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74年提出的著名传播学假设“沉默的螺旋”，于1994年被引介到我国（1993年出版的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没有这个词条）。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传播学界普及，通常被用于舆论引导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把它视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传播理论。当时我只是本能的感觉到这个理论假设可能会被用来造成“舆论一律”的表面现象，因而在介绍这个理论的最后写道：“媒介引导舆论必须首先尊重公众，深刻理解已有舆论，多提供一些选择，以求少出现‘复数的不知’的现象。”[1] 。
2001年潘忠党传给我他写的评论我这本书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使我感到震惊，即“沉默螺旋”理论的提出者诺依曼青年时代服务于法西斯的主流传媒。他写道：
“不可忽略的是，诺埃勒－诺依曼曾经参加了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虽然是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却带有对纳粹经验的总结成分。诺埃勒－诺依曼的前纳粹党支持者的身份被披露后，曾在传播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国际传播学会曾于1997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年会上，为这个争议举办了专场讨论，讨论现场人满为患，参与者很多较为情绪化。对围绕着诺埃勒－诺依曼的历史和她的理论展开的争论，见克里斯托芬·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年第43期149－173页的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的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Elisabeth Noelle-Neumann’s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汉斯·马梯阿斯·凯普林格（Hans Mathias Kepplinger）发表于同一刊物1997年第47期102－117页的文章《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A reply to Simpson）。我绝不赞同因此否认诺埃勒－诺依曼的理论贡献，但我也要指出她的理论含有驱逐少数意见的成分。对此，有过纳粹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经验的中国同样地需要特别警惕。”[2]
以上文字是至今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唯一涉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我曾经想进一步研究，但无暇去做。直到去年，才得以安排我的学生袁琳撰写这个选题的论文，我们共同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阐释。
一、诺依曼“沉默螺旋”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
“沉默的螺旋”理论本身，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为了进一步理解诺依曼的这个理论，她的几个关键概念需要先梳理一下。
1．舆论。诺依曼回顾自己对舆论的认识时，追溯到她1940年写的博士论文《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Meinung und Massenforscheng in USA. Umfragen über Politik und Presse）。她说：“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到底什么是舆论，尽管我在博士论文中对舆论进行了探讨，但是我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
1971年2月，她在德国大选中展开调查，发现人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流动的频率，这些因素导致她开始寻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1973年她发表《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一文，文中开始出现“沉默螺旋”、“螺旋模式”、“螺旋过程”、“沉默假设”等概念。1974年，她发表的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专题论证了“沉默的螺旋”，1980年形成她的德文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
舆论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社会中有责任心的好公民的同义语，因而舆论与“大多数人”、“某一地区的居民”、“现在”、“一致同意”等词语有关。通常，舆论被认为“是舆论调查测量出来的东西”。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精神压力，一种不断变化的观点。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一致意见，将公众制裁介入那些公开表达的、不能被公众接受的立场。她对舆论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看到了舆论作为社会压力的这一特性。
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那些不会因公开表达而受到孤立的观点”（1973年），一种“趋同的压力”（1977年），“不会被制裁的、可以传达的观点”（1979年）。她的学生道斯巴赫（Donsbach）1987年总结了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含有价值的，特别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意见和行为方式，当它以一种全民共识的方式出现时——例如当它以风俗习惯、教条方式出现时——则个人必须公开说出或做出，才不会受到孤立，而当它以一种不隐秘的方式出现，则个人可以公开说出或做出，就不致遭受孤立。”[3]
2．社会精英。她认为“舆论”与“社会精英”之间有关联。精英概念常被定义为：“理性的、自觉的”、“重要的公共的”、“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意见”被她称为“有效意见”。同时，她认为二者存在区别，精英意见——知识分子、政治家、艺术家等持有的意见——不断地进入到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去，但舆论不一定最终会吸纳精英们的意见。然而，精英意见相比其它群体的意见，更能形成一种让人顺从的压力。
