网民数量仅占9.4%。北京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77.8%，而云南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9.9%。[1]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受学历、阶层、年龄、职业、地域等限制，网络民主中的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它致使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低、农村及不发达地区、年龄偏大的人群在对信息的使用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造成了民主话语权的巨大差距，从而妨碍了广泛的民主参与，使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诉求难以均衡表达。
3.自媒体环境下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
在自媒体时代，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新面貌、新发展，但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存在着参与主体政治素质参差不齐、政治参与渠道不通畅、网络信息不可靠等问题。因此，在面对政治传播变化带给民主政治发展的双重影响时，应趋利避害、早定良策，这是自媒体环境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首先，网民应提高自身的参与素质与技能。网络政治参与者的素质与技能是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它们决定着政治参与效果的好坏。网民若要提高自身的参与素质与技能，则需做到以下?傻悖浩湟唬?提升媒介素养。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做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公民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以学会运用自媒体进行全面地、正确地分析与表达；其二，网络政治参与需要理性，警惕“媒介审判”等“多数人的暴政”。对于网民自身，应提升其素质，自觉抵制网络民主中的消极现象，文明上网，积极参政。对于精英分子，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倡导大众以理性的头脑对信息进行充分认识与分析。对于政府，其通过自媒体平台广泛吸纳民意，但这并不代表自媒体上的所有意见都会得到实施，政府应该对公民的“声音”做出理性分析。
其次，积极发展并合理利用自媒体。自媒体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快速汇聚舆情民意的平台，为了最大程度的汇聚民意、了解民情，政府要高度重视自媒体的作用，给自媒体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要加大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缩小“数字鸿沟”，扩大参与主体面。针对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差异的现状，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自媒体的使用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对信息弱势群体进行网络知识的普及，进而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积极发展自媒体的同时，也应注意合理引导，防范方向性的错误，并不断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高网站的质量和水平，及时更新、维护好网站，增强对信息的控制管理能力，推进政务公开，以便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加强网络立法，为网络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政府要加快推进自媒体领域的立法建设工作，促使在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或是有法难依的现状得到改变。依法治网已是当前网络政治参与的一个必然要求，为此政府与公民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政府要加快建设电子政府平台，增强与社会和媒体的良性互动，保障网络民主在自媒体时代下健康发展。第二，网民要在政府的指引下，应建立一套由自身制定的网络政治参与公约并且在自觉遵守的前提下对他人进行有效监督。第三，建立适合网络特点的民主监督制度，要形成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民主监督体系，从而保障网民的民主监督权利。第四，加大网络立法的力度。依据网络发展的新情况，政府要及时出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法规，做到依法治网，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的网络行为，建立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促进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