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2080)；广东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37712205)；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李诗田（1979-），男，湖南常宁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财务管理博士，主要从事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研究；宋献中（1963-），男，湖南宁乡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4-0092-06收稿日期：2013-05-07
引言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贫富差距呈逐年增大的趋势，企业诚信、自然环境、能源等社会问题也相当突出。慈善捐赠是解决贫富分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一直被认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公众舆论与社会期望要求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近年，一些与中国企业捐赠的热点事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汶川大地震“万科捐款”及网友“逼捐”事件。
企业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慈善捐赠主体。根据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各类企业捐赠总额为131.27亿元，占中国国内捐出款物总额的58.45%①；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捐赠一直是慈善捐赠的主体。近年，中国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数量和数额都呈历年增加的趋势。笔者基于声誉机制和代理冲突的角度，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企业捐赠动机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解释。这一理论支持者认为，虽然捐赠行为在短期内减少了企业现金流量，但在长期中却可能从销售和成本两个环节增加企业现金流。Navarro（1988）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企业利用捐款能起到广告效果，并且可通过抵税来最大化利润。Boatsman等（1996）也认为，捐赠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促进产品销售，具有与广告类似的性质，企业捐赠与广告投入呈正相关关系。Porter等（2002）、Campbell等 (2008)从企业战略角度将竞争优势理论用于分析企业慈善，认为其在慈善方面表现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二是基于代理理论的解释。代理理论认为，股东利益与企业管理层利益并不必然一致（Jensen等,1976），企业捐赠可能不是出自股东的利益，而是经理人对捐赠支出有特别的偏好。Godfrey（2005）认为企业高管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捐赠企业资产。Fich等 (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出于为其经营业绩辩护的目的，倾向于更多的慈善捐赠，从而显著降低公司价值（托宾Q）。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企业捐赠动机具有代表性的规范研究如下：黄敏学等 (2008)运用扎根理论对汶川地震之后企业被“逼捐”现象的形成原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冯建等（2010）认为企业捐赠是企业内生性需求,企业财务管理状况是影响企业捐赠的重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如下：张馨等（2008）以福建省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捐赠的数额受到财务状况、所有制性质、职工人数等因素的影响。山立威等（2008）以汶川地震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捐款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获取广告效应和经济能力是决定公司捐赠行为的显著因素。贾明等(2010)则研究了汶川地震后上市公司慈善捐赠与政治关联的关系，结果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述
国内在对企业捐赠的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现有的研究工作仍然存在有待完善和补充的地方，主要包括：（1）研究的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展。国内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是从企业经济动机或政治关系角度研究捐赠问题，缺乏基于代理冲突角度的研究文献。（2）实证研究的设计有待进一步改进。如国内基于声誉机制角度研究企业捐赠动机的文献在对声誉指标设计选择方面存在问题，没有研究文献选择广告支出比例作为声誉的衡量指标。（3）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渠道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内多数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或汶川大地震企业在网上主动发布的数据。问卷调查数据以抽样调查为基础，存在固有缺陷；汶川大地震捐款数据属于“事件性”捐款数据，在缺少常规捐赠数据前提下，可能会使捐赠研究的结论失去一般性。因此，本文借用国外现有的企业慈善捐赠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声誉机制和代理冲突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捐赠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声誉机制与企业捐赠
Fombrun(1996)将企业声誉定义为企业对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吸引力。从另一角度来看，企业声誉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品牌、形象的总体感知和评价，是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其高低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高低。以企业的客户这一利益相关者为例，企业在客户群体的声誉越高，企业对客户的吸引力越强，或者客户对企业的总体评价越高，客户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意愿越高；反之，客户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意愿越低；因此，企业在客户中的声誉高低能够影响企业的利润高低。企业捐赠属于无偿的给予支出，这种行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准则要求，社会公众应当给予企业捐赠正面的评价，从而形成企业的声誉资本，最终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因此，在企业预期到捐赠将来能够影响企业的声誉乃至企业利润水平的前提下，企业愿意实施捐赠。
