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高和国际外包组织生产方式的盛行，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越发重要，企业采取一体化还是外包组织生产，相应的依据是什么？是资本先行还是技术和资本并行？产权和契约摩擦对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式有什么影响？这一系列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式及其依据都值得从理论和实证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连续生产过程怎样决定最终商品生产者与他们各类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各个供应商在各自最优选择的情况下如何形成对价值链控制权的。研究发现，契约摩擦对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并且也影响生产过程的组织模式。国际贸易过程中影响契约完善的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商品和服务提供的时机和地点，并会进一步影响到买卖双方关于资金以及其他资源的投入，进而影响到两者的合作关系。
企业生产组织模式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组织理论，一般从交易成本和不完全契约角度进行分析。但企业内生边界理论为研究企业究竟是采取一体化还是外包进行生产组织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中间产品投入和产出，从微观层面阐释了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最优组织模式问题。近年来，Antràs研究了全球化生产增长的不同方面，强调在发展其全球采购（或外包）策略的同时，企业不仅要对价值链在不同阶段的位置作出决定，还要控制好他们对这些过程的影响。企业可以决定保持企业边界内中间投入的生产，从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公司内贸易，或者他们可以选择与市场交易中采购这些零部件的供应商签订合约，进行外国外包和公平贸易。为了系统的理解这些企业的决策的方式，国际生产组织模型需要融合国际贸易模型和企业理论模型。Antràs（1986），Grossman，Hart和Moore（1990）建立了较有影响的企业不完全契约和企业产权理论。
一、 产权与国际生产组织模式
Antràs（2003）运用美国公司内贸易组成揭示了两个系统模式，并证明Helpman和Krugman（1985）框架的不完全契约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释。Antràs（2003）认为资本密集度与美国进口中公司内进口额间跨行业正相关；出口国家相对资本丰度与公司内贸易额间跨国正相关。Antràs（2005） 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表明国际契约的不完全性致使产品周期产生，即新产品最初在富饶的北方国家制造生产，只有后期在欠发达的南部国家生产。在Antràs与Helpman（2004）合作的文献中，引入Melitz（2003）异质性行业模型下的不完全契约和外包，研究部门内异质性的影响及在行业特征不同组织形式下的相对变化。Melitz（2003）??造了一个动态的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催生一个产业内企业间资源不断重新分配原因的分析框架，证明了贸易的出现会诱导更具有生产率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并且会同时地迫使那些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生产。Melitz（2003）提出了一个包含企业生产率异质的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延展。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共存于一个行业因为每个企业在让不可逆的投资进入到这个行业以前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其生产率的不确定性问题。
为了考察连续的生产过程怎样决定最终商品生产者和他们各类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各个供应商在各自最优选择的情况下如何形成对价值链控制权的。Antràs，Davin Chor（2012）在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2007）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企业边界产权模型，该模型允许生产是连续情况下的随机所有权安排以及不完善的契约存在。最终产品是由一系列的生产阶段构成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供应商，这个供应商需要对供应链进行特别关系投资以获得生产要素来满足其他供应商的需求，这些要素具有同样的弹性系数曲线，因而最终产品具有等需求曲线。最终生产者和供应商之间契约不完全表明要素协调不会受到第三者的威胁。
