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版
搜索导航
论文网 > 政治论文 > 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下)

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1.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計劃與開發西北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分析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
    道之載咭病!饰魅遂端畡t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呓屿`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叨言眨俊盵1]
根據此段文字,可確實知道孫氏在此時已高度重視鐵路的功能與優點,並將它視為經濟發展的利器。此外,他亦批評清政府修築鐵道“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的錯誤。他主張先在“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築路,“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利富戶,”便能力滞茝V,“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2]此種招商興路的構想,在當時或較為實用。數年後,他在〈支那現勢地圖跋〉中, 亦在地圖中亦將鐵路資料收入。[3]孫氏在民元憶述此事,提及“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精神所注視者,為內部之幹路,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之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矣。”[4]由此可知,孫氏在鐵路建設問題上,極為留心。他日後提出龐大的鐵路計劃,實在是多年研究之成果,故其內容規模宏大,超脫群倫,足為路界之先導。
  其後,孫中山先生忙於革命活動,對鐵路建設缺乏專論。但是,他每到各處,均廣收圖籍,以為日後之用,並且自言“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實偏有所嗜。”[5]所以,在1911年底回到香港後,他便立即提出“必須各省府州縣,皆築有鐵路,以便利交通,使土地出產可以輸出,”[6]並強調中國缺乏資金,必須借外債。他認為:
   “滿清借貸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之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權之實行),民必不以為病,而債可立還矣。”[7]
簡單對比一下孫氏上述談話與甲午前後的主張,已經有所變化,特別是由“招商築路”變為“借債築路”的資金籌措方式。這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即將成立,孫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場上,提出與在清政權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時,孫氏當時常常提及中國是個窮國,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時間,當較借債為差。此外,在償付築路費用方面,孫氏希望利用“核定地價、漲價歸公”的方法來處理。要實行這個方法,條件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國家”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即將實現的。總之,在不同的條件下,孫氏往往根據實際環境修訂他的意見。因此,我們雖然發現孫氏的構想時常改變,但此絕不足以詬病孫氏,因為客觀條件若已改變,便必須針對此新條件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絕不能刻舟求劍,延誤大局。沈渭濱指出孫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時,已醞釀發展交通、改造中國之計劃。……尤其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在中國紛起奪取路權,國人誓死抗爭,路權與國咧P係日趨明顯,故孫氏視鐵路為一國命脈之所在,……為促進國家富強、民生發達之首著。”[8]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9]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表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10]
在民族及領土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免受列強之蠶食。對外方面,孫氏力主開放政策,認為必須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11],並堅持平和主義,以求令“中國重見於國際社會”。一般言論對孫中山的鐵路借債政策,常常提出批評,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孫氏“開放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從晚清一段喪權辱國的外交史來觀察,中國革命似乎必然會召致列強瓜分。在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孫氏力倡門戶開放,主張大規模利用外資以修築鐵路,引致國人的疑惑,是不難理解的。可是,孫氏認為要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往清廷所採取的閉關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特別是清末民初邊疆極為不穩,蒙古、西藏、滿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嚴重威脅下,隨時成為列強附庸的可能。所以,孫氏分析列強的對華政策:
   “各國現在對我(國)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
    眾怒。……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利權關係之故,如一國
    有單獨之行動,即啟別國之驚疑。……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
    題,莫如外交。……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政策,各國對
    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要求。”[12]
孫氏以弱小的暹羅為例,人口僅有五百萬,“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如故,此無他,即採用開放主義。”他更以俄國、日本、意大利為例,其製造業、兵工廠皆為外人主持。[13]我國若舉辦兵工廠,用外人辦理,與他們“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之手。”最後,他更以我國特殊情形,指出對外開放之必須。他說:
   “即如主張十年修二十年萬里之鐵路,勢不能不利用外資,即開
    放主義。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
    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國要
    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州之鐵路,全歸
    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
    大可痛心者。因保存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存大事
    為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資,一變向來閉
    關自守主義,而為門戶開放政策。”[14]
以上就已發生的事例,來說明借債築路、開放門戶政策的逼切性。此外,他還指出“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而非因借外債。……若使條約不礙主權,借債亦復何傷。”[15]
  在了解到孫中山的鐵路與民族主義、鐵路與門戶開放及借債築路等問題後,我們再考察一下孫氏的鐵路幹線的規劃與西北地區的關係。關於孫氏在民國初年的鐵路線之記述,以1912年6月25日對民立報記者的談話最為詳盡。孫氏首先指出“實業範圍至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而求其最根本者,殆為鐵路。所以,他強調“苟無鐵路,轉邿o術,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16]
  雖知鐵路之重要,但發展重點,仍需有所根據,不能胡亂修築,如晚清商辦鐵路般混亂。[17]孫氏提出幹路修築計劃,指出晚清的“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他認為“此仍為腹地狹隘之計劃……尚非通籌全局。”故只是“聊以自足而矣”。[18]在他的構思當中,真正溝通全國的幹線,有以三條:
   “(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
       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點於楊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陜
       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
    (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以達於烏梁海。”[19]
孫氏並十分強調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幹線的準繩:
   “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為重要;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
    ;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為重要;纸◣致罚犬斚纫詼贤O
    不交通之幹路為重要。蓋交通尚便之地,人見僻遠之幹路正在
    興築,而投資相應起營穩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
    目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難,是不啻四面包圍,適促全國人群起
    而竟成計劃之內線,是難以適之易之也。”[20]
孫中山先生由連接邊區的大幹線入手,從而促進國內外投資者的起而響應,於是大量飼養線(feeding lines)亦當同時迅速出現。
  我們若留心孫氏的三大幹線,便能得悉其計劃之宏大,與全國均衡發展之目的,均寄託其中。三大幹線的終點均為位處中國大西北的新疆與蒙古。由於這些偏遠地區比較難吸引投資者,因此,孫氏利用外資以地區區分,亦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為籌借外債,興造某某數線鐵路。第二為准許外國公司,
    興造某某鐵路。第三為組織公司,或全係華人資本,或中外
    合資,興造鐵路,訂定租期若干年。第一計劃,擬施於邊境
    一帶。第二、第三計劃,擬施於戶口稠密之處。”[21]
孫中山抱著與全民同享康樂富強的理想,所以他的計劃,眼光並不局限於繁榮富裕的沿海、沿江地區,而是極具戰略意義地掌握全局,對貧窮落後、發展緩慢的廣大內陸地區,同時加以統籌兼顧,不使遺漏。孫氏更發現一個鐵路經濟的特殊規律:溝通極不交通之幹路,不但可促進內地線路的勃興,更能收到開闢殖民地的效果。[22]孫氏憑著這個經驗再加深究,終於在1919年出版的《實業計劃》中,正式發現了一條鐵路經濟的新原則:“由人口眾多之處,築至人口稀少之處之鐵路,利益尤大。”[23]這個見解,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仍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孫中山先生關注廣大邊疆的開發,其實是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極為貧弱、內地人口過多及列強對蒙、藏等地區的覬覦等原因所剌激,而導致孫氏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此事稍為複雜,故分為改善民生和鞏固邊防兩小節,分別加以敘述。


