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概念与测量
目前，国内研究大都采用波动率来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根据John等（2008）的观点，企业风险承担主要通过企业盈利波动、股票回报波动等指标来反映，但是一般需要根据行业均值对企业的相应指标进行修正以获得可比性的统计分析指标。苏坤和张健（2016）采用了行业调整的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作为企业风险承担反映指标。张章和陈仕华（2017）采用了股价股票收益波动性来衡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何鑫萍等（2017）将其解释为息税前利润除以当期期末总资产的波动性
二、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现状
张洪辉和章琳一（2016）研究发现，央企的风险承担水平高于我国地方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苏坤和张健（2016）研究也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对我国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那些之前是从企业部门跳槽出来创业的家族企业相比于那些从公共部门出来的人创立的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国家也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来刺激企业进行风险承担，但是总?w而言，政府补贴的效果并不明显。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的研究发现政府的适度补贴能够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过度的补贴反而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二、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
（一）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包括一个社会的信仰、市场化程度、国家政策、房价波动、货币政策等各种因素。何鑫萍等（2017）研究发现，一个企业受传统宗教影响越大，风险承担的水平越低。上述研究结论被叶德珠和胡梦珂（2017）研究所验证，他们也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宗教传统性的影响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更显著，但是地区的法制化程度会弱化这种影响。地区政府官员的变更也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廖俊平、罗党论和王珏（2016）发现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企业经营风险，但是新上任的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关系时会降低这种影响。房价上涨带来的固定资产增值使得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降低，非房地产企业会将更多的资产溢价投入到房地产行业。监督型基金是对公司管理进行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监督型基金持股比例与企业的风险承担负相关，尤其是在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度低、市场景气程度高时，从这个角度看，监督型基金并没有起到改善公司运作效率的问题。货币政策的研究发现，国币政策通过投资者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张前程，龚刚，2016）。
（二）企业制度
晋升激励是影响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张洪辉和章琳一（2016）的观点，晋升激励主要通过薪酬差距来反映，差距越大，晋升对高管的吸引力越大，在职消费与权力也越大。研究发现，晋升激励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国有企业而言无效。晋升激励在提高风险承担方面更有效，股权激励、薪酬激励的作用都不显著。
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低、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都不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的风险承担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苏坤，张健，2016）。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也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而言。根据吕文栋等（2015）的研究，公司的管理团队中男性比例越大、教育程度越高、公司的规模越大，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谢盛纹和刘杨晖（2015）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和资产专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尽管两者都对风险承担产生积极影响，但两者相互替代，存在竞争关系。
四、企业风险承担未来研究展望
对于企业风险承担问题，未来可以考虑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是，企业风险承担的测量问题，现有的测量都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不同的测量方法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研究结论，是否存在差异也并没有做系统的元分析，有必要来分析测量方法差异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二是，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问题，目前的研究大都是主效应研究，对于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影响交代的并不清楚，此外，一种政策或者措施不能仅考虑提高企业的风险水平，例如程小可等（2016）发现影子银行尽管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是会降低企业的价值，未来应该考虑一个措施的多种影响后果；三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后果考虑不多，大都习惯性的认为企业风险承担是一种一贯的积极行为，一定会带来积极影响，在建议部分也都主张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四是，关注中国本土化研究，关注我国企业的特殊背景，例如“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前后的对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