3．道德成分在沉默螺旋中的地位。她的舆论观立足于社会系统层面，而不是简单地将舆论视为个人观点的合集。她的舆论观点与“时代精神（Zeitgeist）等同，代表文化和同时代品味的道德趋势。她强调道德和行为是舆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指时尚和政治概念。
“沉默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份，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舆论中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
在沉默的螺旋的整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研究这种意见的螺旋现象，必须探讨当时大众传播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4]
4．“舆论创造整合”。在以上对舆论认识的基础上，诺依曼进一步得出“舆论创造整合”的观念。她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时尚之法。因此，这种舆论必然具有整合功能，可以防止社会因为个人喜好的不一致而分裂。这种整合会带来痛苦，诸如人需要力图避免孤立而做出妥协、形成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舆论整合后的产物就是“时代精神”，沉默的螺旋过程就是舆论成功整合的结果。舆论可以稳定社会，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整合作用的结果。若人们对于政治领域中有关社会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经常的或极端的社会不稳定。舆论还可以给予立法支持，它追求一致（这对个体产生很大的从众压力），建立起规范或制造法律可能执行的规则。在社会危机之中，要求个人顺从的压力会增加，舆论甚至扮演着强压的角色。
5．“积累、和音、公开效果”。诺依曼是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支持者，她对未来的效果研究趋势大胆地预测：“强效果论能够统治未来！”她认为有限效果论之所以长时期统治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在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缺陷。她提出累积（Kumulation）、和音（Konsonanz）和公开效果（Offentlichketseffekt）三个概念，并指出未来效果研究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
“累积”把大众媒介的效果视为一种长期效果，是多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的效果，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不同媒介的报道有一种相同的趋势，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很高的内容时，会取得最大的效果。这种和音是记者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媒介报道的内容相似性造成的。这个特性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公开的效果”，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造成“公开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
她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相互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
6．“孤立的恐惧”。这个概念是“沉默的螺旋”假设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她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由“对孤立的恐惧”来控制，孤立的恐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她认为，法律就是很好的利用了人害怕孤立这一特点，如被示众者——虽然没有使其受到身体的伤害，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诺依曼认为尴尬是一种害怕孤立的表现，这可以从达尔文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看到。尴尬的感觉是人类社会特性的一种明显的标识，可以在很多可见的身体反应中看到，包括脸色变红变白、出汗、发抖、做出神经质式的动作等行为。
她把“孤立的恐惧”作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详尽研究，并将其量化。当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立场受到他人的支持时，对孤立的恐惧就会影响到舆论的形成，人就不情愿表达这种不受欢迎的立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避免被孤立和不被他人鄙视，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只寻找一两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
她还认为，从众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以为从众的前提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诺依曼的社会经历和对她早期从事法西斯宣传的质疑
这个标题下，我们先简述诺依曼的经历，然后阐述关于她的早期历史与“沉默螺旋”理论是否有关的争论。
1．诺依曼简历
诺依曼1916年12月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纳粹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在中学阶段就表现出对写作的兴趣，创办过一份学生报纸。1935年被柏林大学“报学”专业录取，主修新闻、历史、哲学和美国研究等课程。同年参加德国国家主义学生团（NSDtB），时年19岁。