[1]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6─7。
[2] 同上。
[3] 《國父全集》,〈雜著〉頁2。
[4] 同上書,〈談話〉,頁19。
[5] 同注82。
[6]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8。
[7] 同上。
[8] 沈渭濱〈交通為實業之母─孫中山交通思想初探〉,《近代中國》,第一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279。
[9] 同上。
[10] 《國父全集》,〈宣言〉,頁8。
[11] 同上文,頁9。
[12] 《國父全集》,〈演講〉,頁34─35。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國父全集》,〈演講〉,頁30。
[16] 《國父全集》,〈談話〉,頁18─19。此文的題目為〈鐵路計劃〉。
[17] 參看全漢昇、何漢威〈晚清商辦鐵路〉,收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9,上冊,1978。
[18] 同上書,頁19。
[19] 同上。
[20]
[21] 《國父全集》,〈談話〉,頁27。
[22] 同注97。
[23] 《實業計劃》,《孫中山選集》﹝中華書局,1978﹞頁200。


2.        鐵路建設與改善民生之關係
 
  孫中山先生的三大幹線,均以中國的大西北為終點,究其原因,實與改善民生的關係極大。他認為中國“既貧且弱”,如要有所改善,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他批評“世人皆知農工商礦為富國之要圖,不知茍無交通機關以咻斨瑒t著著皆失敗。”他並回憶“前時在安南、廣西曾見農家燒毀陳榖,詢之,因叩啦煌ǎ瑹o處可藏,故毀棄之,”足證交通之重要性。[1]同時,中國人口太多,“游手無業,飢寒交迫之同胞,遍地皆是”,若要“使全國同胞人人有恒業,不啼飢,不號寒……就要辦鐵路、開礦、工商、農林諸偉大事業。”[2]1912年9月2日孫氏在北京鐵路協會演講,以滿州大豆的產銷為例,說明鐵路對促進農業的鉅大作用。他說:
   “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州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
    每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
    上。皆因兩路交通之利,故東三省農民,受益匪湣!盵3]
鐵路能便利農產品的咻敗⒔档瓦費、使市場擴大,從而鼓勵更多人從事生產工作,滿州大豆產量的急升,正是個極佳的例子。至於礦產方面,孫氏指出我國“煤礦蘊藏之富,甲於全球,英美亦所未及,如能合全國之資與力,分頭開採,並多築鐵路以便咻敚苋缡莿t民富矣。”[4]孫先生曾進一步指出:“中國物產無不豐富,惟待開發而已。……路線敷設之後,則物產之價價,勢必增長數倍,因此種路線,不啻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也。至地下蘊藏採掘,金屬物產之開發,其利益之豐富,乃顯而易見者。”[5]因此,經濟開發、改良生產、促進民生的效果,均一一在鐵道修築後獲得。
  除此之外,孫中山在指示三大幹線後,特別提出鐵路建設是“破荒”之利器。他對“殖邊移民、開濬利源”是極為關切的,因此,北路(秦皇島至烏梁海)建設尤為急迫。他解釋說:
   “更有進者:貨之棄於地,必荒僻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為世
    界所公認。生齒之繁,至吾國而極矣!僅以內部(按:指本部
    十八省)容吾民,恐即交通便利,而秩噪y,即興礦務,尚有
    工不應人之虞,農產無可加闢,早有不食不應工之患。……吾
    (國)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按:指西北地區)置而不經營,
    則以患貧之國,又自重過度之困,乃不謂大患不靈者也。”[6]
中國歷代均有移民實邊之政策,孫中山對此可能有借鑑歷史之處,但就其所建議而論,殖民計劃之鼓吹,主要時針對內地人口過盛的情況。為我國過多人口尋求有效而簡捷之殖民區,那有比西北更廣大、更遼闊的地方來渲洩眾多的內地人口。因此,僅就人口移殖一點而論,就充分說明孫氏規劃的三大幹線均以大西北為終點的現實意義。[7]


[1] 《國父全集》,〈演講〉,頁24。
[2] 同上書,〈演講〉,頁24─25,57─58。
[3] 同上書,〈演講〉,頁32。
[4]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9。
[5] 同上書,頁31─32。
[6] 同上書,頁12。
[7] 關於殖民的生活安排,孫中山在民初並沒有加以論及。直至《實業計劃》、〈第一計劃〉完成後,對蒙古、新疆的殖民,才有詳細的解決。


