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全球即将步入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和创新集聚爆发的关键时期。同时，传统技术和产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衰落为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腾出有力的市场空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具体而言，饱含巨大的发展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将继续引领技术创新的方向;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云计算、物联网、感知中心、智能电网、智慧地球等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方兴未艾;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在长时间积累之后，有可能出现新的突破;而新能源、节能减排等绿色、低碳技术和行业将成为跨境投资新热点。在世界经济持续波动的背景下，以科技进步为发展导向型企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外贸易领域从货物到服务不断拓展，规模从小到大不断扩大，质量从低到高不断提升。2016年，在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国货物出口总值达到24.33万亿元人民币，呈现了“稳中向好”的走势。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外贸发展仍然面临着世界经济低迷疲软，我国外贸结构转型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复杂因素，为了更加积极的应对上述因素，中国本土出口企业需要不断坚持自主创新，从而培育核心竞争新优势。
本文试图以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为依托，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出口企业的现实角度出发，对单一生产率异质性下制造业行业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企业出口与创新的关系。
二、 单一异质性与中国的“出口―生产率悖论”
1. 生产率单一异质性假说。Melitz（2003）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模型是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最经典的理论分析框架，生产率异质性、“出口中学习”以及“学习中出口”等相关问题也是以该一模型为基础衍生发展而来。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模型提出了如下假设：首先，假设企业是否决定出口是建立在对生产率状况的了解之上（假设Ⅰ）;其次，假设出口存在一个固定成本，且该固定成本大于 0 （假设Ⅱ）;第三，假设市场竞争条件为 Dixit-Stiglitz 垄断竞争条件，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不便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假设Ⅲ）。
根据企业生产边际成本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既在国内市场销售又在国际市场销售的出口企业（X-Types），只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内销企业（D-Types）以及退出市场的企业（N-Types）。若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高于（国内销售企业的最大边际成本），其初始投入的固定成本将被消耗，于是该企业将停止生产，成为N-Types企业;若企业边际成本处于高于（出口企业的最大边际成本）而低于（国内销售企业的最大边际成本）的中间水平，该类企业仅适合在国内销售产品，即D-Types企业;若企业的边际成本足够低，该企业具备参与国际和国内两个新产品市场的竞争，即X-Types企业。很多学者在以上推论的基础上推导出“只有具备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才回选择出口”这一结论，如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Helpman（2006），Bernard和Jensen（1995）;Bernard，Jensen，Eaton和Kortum（2003）;Antràs和Helpman（2004），Yeaple（2005）等。
2.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对比。在以中国本土企业为研究对象时，"出口企业异质性即为生产率差异"这一推论面临着现实的质疑。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出口企业为例，那时的大部分出口企业为来料加工企业，且大多具有外资背景，对这些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着较高的出口退税比率，相对于本土“大陆市场”，其在目标国际市场的固定收益大于零，这与Melitz（2003）所假设的存在一个大于零的固定成本相悖。此外，还有一些企业被称为“生而国际化”企业（Global Born），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从本土市场入手进而进入出口市场的，也并非在充分了解其自身生产率情况后而做出的出口选择。此时，如果再将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单纯限定为生产率的异质性则不再适用，甚至会掩盖真实的现象。
我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国内销企业（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出口企业的现象，企业出口值与生产率甚至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并称之为“生产率悖论”或“出口―生产率悖论”。（李春顶，2010;李春顶、石晓军等，2010;汤二子、刘海洋，2011;李春顶、尹翔硕，2009;汤二子、孙振，2012;梁会君、史长宽，2013;范剑勇、冯猛，2013等）
本文通过计算1998年～2007年中??30个制造业行业中的所有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并比较大小。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多数行业中，非出口企业数量的超过了出口企业，这也表明大多数企业实际上只供应国内市场。制造业行业中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在各个统计年均有出现，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普遍。下图更能直观反映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ATFP和LTFP上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现象。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ATFP和LTFP的对比看，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对生产率的计算比较准确和稳定，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中国出口企业确实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低于非出口企业的现象; （2）所选取的制造业30个行业中，只有“烟草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完全符合“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假设，其他行业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现象。在一些行业，如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中“生产率悖论”现象十分突出;
（3）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现象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日渐显著的趋势，2002年、2003年之前，大部分行业满足“出口―生产率异质性”的假设，而2003年之后，较多行业呈现出“出口―生产率悖论”;