上述前提取决于企业面临的声誉压力以及自身对声誉压力的认知，即企业对声誉的重视程度。因此，企业对声誉的重视程度越高，企业的捐赠水平越高。广告宣传是企业塑造自身声誉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广告支出水平能够传递企业对声誉的重视程度，广告支出水平越高，企业对声誉重视程度越高，企业的捐赠水平越高；反之，企业捐赠水平越低。由于企业产品或服务特性不同，有些企业的客户直接面向广大个人消费者，这一类型企业被定义为消费者导向型；有些其客户面向一般企业，把这类企业定义为企业导向型。作为消费者导向型的企业，企业的客户是数量众多且分布零散的普通消费者，与数量较少且分布集中的企业客户相比，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更加依赖于企业品牌和形象。因此，相对于企业客户导向型企业，消费者导向型企业对声誉重视程度更高，其捐赠水平也就更高。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假设1、假设1??1和假设1??2。
假设1 ：企业对声誉的重视程度越高，企业的捐赠水平越高。
假设1??1：企业广告支出水平越高，企业的捐赠水平越高。
假设1??2：消费者导向型企业与企业导向型企业相比，其捐赠水平更高。
(二)代理冲突与企业捐赠
按照Jensen等（1976)代理理论，股东利益和企业管理层利益并不必然一致，二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冲突，在企业进行捐赠决策时，管理层倾向于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企业捐赠问题。
当代理冲突越大时，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一致性越弱，企业捐赠的支出成本最终由股东承担，管理层只承担较小的成本，甚至还可获取额外的企业捐赠收益（如管理层可通过捐赠获取一定社会地位），故管理层在进行决策时会增加企业捐赠水平。当代理冲突越小时，管理层和股东利益的一致性越强，捐赠支出成本完全由股东承担，管理层也会承担较大的成本，在进行决策时会减少企业捐赠水平。按照代理理论，对企业管理层提供有效的监督和激励能缓解代理冲突。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现有代理理论的实证研究成果，董事会结构是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代理冲突的有效方式②。因此，外部董事比例越高，外部董事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效果越强，代理冲突越小，企业捐赠水平越低。对于国有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的企业与两职分离的企业相比，管理层受股东控制和约束更小，更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代理冲突更大，其捐赠水平更高。对于民营企业，如果两职合一者不是企业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更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代理冲突越大，捐赠水平越高。如果两职合一者是企业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有利于对企业其他管理者进行监督，代理冲突较小，捐赠水平越低。因此，民营企业两职合一与企业捐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综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情况，可以推测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的企业比两职分离的企业代理冲突更大，企业捐赠水平更高。根据我国特殊制度背景，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性质存在国有和非国有之分，国有企业因为出资人缺位，其代理问题更严重。因此，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的企业的代理冲突更大，企业捐赠水平更高。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假设2、假设2??1、假设2??2和假设2??3。
假设2： 企业管理层与股东的代理冲突越大，企业的捐赠水平越高。
假设2??1：企业外部董事比例越高，代理冲突越小，企业捐赠水平越低。
假设2??2：企业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企业与两职分离的企业相比，代理冲突更大，其捐赠水平更高。
假设2??3：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的企业与非国有的企业相比，代理冲突更大，其捐赠水平更高。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1.基本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假设1??1、假设1??2和假设2、假设2??1、假设2??2，笔者以企业捐赠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对声誉重视程度、代理冲突变量为解释变量，引入相关控制变量，构建以下基本计量模型。
Don=β1+β2Rep+β3Ac+β4Control
其中，Don为企业捐赠水平，Rep代表企业对声誉重视程度，Ac为代理冲突变量，Control为影响企业捐赠水平的有关控制变量。
2.变量定义
基本计量模型中的企业捐赠水平分别用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作为代理变量。其中，Donr用捐赠支出收入这一相对数表示，Donr=捐赠支出/营业收入；为了研究的稳健性，引入捐赠支出的绝对数Dons来衡量捐赠水平。企业对声誉重视程度变量Rep分别用广告支出水平和客户导向类型作为代理变量，其中，广告支出水平用广告支出占比Adr表示，Adr=广告费用/销售费用；客户导向类型用虚拟变量Cus表示，如果主营业务收入中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超过50%，将这类企业定义为消费者导向型，Cus取1，否则，定义为企业导向型，Cus取0。代理冲突变量AC分别用外部董事比例、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终极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作为代理变量。其中，外部董事比例用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outdirr表示,笔者将未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与独立董事人数之和定义为外部董事③，即outdirr=（未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用CeoChair表示，CeoChair取1表示两职合一，取0表示两职分离。终极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用Ultconsha表示，Ultconsha取1表示终极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为国有，取0表示为非国有。参考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引入规模、业绩、财务杠杆和时间变量等作为控制变量。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表示；业绩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表示；财务杠杆用资产负债率Lev表示,Lev=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时间变量分别用两个虚拟变量year08、year09表示，分别表示2008年和2009年，用来控制在特定年度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对捐赠水平的影响。模型各变量定义概览见表1。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07年~2009年间在中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剔除了未披露捐赠支出的样本。(2)剔除了未披露广告及宣传费用支出的样本。（3）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主要考虑到金融业上市公司在财务指标及代理问题方面具有特殊性。(4)剔除了所有者权益是负数的公司，主要是考虑面临破产的公司在代理问题方面具有特殊性。（5）剔除了计量模型中其他一些变量数据缺省的样本，最后得到668个研究样本。