2.        鐵路建設對鞏固國防的貢獻
 
  如要了解孫中山鐵路計劃對鞏固國防的意義,應先看他對邊疆民族之關心態度和對邊情的留意。在孫氏的言論看,可以肯定他非常重視民族的平等。在1912年2月23日清帝退位不久,孫氏發表〈臨時大總統布告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文〉,強調“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丕興實業,促進教育。……而今而後,務當消融意見,蠲除畛域;以營造為無利,以公益為當郑鲎鎳畼s光,造全民之幸福。”[1]由於他對於蒙古、滿州、新疆、西藏在列強威脅下的危險,極為關注,因此,他在規劃三大幹線時,非常注意上述地區的經濟開發問題。北路穿過遼東、內外蒙古;中路由陜甘直抵新疆之伊犁;南路則穿越雲貴之間,越西藏,直達天山南路。三路之中,孫氏“以為北路為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務。”[2]所謂“固圉之要道,破荒之急務”,是指受日俄威脅下,滿蒙在當時岌岌可危,已完全為其所控制。因此,孫氏以殖民為手段,以鞏固邊防為目的,希望藉鐵路的修築,加強內地與西北的聯繫。
  此外,修築鐵路亦可以減少養兵之數。以中國廣闊的疆域而論,若缺乏有效的咻敼ぞ撸词褂斜偃f,也不足夠應付外患。孫中山說:
   “譬如中國有兵二百萬,分布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
    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制我而有餘。……且交通不便,
    則弑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去矣。故名為
    有兵二百萬,與無兵同。”[3]
以1911年底蒙古獨立之兵力而論,蒙古王公所擁有的軍隊與俄國哥薩克兩連士兵合共不足五千人,本並不算龐大。可是,駐紮在倫庫的中國士兵僅四百名,若要由北京或內蒙調兵前往鎮壓,動輒需時數月,真可說是萬事皆休。反之,若當時有鐵路直達庫倫,軍隊可藉便捷咻斣丛摧斔屯鶓鸬兀蝿葑匀淮蟛幌嗤K裕瑢O中山認為若中國建成完善之鐵路系統,分佈全國,則“有兵百萬足矣,蓋咻敱憷贿^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4]其實除了蒙古外,滿州、新疆、西藏之形勢,與此亦頗相近。這些區域均遠離中國本部,交通極為遲緩,故常為列強覬覦的目標。孫中山先生認為當日中國的病源,主要是由於交通不便。“如由山東至新疆路程,須行五六個月,較西人環遊地球,尤為遲滯。此等弊病,於政治軍事礦產商工事業,均多窒礙。”[5]若新疆被外國軍隊入侵,後果實不堪設想,因支援的軍隊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非用上三個月的時間,不能從最近的省份抵達伊犁。概括而言,中國因缺乏鐵路,故“幅員雖廣,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交通不便,載卟混`,雖大無濟。”[6]
  在討論鐵路對保全領土的意義上,孫氏認為修築幹路的工作,“尤不可復”。他以民初的邊疆為例,沉痛地指出:
   “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州橫
    行,英國在西藏橫行。若我國兵力能保護邊圉,斷無此等事實
    。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汲汲於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須遣散
    ,其額必多,然用兵之時,則併一兵而無之。此何故哉?此即
    交通不便之故。”[7]
所以,孫氏認為“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繫於此舉。”[8]但是,一般論者擔心借債築路,容易引致列強的滲入。他們非常憂慮如按孫氏的利用外資的辦法,會產生以下的困難:
   “滿州、蒙古在日俄勢力範圍下,如批歸日俄承辦,適中日俄之
    計,中國前途,益形危險。如另覓他國,而不歸日俄承辦,日
    俄又必干涉。”[9]
