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修订，正式在利润表中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列报，与净利润一起，构成了企业的综合收益总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也改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被要求在利润表中进行列报，影响综合收益，企业不能再将该部分利润“隐藏”起来了。基于这个改变，本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在利润表中的出现，能否降低企业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踊?。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Hunton（2006）提出增加综合收益透明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会计操纵行为。Jenkins（2009）指出财务报告外部使用者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能力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披露会计信息的模糊程度呈负相关，同时发现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在利润表中进行披露表明信息透明程度较高。Iyengar（2010）也指出综合收益在利润表中呈报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在国内，虽然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提出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增加“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的列报，但是直到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才正式修订，因此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谢晶等（2016）分别以2007年和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修订能降低企业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本文以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前后的时间段作为对比，从金融资产分类出发，实证检验其修订能否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政治契约理论将政府与企业看作一个整体，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能为政府带来更多的利益，政府通常更关注它们。因此，为了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尽量避免向外界传递经营不稳定的信号，企业更加倾向于分类为能灵活调控利润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此，提出假设1：
H1：企业规模越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越强。
债务契约理论指出，为避免发生违约成本，企业签订债务契约后，通常会尽力遵守。一般来说，债权人往往对负债较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尤其是其在偿还债务和盈利方面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利润不断波动引起债权人的不安，企业更倾向于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此，提出假设2：
H2：企业负债越高，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越强。
基于契约报酬理论，管理层激励通常与业绩紧密相关，而业绩通常又与会计政策相关，这使得管理层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违背会计政策。给予管理层股票是常用的激励手段，拥有股票的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常倾向于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此，提出假设3：
H3：管理层持股的企业，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越强。
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不同，其分类也有所不同。持有金融资产较多的企业，该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会引起净利润的较大波动，为了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控性，管理层更倾向于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此，提出假设4：
H4：企业持有资产规模越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越强。
2014年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以前，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会在利润表中体现，而准则修订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也要求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列报，因此两者的变动都会在利润表中的综合收益项目中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报表使用者仅以净利润作为企业的经营成果衡量指标。据此可以猜测，在2014年准则修订后，企业通过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会有所降低。对此，提出假设5：
H5：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将弱化债务规模、资产规模、管理层持股和金融资产规模对企业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以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为分界点，分别以2010―2013年和2014―2015年两组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排除金融、保险行业和ST等带帽公司，分别得到强平衡面板数据1 724和2 888个，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又考虑到变量的异常值情况，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实证部分全部通过Stata 14.0软件完成。
（二）研究模型和变量设计。基于上述假设，本文选取企业的资产规模（Lnsize）、资产负债率（Lev）、管理层是否持股（Holding）和金融资产规模（Impor）为解释变量，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规模（Fas）为被解释变量，并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引入一定的控制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各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中N1和N2分别代表2010―2013年和2014―2015年两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在2010―2013年的分组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例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均值为0.644，这说明许多企业在金融资产划分上更倾向于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2014―2015年的分组中，该变量的均值为0.9，说明与2010―2013年相比，2014―2015年企业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
（二）回归结果分析。本文采取Person检验对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各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5，这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4，本文首先选取2010―2013年的样本对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第一列。其中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管理层持股和金融资产规模均显著，并且与之前的假设结果一致。
为了验证假设5，本文选取2014―2015年的样本进行回归，并将回归结果与2010―2013年进行对比，分析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前后是否存在变化。从表3可以看到，2010―2013年分组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比例与资产规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但是在2014―2015年的分组中，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时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意图越明显，这与假设5不符，说明大公司对新政策的反应比本文预期得更加敏感。对于金融资产规模这一影响因素也有同样的变化，在2010―2013年的分组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比例与其呈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2014―2015年的分组中，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虽然这也与假设5不符，但是也反映了在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持有金融资产越多的企业，更愿意将其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以此来避免利润表中出现大额其他综合收益，降低报表使用者认为企业有利用此分类来调控利润的可能性。因此，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对规模较大的企业和持有金融资产较多的企业来说，有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的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经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前，企业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比例与其资产规模、负债情况、管理层持股、金融资产规模和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呈正相关，即企业有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随后，通过对比2010―2013年与2014―2015年两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企业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比例与其资产规模和金融资产规模呈负相关，说明企业对新政策的反响远远大于本文假设。最后得出，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大规模企业和持有金融资产较多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而对于小规模企业和持有金融资产较少的企业则不明显，同时准则修订后管理层控股、资产负债率、每股现金流量对其的影响也变得不显著。因此，为了进一步降低小规模企业和持有金融资产较少企业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本文认为证监会在企业上市退市的标准中，不应仅以净利润作为评价企业经营成果的指标，还应该引入综合收益指标作为参考。此外，企业在对管理层实施激励时，应该用综合收益作为业绩考核的指标，这样可以降低管理层为追求短期利润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二）相关展望。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因为本文的实证检验数据采用的是2010―2015年的数据，所以对金融资产分类的表达仍然沿用旧准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准则的出台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新准则规定，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这一修订改变了原来企业对金融资产分类的主观性，使得企业在投资初期就得慎重考虑资产的划分，并且准则的修订可能将大大增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从而使得企业的利润波动性增大。此外，虽然新准则规定三类金融资产可以互相重分类，但是又指出其他综合收益不再转入投资收益，而是直接影响留存收益（属于所有者权益内部的变动），这一改变将使得企业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基本杜绝。可见，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不断修订与完善，不管是2014年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修订还是2017年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都使得企业利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大大降低，对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