表1变量定义一览表
变量名称变量代码说明企业捐赠相对水平Donr捐赠支出/营业收入企业捐赠绝对水平Dons捐赠支出的绝对数广告支出水平Adr广告费用/销售费用客户导向类型Cus虚拟变量，消费者导向型，Cus取1；企业导向型，Cus取0外部董事比例Outdirr(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CeoChair虚拟变量，取1表示两职合一，取0表示两职分离终极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Ultconsha虚拟变量，取1表示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取0表示非国有企业规模ln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业绩Roe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Lev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年份Year08虚拟变量，取1表示2008年，取0表示其他年份年份Year09虚拟变量，取1表示2009年，取0表示其他年份
本文数据来源如下：企业捐赠支出数据摘自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营业外支出项目；广告费用数据大部分摘自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项目，极少部分摘自财务报表附注中销售费用项目④；客户导向类型数据摘自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按行业和产品、服务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表。上述数据全部由本文作者手工收集。本文其他数据全部来自深圳国泰安CSMAR 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2009年中国有披露捐赠支出的上市公司平均捐赠比率为0.000567（约0.06%），最大捐赠比率达到0.019223（约为1.92%），最小捐赠比率为0，不同上市公司之间捐赠相对水平差别较大。上市公司捐赠绝对水平等其他变量指标的差异也比较大，即都具有较大的变异性。表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样本数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Donr6680.000000 0.019223 0.000567 0.001455 Dons6680.000000100000000.00 1570000.00 6598157.52 Adr6680.000000 5.259636 0.170583 0.310482 Cus6680.000000 1.000000 0.520000 0.500000 Outdirr6680.000000 1.000000 0.590000 0.185000 CeoChair6680.000000 1.000000 0.160000 0.368000 Ultconsha6680.000000 1.000000 0.610000 0.489000 Lnsize66818.826635 26.761691 21.631945 1.065295 Roe668-2.929466 3.551346 0.089657 0.248288 Lev6680.035249 0.928807 0.504472 0.178174 Year086680.000000 1.000000 0.240000 0.429000 Year096680.000000 1.000000 0.410000 0.49200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回归检验结果⑤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混合截面数据，不同样本之间截面差异比较大，因此用普通的最小乘法（OLS）计量模型可能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当存在异方差时，加权最小二乘法（WLS）优于普通的最小乘法（OLS），当不存在异方差时，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是相同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能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引入加权最小二乘法(WLS)进行回归分析。另外，为了克服异常值引起的问题，对捐赠支出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按1%水平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对于计量模型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LS)的回归结果见表3。
表3模型（1）显示，广告支出水平Ad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广告支出水平越高，企业捐赠相对水平越高，假设1-1得到证明。模型（2）显示，客户导向类型Cu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客户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更高水平的捐赠，假设1-2得到证明。模型（3）Adr的系数、模型（4）Cus的系数皆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捐赠绝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假设1-1、假设1-2进一步得到证明。综合表3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假设1得到证明,即企业对声誉的重视程度越高，其捐赠水平越高。
表3四个模型均显示外部董事比例Outdir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外部董事比例越高，捐赠相对和绝对水平越低，假设2-1得到验证；四个模型均显示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CeoChai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两职合一的公司捐赠相对和绝对水平更高，假设2-2得到验证。四个模型均显示终极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Ultconsha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国有控制的企业的捐赠相对和绝对水平更低，与假设2-3相反。总之，Outdirr、CeoChair和捐赠水平回归结果同假设2、假设2-1、假设2-2一致。Ultconsha与捐赠水平回归结果同假设2-3不一致，也不能支撑假设2的结论，具体原因将在表4中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3声誉机制、代理冲突与企业捐赠水平的回归分析
Donr模型（1） 模型（2） Dons 模型（3） 模型（4）Adr 0.000661 ***
（10.13）651270.9***
(5.13) Cus0.000171***
(8.58)297134.5***