這些問題,孫中山先生亦深感“棘手”。所以,為避免與中俄衝突,中國方面“儘可先從內地各省之路築起,暫留承辦滿蒙路線,以待最後之解決。”他估計俄亦缺乏資本,即令“日俄用各種方法籌得資本,堅請承辦,祇要合同上之條件訂立妥善,亦無不可允許之處。”[10]這種門戶開放政策,與前清條約絕對不同。如以東清鐵路為例,“東清鐵路……當時訂約,允許俄人以置兵保路之權,”引致俄人任意行動,後患無窮。可是,孫氏在民初“主張請外國資本家包辦中國鐵路,將來訂約,必不許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權。……(由於)主權在我,操縱自如,即日俄承辦,亦無不可。”[11]為了給國人一個清楚明白的實例,孫氏在民國二年七月與英國波令公司(Pauling and Company)簽訂〈建築廣東至重慶之鐵路借款契約草案〉,其中第十三條便規定鐵路及一切附屬財產,“皆由各地方官極力保護”,而英國並無派兵護路的權利。[12]因此,以往列強藉築路而劃定之勢力範圍,在新的條約下,孫氏認為絕對不會再次出現。
  當孫中山還是臨時大總統時,他曾致電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希望他們能推舉代表前往南京討論國事。孫氏在電文中指出:
   “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中腋!!
    …今全國同胞見及於此,群起解除專制,……政體雖更,國猶
    是國。……諒諸公明達,必表同情。……蒙地遼遠,或未甚悉
    ,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嶮,非群策
    群力,奚以圖存?夙仰貴王公等關懷時局,眷念桑梓,際此國
    勢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賴維持。”[13]
對於外蒙獨立一事,孫氏願能有所補救,以免國家陷於分裂。唯此事蒙人蓄志已久,俄人又乘勢向外蒙擴大影響力,致使孫氏此電文,難收實效。同年11月9日,《俄蒙協約》披露。一星期後(11月16日),孫中山在〈致袁世凱勸不可承認俄蒙之約電〉中,表示:
   “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時,當可辦到,故俄
    蒙之約萬不可承認,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
    ,則必有良善之結果,目下儘可以不理處之,以觀俄政府之行
    動。再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
    功勳,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牽延為第一辦法。”[14]
同年12月,孫中山先生更以極高的筆調發出〈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利用舉國一致的民氣,與俄人周旋到底。他說:
   “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我國人皆知
    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故
    舉國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觀之,民氣如此,實足救亡。”[15]
孫氏主張以激烈手段來對抗俄人。為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他公開呼籲實行錢幣革命,以解決國家財政的困難和促進社會之工商事業,以期在半年內
出(兵)五十萬於外蒙北滿”。我們若比較此〈通電〉與〈致袁世凱電〉,明顯發現兩者在處理〈俄蒙協約〉上反應截然不同,估計孫氏基本態度是低調與拖延,在宣傳上則採取高姿態,以對政府造成一定壓力,使其不可輕率承認〈協約〉。有學者認為孫氏“即使出於宣傳目的,這也是個很冒險的行為。”[16]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問題,因為他只看到中國方面的弱點,但卻看不到俄國自身的弱點。當時俄國政府正全力注視巴爾幹地區,根本不贊同同時在另一地方發生事故。孫氏在給袁的電文中,已將此點指出。
  總之,孫中山希望利用鐵路來溝通交通極不方便的西北邊疆,利用現代化咻敼ぞ邅韺ξ鞅敝趁瘢瑏K藉此改善該區的經濟條件和鞏固西北地區的國防。