（4）通过对比存在生产率悖论和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行业数据可以发现，存在悖论的行业一般出口企业较多，出口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大;而无悖论行业正好相反，这与制造业行业中加工贸易企业较多有很大关系。
三、 单一异质性视角下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与创新
1.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本土出口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由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表现出极速的增长并带动其经济告诉增长，学者们开始研究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到什么程度，这可以视为早起对“出口学习效应”的探究。一些?W者通过相应的案例研究诠释了出口学习效应的内涵，如Rhee等（1984）通过对112家韩国出口企业的调研发现，四成企业由于进口商对其进行的指导从而学到了提高其自身效率的方法;Keesing和Lall（l992）通过对几家亚洲企业的调研也发现，买方会在出口商所在国家设立专门部门协助出口商应对技术、质量控制以及产品设计上的相应问题。Pack和Saggi（1999）构建了一个出口学习效应模型，说明了发达国家的买方技术转移使发达国家的出口商降低其产品价格，可以视为一种双赢，且由于这种技术转移的扩散效应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出口商的竞争，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买方从中获益更多。Damijan和Kostevc（2006）采用Fujita等（1999）的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将因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增强器出口学习的动机。
一些学者对出口对企业创新以及生产率所产生的学习效应进行了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ernard和Jenson（1995）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因变量，通过对TFP进行分组对出口企业在基期的出口状态进行回归，若基期的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基期非出口企业，则证明由于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导致的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应用不同方法检验了出口对生产率的影响，如Cleride（1998），Wagner（2002），Bigsten（2004），Yasar等（2006）等。然而，由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间接指标，且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从中分离出口学习效应难度较大并难以避免测量上的误差，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分析出口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来直接检验出口的学习效应，这种方法更为直接且可以避免采用间接的TFP指标带来的测量上的误差（Safomon & Shaver，2005）。
由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之后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在与国外竞争者争夺市场过程中，其自主学习的意愿大大增强，且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管理和营销技能，此外买方的技术协助以及国外市场对产品质量大高要求等也是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提高其技术水平。出口商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商以及其它市场相关主体处获得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也促使其生产函数不断地靠近国际市场上该商品的生产函数，从而推动了其快速增长（Gorossman & Helpman，1991）。
2. 企业出口与创新能力的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相关指标设定如下：“PT”表示专利授予量;“PT1”表示发明专利授权量，“PT2”表示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PT3”表示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EX”表示出口量;“EX1”表示初级产品出口量;“EX2”表示工业制成品出口量;“PT1 Share”① 表示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授权专利总量的比例;“EX1 Share”表示初级产品出口量占总出口的比重;“EX2 Share”表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
（1）ADF检验及非平稳变量的协整。首先，用ADF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如表1所示 LnEX、LnPT、LnPT1、LnPT2和LnPT3在5%置信区间上不平稳;ΔLnEX、ΔLnPT、ΔLnPT1、ΔLnPT2、ΔLnPT3、LnEX1 Share、LnEX2 Share和 LnPT1 Share在5%置信区间上比较平稳。
由于LnEX、LnPT、LnPT1、LnPT2和LnPT3为非平稳变量，在对相应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 5%的置信区间内，EX和PT1之间以及EX和PT2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EX和PT之间以及EX与PT3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上文检验结果，以下将对LnEX与LnPT、LnEX与LnPT2、LnPT1 Share与 LnEX1 Share、LnPT1Share和LnEX2 Share分别进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1）在10%的置信水平下，出口是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的Granger原因;（2）创新能力增强不是企业出口增加Granger原因;（3）初级产品相比于工业制成品具有更显著的知识外溢效应，从而更能优化优化我国创新能力结构（曾卫锋，2008;王明成，2011）。 四、 结论
本文首先对Melitz（2003）的经典模型进行了阐释，指出其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所忽视，因此在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中，不能单纯地将生产率异质性作为衡量本土出口企业异质性的唯一工具变量。同时，由于大量研究表明存在着中国内销企业（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出口企业的现象，即“生产率悖论”或“出口―生产率悖论”，因此本文随后对中国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检验和对比，证实了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事实。由于生产率并非中国企业出口的最终决定因素，本文最后加入了“创新”这一指标，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单一异质性视角下中国企业出口与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1）在10%的置信水平下，出口是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的Granger原因;（2）创新能力增强不是企业出口增加Granger原因;（3）初级产品相比于工业制成品具有更显著的知识外溢效应，从而更能优化优化我国创新能力结构。
注释：
①“PT1 Share”表示创新能力的层次，patent1 share 越大，表明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