对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2007）和更早期的Antràs（2003，2005）及Antràs和Helpman（2006，2008）的跨国企业边界的知识产权模型的最大突破在于，Antràs（2012）创立了把企业的生产进行了分段，并且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前导，这样在上一个阶段生产和资源投入没有确定前下一个阶段是不能实现生产的，这就使得各个供应商会努力增加在价值链的投入，以更好的维护价值链的关系。就像Grossman和Hart（1986）所研究的，如果某个供应商掌握了特殊的资源，他会加大对该供应链的控制力，进而拥有特别的权力，但是最理想的状况是所有的供应商都不能控制所有生产阶段，以便于他们在供应链中进行不断的讨价还价，因为整合会削弱供应商对供应链关系维护的动力。
Antràs（2012）研究发现：沿着价值链所有权的最优模式关键取决于生产阶段是有序互补还是替代。当最终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是充分弹性时，价值链控制模式的最优选择取决于各个生产阶段是互补的还是相互替代的。当最终产品的需求是充分弹性的，那么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终结阶段，在该阶段之前的所有生产阶段都可以外包，在此之后的所有生产阶段都可以被一体化进该阶段。
Alfaro，Antràs等（2015）通过结合投入产出表中100多个国家企业运营生产活动信息，建立了一体化和非一体化投入的上游化产权模型，发现企业一体化上游或者下游供应商关键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Alfaro和Antràs等（2015）的第一个贡献是显示了怎样运用企业活动数据结合来自标准投入产出信息研究价值链中的企业边界，方法的一个关键优点是，它研究了企业生产过程阶段的一体化时怎样由它的特征形成的，特别是这些不同阶段的生产线位置。第二个贡献是建立了企业行为的一个丰富的框架，它能引导研究者用企业层面数据做实证分析。 在理论方面，扩展了Antràs和Chor（2013）的生产组织产权模型，关注企业控制最终商品制造种类生产过程的问题，这与一个恒定价格弹性需求的设定有关。最终商品的生产需要履行预定顺序的很多阶段，不同阶段的投入由供应商提供，供应商承担着特定关系投资使他们的组件与价值链上其他供应商相协调。在实证分析中，研究了企业一体化上游还是下游投入倾向的决定。为了区分一体化和非一体化投入，根据Fan和Lang（2000）的方法，结合投入产出表中企业活动的信息，为了获取价值链中不同投入的位置，用美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产出中每一个投入的上游化的测度。这扩展了Fally（2012）和Antràs等（2012）对双侧行业层面最终需求行业的上游化测度。
二、 契约摩擦与国际生产组织模式
契约摩擦不仅在组织内控制最优配置起关键作用，而且也影响企业的其它重要决策。为什么一些企业在某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有效率呢？Quintin（2001），Amaral和Quintin（2005），Erosa和Hidalgo（2005），Castro、Clementi和MacDonald（2004）研究了契约数量的影响和总体生产率的资本市场不完善。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2007）通过两种方法研究了不完全契约下企业的科技选择，拓展了Hart和Moore（1990）的模型：一种是企业的科技和更广泛的中间投入；另一种是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在企业不完全契约模型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不完全契约的程度和影响科技选择的中间投入的技术互补性的范围。
Grossman和Helpman（1999）研究了企业内部化决策：一个企业生产组织模式是在内部生产还是外包。在处理贸易和FDI时，利用不完全契约的企业理论，建立了一个适用于一般均衡应用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最终商品生产者需要专门的中间投入，他们进入一个一体化或外包企业，而中间投入的供应商是作为独立的实体进入的。外包最终商品生产者必须找到一个投入供应商和供应商则必须找到一个买家。一个外包公司只有一个供应商对应，一个供应商也只有一??外包公司对应。这个模型意味着当匹配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倾向时，贸易对产业组织没有影响。但当匹配导致规模收益递增时，会有更多的外包和更多的国家参与对外贸易。Grossman和Helpman（2002）[9]认为匹配的质量被明确模型化，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同国家的法律机构性质的不同和法律机构的变化影响了企业结构的不完全契约程度。
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2007）基于Ricardian-type的比较优势，提出了分析不完全契约、技术互补性和技术采纳之间关系的模型，科技源于成本和效益之间平衡点的设置。而且发现，最优选择取决于不完全契约的程度，契约的不完全性越大采用的高技术越少，当中间投入互补性较强时，不完全契约的影响更明显。在模型中，企业在中间投入供应商的可契约性活动中选择技术和投资水平，从“事前交易博弈”中获得收益。在法制更加完善的国家，企业只能在不完全契约更加脆弱的产业上提升科技水平。因此，有更好法律制度的国家在替代弹性较低部门中具有比较优势，这是特别敏感的不完全契约。因此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质量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敏感投入程度不同部门的出口活动。