[1] 《國父全集》,〈誓告〉,頁6。
[2]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11。
[3] 同上書,頁14─15。
[4] 同上書,頁15。
[5] 同上書,頁30。
[6] 同上書,頁13。
[7] 同上書,頁18。
[8] 同上。
[9] 同上書,頁26。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書,頁55。
[13] 《國父全集》,〈函電〉,頁124─125。
[14] 同上書,〈函電〉,頁175。
[15] 同上書,〈函電〉,頁179。
[16] 朱宗震《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決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271。


一、        結語: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
  
  本文探討清末民初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狀況,特別是蒙古和新疆的變化,來說明維護領土完整,民族獨立邉有枰幸欢ǖ慕洕A。若缺乏這種條件而要完成上述目標,將會遇上重重的困難和障礙,而最終之結果,也是難逃厄摺
  從晚清新疆和蒙古的史實觀察,新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阿古柏政權,朝廷曾因其僻處西陲,發展緩慢,企圖放棄,最後經左宗棠力爭,才採取積極立場,派兵平亂。事後,左宗棠鑒於新疆乃我國西北之門戶,地位極為重要,而又極之空虛,便提議改變傳統的管治架構,建立行省,以加強與內地的關係。經過左宗棠、陶模、長庚等人的努力,新疆的政治經濟狀況遂有所改善,農業開墾、水利建設有一定的進步,令新疆人口急遽增加。對新疆的穩定發展,奠下了一定基礎。此外,新疆傳統政治力量亦被削弱,伯克的政治地位下降,影響力減少,對新疆推行“新政”,營造了較佳的環境。“新政”在新疆推行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清末民初一段時間內,新疆仍能維持統一,避免受到英、俄的進一步壓迫,形成一個粗安的局面。
  與新疆建省的情況不同,蒙古在晚清基本上仍然實行維持二百多年來實行的盟旗制度,傳統的政治力量沒有絲毫動移。因此,當清政府需要推行移民實邊的墾荒政策時,因觸動蒙人的傳統利益,引致相當鉅大的反抗,加上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手段過於急峻,眼光過於著重在財政上的收益。對牧民因改變而出現的抵觸情結,不但並未加以疏導,反而強行以武力解決。因此,蒙人便積極智蠖砣说慕槿耄云砬竽軌蛎撾x中國的管治。最後,由於俄國的軍事參與,終於釀成外蒙之獨立邉印
  比較一下晚清“新政”在蒙、疆的不同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疆在建省後曾經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令回民亦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並令新疆能夠稍為充實(包括農墾面積、水利工程及人口增長等方面)。相反地,蒙人在“新政”及“墾荒”的過程,不但沒有獲得實際的利益,反而增添不少負擔。所以,蒙人對“新政”實在沒有多少好感。最後,經俄人的煽惑及辛亥革命爆發帶來的機遇,外蒙遂宣佈獨立。
  然而,若當時中國已修築西北鐵路,便能制止上述情況。因為當庫倫醞釀獨立期間,直接隸屬辦事大臣三多的兵力不足四百,無法控制大局。若要由河套或張家口添派軍隊前往彈壓,最少要花幾個月的時間。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當時並無一兵一卒前往庫倫,主要原因就在於交通不便。因此,孫氏認為“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按:指修築三大幹路)尤不可緩。”[1]雖然孫氏的築路規劃只是一個初步的構想,[2]但是,他極力強調:“今日我國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不然,外人之勢力日益伸張,挾其鐵路政策,實足以亡人家國。”[3]晚清民初之邊疆,能否維持,領土能否完整,實有賴經濟之發展,而促進經濟發展之利器,捨鐵路之修築,能有其他更有效的工具嗎!  


[1]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頁18。
[2] 孫中山先生對西北經濟發展,可參看《實業計劃》。筆者正撰文討論此項問題,不贅。
[3]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頁19。

相关论文

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