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时，她开始写作博士论文，1940年完成。 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从而德国变成“大帝国”的时候，参加新创办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的工作。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
1946年，她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结婚。后来他们创建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1966年，诺依曼担任美因茨大学大众传播学系首任主任。1972－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
2．第一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研究中我们发现，潘忠党提供的一组争论文章是第二轮论战的代表文章，关于她历史问题的争论开始于1991年8月的美国《评论》杂志。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纽约大学营销系教师李欧·鲍加（Leo Bogarft）。他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民意调查者与纳粹分子》揭露说，1940年诺依曼的博士论文出版了，里面激情洋溢地引用了戈培尔的话：“民众将不会再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而是将自己与别人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行动的整体。”她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帮助政治家的建议——通过详尽地表达民意测验来操纵舆论。她说，一份值得信赖的调查问卷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其有效性，而且还可以帮助统治者了解被统治者的真实面貌，这样一来，民众对领导的恐惧将会逐渐消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将形成良好的关系。在该书中，她还对舆论在美国和在德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在美国，舆论可以将成千上万的股东联系在一起，为公司的政治服务。在德国，“个人”都是作为“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整体的大脑接受指令，完成任务，通过“头脑”和“手脚”的配合，能形成一些卓越的政治观和文化观，这种情况下，舆论就占了统治地位，其余的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书中提到李普曼时，后面特别加上“犹太人”的标注。
揭露文章还多处举例谈到她当时的反犹倾向。鲍加的结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看作是她将自己经历过的、看到过的现象的精确描述，她的《沉默的螺旋——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跟她的第一本书一样，是纳粹主义的注脚，而不是用来研究舆论的。[5]
几个月之后，诺依曼在《评论》杂志1992年1月号的《读者来信》栏中对鲍加的指责做了回复。关于博士论文中纳粹式的语言，她这样为自己解释：自己的博士论文，使用的是盖洛普民意研究的方式，即将民意可视化，这种方法在一个不能在公共场合中表现自己观点的极权主义国度里中是恰当的。她的导师，预感到这个论文题目将会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所以她在博士论文里穿插了当时的宣传口号，尤其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里。对于论文中解释各种宣传方法如何才能有效地被统治者利用，她的解释是：在这样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度里，稍一不小心将会被送入集中营，哪怕是一点点批评。李普曼后面加注“犹太人”字样，是根据柏林大学的管理制度而来的，不是反犹的体现。如果这些文字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的话，她感到非常抱歉。她还提到1942年春天纳粹宣传部要求她组织有关民意调查，她因为这么一个不能被拒绝的任务而感到非常恐惧和不情愿，为此病了3个月。
她还谈到，1942年秋天她拟在《帝国》上刊登一篇有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章，戈培尔在第一时间里阅读《帝国》的大样后，立即告诉编辑，将这篇文章撤下来，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就将她解雇了。战后，她并未被列入联军的“除纳粹”（de－Nazification）程序，“因为我不是纳粹分子！”，官方的公告上写着“不予起诉”字样。
在同一期《评论》上，其他的文章观点大相径庭。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学者认为，将诺依曼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有欠考虑。德国一些学者认为，鲍加批评拒绝真实反映自己在纳粹时期活动的知识分子是正确的，但是诺依曼并未有意隐瞒这样的事实，只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她对西德的民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十多位教授的联名文章，则对她关于反犹言论的简单抱歉表示愤怒。 [6]
同一期上，鲍加发表补充文章说，战争结束的时候，诺依曼已经28岁了，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为纳粹服务是因为无知。一位德国记者发现了她于1939年7月12日填写的个人简历，上面记载：她是慕尼黑女学生国家团体的主要领导者，还参加了柏林学生领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国家社会主义战斗鼓动学生团。她的博士导师杜蔚发（Emil Dovifat）1937年就写过这样的话：“出于对人和人们有很深的了解，以及对人民和大众的出色领导，希特勒对宣传的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实践，希特勒创造的政治概念对报纸很有启发。”暗指诺依曼的导师是纳粹德国宣传方式的实践者、支持者，说明诺依曼无形中会受到导师的影响。