(6.05)Outdirr -0.000226***
（-4.56） -0.000248***
(-4.99) -586057.2***
(-3.38) -828174.9***
(-5.55)CeoChair 0.000112***
（3.68） 0.000074*
(1.92) 273076.8***
(3.82) 263178.5***
(3.02)Ultconsha -0.000218***
(-9.99) -0.000219***
(-9.06) -433481.7***
(-6.80) -468422.7***
(-8.95)Lnsize -0.000003
(-0.40) -0.000002
(-0.17) 1213922.0***
(29.14) 1347996***
(40.26)Roe 0.000436***
(5.67) 0.000426***
(4.92) 345354.1**
(1.99) 388047.9**
(2.53)Lev -0.000248***
(-4.64) -0.000365***
(-6.21) -997573.2***
(-5.99) -1299816***
(-7.98)Year08 0.000639***
(19.76) 0.000617***
(18.27) 1446273***
(18.83) 1448520***
(18.76)Year09 -0.000023
(-1.26) -0.000021
(-1.16) -130037.8**
(-2.24) -140418.6**
(-2.53)常数项 0.000598***
(3.49) 0.000653***
(3.25) -24500000.0***
(-29.46) -27100000.0***
(-39.89)Adj_R2 0.6187 0.5605 0.6663 0.7700F值 121.26 95.50 148.98 249.13注：***、**、* 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T值。
表3四个模型控制变量系数显示，业绩Ro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业绩是捐赠的前提条件；Year08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因汶川大地震这一特殊事件的影响，2008年的企业捐赠水平更高。
2.回归结果的分析
对表3进行总结，回归结果与大多数假设是一致的。终极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Ultconsha与捐赠水平关系同假设2-3理论预期不一致。第一种可能解释是国有控制企业的代理冲突比非国有控制企业要小，所以其捐赠水平更低。第二种可能解释是国有控制企业捐赠水平更低不是因为其代理冲突更小，而是其他原因。第一种可能解释不能否定假设2，但否定了假设2-3，与现有产权理论即国有企业代理冲突较大的理论不符。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可能解释，国有控制企业捐赠水平更低不是因为代理冲突更小，而是因为其代理冲突更大，对捐赠的声誉效应重视程度更低，不能简单否定假设2和假设2-3。
为了进一步证明第二种可能解释，本文在表3四个模型基础上引入Adr×Ultconsha、Cus×Ultconsha检验所有权性质与声誉交互关系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该稳健性检验结果⑥发现上述交乘项的系数大都显著为负，且Ultconsha的系数的显著性与表3结果相比要更低一些。这说明国有控制企业对捐赠声誉效应的重视程度更低，终极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Ultconsha与捐赠水平关系同假设2-3理论预期有趋于一致的趋势。综上所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国有控制企业的代理冲突可能更大，捐赠水平可能更高，假设2-3基本得到验证，假设2进一步得到证明。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声誉机制、代理冲突与企业捐赠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对声誉重视程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捐赠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一结论说明企业捐赠与企业的自利动机有关，至少在动机上偏离了中国企业自身宣称承担“社会责任”的范畴⑥。（2）股东与管理层代理冲突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捐赠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一结论与企业管理者的自利动机有关，代理冲突决定下的企业捐赠甚至损害了股东利益、企业价值乃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在动机和结果上偏离了中国企业自身宣称承担“社会责任”的范畴。
因此，中国企业过去在实施捐赠时，“社会责任”很可能只是经过“包装”的宣传语而已。笔者认为，在社会各界对慈善捐赠活动重视程度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为了推动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理性看待企业捐赠行为非常重要。综上所述，笔者提出政策建议：（1）社会公众、媒体不宜过分正面宣传企业捐赠行为。企业捐赠为利而生，不能将企业捐赠任意拔高到道德层次，汶川大地震网友对企业“逼捐”现象中不理性的成分值得反思。（2）应该合理引导和规范企业捐赠行为。为了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企业价值不断增值，保证利益相关者利益，因此，应该减少有损于企业价值的捐赠行为。（3）政府、公众及媒体应该大力推动个人捐赠行为。个人捐赠特别是企业自然人股东捐赠涉及的利益主体相对单一，对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影响较小，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企业捐赠带来的负面效应。
①2010年《慈善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
②缓解代理冲突的方式还包括其他方面，如管理层持股、债务融资等，但因为这些方式在中国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研究暂不考虑。
③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单独披露了独立董事，但大多数上市公司年报未披露其他非执行董事，所以本文选择未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为其他非执行董事（未领取薪酬的董事在公司直接利益相对于领取薪酬的董事要小一些，更能代表外部股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非执行董事起到相似的作用）。
④以现金流形式体现广告宣传费支出与以期间费用体现的广告宣传费数额存在区别，但长期来看数额差异不会太大。
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笔者对计量模型各变量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回归模型中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由于篇幅有限，相关性检验结果没有在文中展示。
⑥由于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没有在文中展示，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⑦按照Carroll(1979，1999)、Tirole(2001)、Benabou等（2010）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解释，纯粹的利己动机不属于社会责任范畴，至少在动机上偏离了社会责任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