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2007）的方法主要集中在技术选择和特定化关系投资上，使用Shapley值分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剩余价值分配的特征，得到一个对这些酬劳的明确解决方式。通过Shapley值来决定事后剩余价值在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分配，在博弈中一个供应商的期望报酬决定了它在非契约活动中的投资意愿。因为他们并不是从自身的投资中获得产出的完全剩余权索取人，而更趋向于投资不足。更高水平的不完全契约性会减少供应商的水平，让更先进科技的利润更少。在基准模型中，特定化中间产品中的范围影响企业在技术上的决策，更先进的科技也会有更高的生产率，但也意味着会有更高的成本。除了要付给供应商更多的直接经济成本，一个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与更多供应商签订契约成为必要。所有供应商承担的活动都是关系特定化的，其中的较小部分是前向契约性的，其余的是非契约性的。供应商根据契约不得不履行他们在契约活动中的责任，但是他们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在非契约契约中的投资水平并且拒绝他们在企业中这些活动之中的服务。这种非契约的投资组合和关系特定化导致了一个多边的事后谈判的问题。利用这个模型来证明契约的不完全和技术选择的组合对于跨国收入差异、均衡组织模型和国际具体化贸易模式有重要意义。
Antràs和Helpman（2008）为了衡量契约摩擦的不同程度，概括了Antràs和Helpman（2004）的国际生产组织模型，并特别考虑区分投入和国家的契约性程度。在异质生产率的企业统一体决定是一体化还是外包中间投入，在哪一个国家外包。最终产品生产者和它的供应商使关系特定化投资只是部分契约性的，都在一个一体化企业和在市场交易的环境中。同时利用Acemoglu、Antràs和Helpman （2007）不完全契约法则分析契约摩擦程度的不同。最终产品生产者和他们的供应商承担一系列的目的是在最终产品生产上使用的生产中间投入的关系特定化活动。这些活动的较少部分是事前可契约性的而剩下的不能被法律所确认所以是非契约性的，但是他们都可以在非契约性中自由选择他们投资多少。Antràs和Helpman（2008）的模型允许契约在不同的投入和不同的国家间有所不同，描述了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的均衡会选择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和供应商位置，研究了在这些组织形式下的相对普及率的契约机制质量的变化效应，证明了由不同方提供的投入的相对重要性是“做还是买”选择的重要决定性因素。由最终产品生产者提供的投入契约性的进步会促进外包，而由供应商提供的投入契约性的提升则鼓励一体化。同时构造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均衡并分类至不同的组织形式，研究这些组织形式的相对普遍性的契约性提升效率。首先得到南方国家提高的在中间投入生产外包给北部企业份额的契约性进步性的结果。替代组织形式的相对普遍性不仅仅取决于契约性的跨国差异，而且也取决于由最终产品生产者和其他供应商控制的契约机制偏向。由最终商品生产者控制的投入契约性的提升与由供应商控制的投入契约性的提升有明显不同。 三、 结论
对产权、契约摩擦与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式的研究已经从行业到微观企业甚至是产品，已经从理论研究逐渐到经验分析，并且充分利用了投入产出数据和微观企业的数据。
理论研究发现，沿着价值链所有权（产权）的最优模式关键取决于生产阶段是有序互补还是替代。当生产投入可以互补时，企业选择放弃上游的控制权以鼓励上游厂商投资，因为这种投资会对下游厂商产生积极的溢出效用。通过扩展的生产组织产权模型，研究企业控制最终商品制造种类的生产过程。除了顺次生产的本质以外，最终商品产出的质量调整单元是由技术替代常弹性同构的函数决定的。在契约摩擦存在的情况下，当匹配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倾向时，贸易对产业组织没有影响。但当匹配导致规模收益递增时，会有更多的外包和更多的国家参与对外贸易。
经验分析证明，企业一体化上游或者下游供应商关键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一个企业一体化价值链设定阶段的倾向是由生产阶段上游或下游所在位置的相对收缩率形成的。分析结果显示，契约摩擦在跨国企业一体化选择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契约摩擦不仅在组织内控制最优配置起关键作用，而且影响科技选择的中间投入的技术互补性的范围。每一方在谈判阶段的预期报酬取决于他对于在非契约活动中对于投资的的意愿，中间产品的供应商不会期望他们收到在非契约投资中完全边际回归，因此他们倾向于在相对完全契约模型中会缩减投资。非契约活动的部分越大，在生产中的变形就越大。不管投入的契约程度如何，当且仅当生产过程在由最后产品生产者提供的投入中足够强时，一体化是利润最大化的，不同投入的契约性在一体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