他还引用了一项由辛顿（Derrick Sington）和韦登菲尔德（Arthur Weidenfeld）完成的《纳粹宣传的机器》研究。这项研究查阅了她当年在美国的活动记载。指出：“诺依曼经常写一些倾向于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和歌颂的文章，发表在大学里的杂志上”。她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时，非常热情地完成了一些宣传任务，1937年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人》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道：“一战后在医药、法律、传媒、电影院和大部分政府部门，犹太人占据了70－90％的主要职位。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民族的混杂，历史已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大量的杰出国家因为民族的混杂而堕落。”留学期间，她曾在弗罗里达州的一个农场参加了一次由纳粹德国组织的圣诞聚会。
关于她服务的《帝国》杂志，鲍加认为完全受戈培尔控制。诺依曼在1940年写到：“这是一家担负着国家政治任务的媒体”。研究过《帝国》杂志史的普罗斯（Harry Pross）说：“这是一个引诱人们犯罪，试图去让人们产生错觉”的媒体，是德国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在“大德国”的理念下创办的。该刊用华丽的外表，来掩饰其纳粹的本质。
鲍加还揭露，1943年在美德战争爆发前夕，诺依曼撰文指出：“罗斯福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将犹太人的观点塑造成大众的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纽约时报》于1991年11月28日B16版有过报道。从内容看，报道不够客观，没有采访当时在美国的诺依曼，只报道了鲍加的观点，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和系主任麦尔塞蒙（John Mearsheimer）指责诺依曼的意见。
3．第二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这次争论开始于1996年《传播学刊》的夏季号。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发表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 再次将诺依曼与纳粹的宣传思想联系起来。辛普森是研究纳粹时期德国和美国的专家，八年前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文章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诺依曼的社会背景对其科学研究的影响；她后来的理论成果与其在第三帝国的行为的关系。他认为，诺依曼后来的理论就是她在第三帝国时行为的延续。
他将诺依曼在希特勒时代的论著和后来从事的职业仔细比较，指出她在早期形成的观点与分析方法影响到她后来的思想。从她那时的著作中可以概括出这样的观点：怀疑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怀疑社会的多元主义；对于民主的很多方面持明显的鄙视态度，尤其对于社会政治事务中“非精英层”所起的作用持鄙视态度；大力宣传那些对政治有用的研究成果；为德国政府加强对弱势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统治做出不断的努力。
他还试图用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来说明对她的影响：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家有声电影装备公司的领导，30年代末期活跃在纳粹组织中，参加了“商业重组组织”，其实就是“雅利安人化”——通过所谓“合法”的形式窃取犹太人的财产，他还是一家迫使集中营里的人从事不光彩事情的公司的主席助理，他加入了纳粹党，编号8185602。
辛普森丰富了证明诺依曼积极参加纳粹组织活动的材料：1939年她在申请加入“帝国作家组织”长达四页的表格提到：1935年秋她成为NSDtB的积极分子，而且为NSDtB的出版物做出了不少贡献。她还指出：“我现在仍是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的主要领导，在柏林担任学生团体的领导者”。诺依曼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纳粹党全面掌控德国的主要媒体，她经常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擅长撰文谴责那些反纳粹宣传的行为。
她的博士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现代社会中政治在舆论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理论和哲学上的探讨，这一部分的主旨在后来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得到体现；第二部分则对当时《舆论季刊》和其它类似的刊物所刊载的有关民意测验的文章进行了回顾；最后，她对二战前夕美国舆论对德国的反映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政治报告。
在博士论文里，她声称美国媒体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反德的舆论，她认为：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持肯定态度，只是对犹太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人持敌对态度。因为与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导致美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在减少。美国媒体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和反德宣传，使得大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支持德国的观点——这一论断是她形成“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发端。她的博士论文在柏林大学新闻研究所完成，这是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最有名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她在柏林大学的研究成果，为纳粹党提供了舆论方面的非常有用的数据。
辛普森指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的很多文章并不是被动地遵从纳粹宣传部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她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才华，是当时最为优秀的年轻女记者。美国有一部批评纳粹分子的电影《独裁统治的日子》。诺依曼认为电影中采用的照片是人为策划的，犹太人掌控的媒体在操控美国反对德国的舆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上公开主张破坏犹太人创办的媒体。
她在1943年至1945年的文章是德国战争的写照，在德国溃败之后，诺依曼渐渐远离戈培尔的宣传哲学，那个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是军官，都走的是相同的路子。诺依曼对大屠杀了如指掌，她的丈夫是当时杰出的战时通讯员，埃瑞克·诺依曼发表了很多一线的战争报道，因工作关系，与《帝国》、《法兰克福报》经常有联系，诺依曼就是在那个时期与他认识的。他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后来因对纳粹党的政治感到失望，逐渐脱离了纳粹党。
她对舆论的定义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试图为社会有权力的精英层重新建立起特权的表现，这些精英层是建立起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先决条件——“社会精英发表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作用，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否是舆论的代表”。
在1945年之后，她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舆论的社会皮肤作用将社会胶合在一起”这个观点出发，1994年诺依曼声称，现在的欧洲生活“缺乏社会凝聚力，迫切需要一些实际行动，施加一些压力，来重新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她对文化和社团的多样性持敌对态度。她在长达40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对自己在成长期的经历保持沉默，她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仅仅提过一次戈培尔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个反应正是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例子。
辛普森的文章引起了美因茨大学新闻系主任凯普林格教授的反驳，他在1997年的《传播学刊》秋季号上以《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科学家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与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无关，科学家本人与研究成果之间是有区别的。
凯普林格认为，诺依曼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中的一员，没有参加过纳粹党。在当时的德国，所有要发表文章的人都必须参加作家组织，她的简历写的是自己“有时”积极地参加一些社团组织，但是辛普森有意将“有时”二字略去。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比较起来，诺依曼当时的很多评论是比较中立的，也未对当时的人们造成危害。他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出：“辛普森是万能的，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在知道了所有可能的后果后，站在今天来评判过去的行为，是不恰当的”。
关于舆论定义，诺依曼是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描写舆论中的精英概念的，她也指出精英阶层的观点并不一定是舆论，一些不是精英持有的新观点也有可能逐渐变成舆论。
凯普林格写到：“在我看来，辛普森的文章背离了基本的学术讨论的原则！他引用材料，武断地得出结论，但忽视了其它可能的解释。辛普森只是说产生了影响，但是没有说明诺依曼的经历对她的理论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没能说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为他看错了方向，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影响！他并不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对诺依曼成果进行探讨，相反是用政治代替科学来讨论学术上成果！”
潘忠党提到的1997年蒙特利尔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关于诺依曼历史与她的理论关联的讨论，可能没有留下公开的文字，所以他提供的代表作便是以上两篇。估计讨论的总体情况也就是这么多，大同小异。以上讨论中较多的涉及到诺依曼是否存在反犹思想和进行了反犹宣传，这里没有着重介绍，而主要是找寻她当时的活动与后来“沉默螺旋”理论的关系。
三、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是否含有法西斯成分？
看到上面的讨论，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诺依曼在法西斯当政时期的作为属于什么性质。然后需要分析她的理论中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宣传观。
1．诺依曼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宣传观的追随者
在那个时期，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各有千秋，例如原来反对纳粹主义的，受到纳粹的影响，态度上出现了转变，成为纳粹分子，如《法兰克福报》驻伦敦的记者鲁道夫·寇彻尔和保守的柏林《德国总汇报》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他们以前是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来极其积极地服务于纳粹主义。[7]
诺依曼的情况，可以与之比较的是与她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维克托·法里亚斯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海德格尔是个纳粹分子：第一，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1934年是党内一个派别的活跃分子，他选择冲锋队的头目罗姆为代表的路线，力图以自己的哲学为基础，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变异理论。他曾致电希特勒，要求完全封锁德国所有的大学，认为德国的高校还不够“革命化”。直到二战结束前，他一直是纳粹党的支持者，一直交纳党费。第二，他竭力组建一个新的大学组织，替代原先的“联合会”，认为原有的“联合会”无力担当“新纪元”赋予的责任。第三，他当过弗赖堡大学校长，在被正式指定为大学纳粹党头领之后，其政治意图日益明显。被海德格尔选中的大学员工中，大多是纳粹党成员或是纳粹党的合作者。第四，对他纳粹时期的文学活动及表达方式的研究表明，他忠诚地服务于纳粹党。1933年他以《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为题的校长致辞，提出了德国高校的革新方案，以便更好的为纳粹德国服务。[8]
诺依曼没有直接地为纳粹德国献策献计，相比担任过要职的海德格尔，诺依曼的行为就算发生过，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没有前者广，她更多地是表现在对纳粹高压统治的顺应和妥协。
当然，诺依曼无法与她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9]、阿多诺，以及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赖希（W.Reich）等人相比，他们在纳粹党的高压下仍坚持对法西斯的批判精神。当纳粹企图建立一个“超级理性”的帝国时，霍克海默却能看出，那些整天鼓吹社会进步及人类解放的政治宣传，实质上是一种反人类的政治极权。因此，我们只能说诺依曼缺乏对当时社会持批判态度，甚至在追随。她被看中而选派到美国学习、写作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服务于纳粹德国、她是《帝国》杂志首批创办群体的成员、接受德国宣传部的任务（尽管她说心里很害怕）等等，说明她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人中，即使不是积极分子，至少不是消极者。不过，诺依曼无论如何算不上反犹的纳粹分子。
对她加入多个德国纳粹党外围青年组织的事情，应当考虑当时的背景。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均被纳入组织，“1938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7728059人，当时还有400万青年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1939年，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10] 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不过，诺依曼是1935年参加NSDtB的。即使如此，引用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来证明她是纳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缺乏说服力。
至于鲍加、辛普森等对诺依曼写的论文、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被引证的内容是存在的，但是需要对那个时代整个纳粹德国的话语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再拿来与诺依曼所撰写的东西相对比，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果那个时期的整个话语都是纳粹的模式和思路，单纯引用诺依曼这类套话语言，可能说明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不过，从纳粹1933年上台到1945年垮台，正值诺依曼（16－28岁）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她在纳粹德国接受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完成了博士论文，最早的新闻实践经验也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而且她为之服务的媒体如《帝国》、《法兰克福报》、《总汇报》等，都是纳粹掌控下的主流媒体，在传播纳粹思想、愚化民众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可能不是纳粹主义的狂热追随者，但从下面的材料看，她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
在美国大学的网站上，现在仍可以看到诺依曼1935－1945年时期的档案资料 [11]：1939年诺依曼亲笔写的“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并在下面附有她的签名。对于这样的口号，国内学者边芹谈到海德格尔同样的行为时这样写道：光是信里的那一句“嗨尔，希特勒”便令人心惊，这一声“嗨尔，希特勒”出自一个智者之口，却与最狂热的大众声音混为一体，时代潮流的力量如此之大，像毒品一样，席卷人的灵魂。[12] 诺依曼1937年赴美前的表格中写道：“我是德国人－雅利安人的后代，不是犹太人，也没有跟别的种族的人结婚……” [13]。她1939年申请加入德国作家协会的材料这样写道：“我现在有时仍是慕尼黑学生团体中的主要领导人，还担任着柏林学生组织的领导人。”[14] 作为学生团体中的领导人，这一定程度说明诺依曼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不是被动的。
上述资料是确凿的，诺依曼不应回避这段历史。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新闻媒体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武器，诺依曼服务于德国主流媒体，当时所写的报道、论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那些在黑暗中看不清形势的人。诺依曼一直把自己视为无辜者、受害者，但是严格说来，她既是纳粹帝国的受害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加害者”的作用，只是分量轻微而已。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2．“沉默的螺旋”理论带有作者青年时代对舆论认识的印记
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是很别致的，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压力。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接着，她进一步提出的“舆论创造整合”。在学术上，从这个角度思考舆论特点的很少，她的关注点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舆论流动的现象，观点颇有新意。但是，这样形成舆论的状态并非所有的环境背景下会出现。她的理论在日本、美国、荷兰、韩国、菲律宾、墨西哥都被测试过，研究结果均没有完全符合其理论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心理从众的程度很不相同，诺依曼对于公众心理的理解，无意识地留驻了她青年时代的印记，而她的青年时代，正是纳粹统治的高涨期。
若回到纳粹德国的舆论状态和形成机制，这不正是当时舆论形成的标准模式吗？马艾丁就戈培尔的认识和行为写道：“宣传无非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气氛。[15] 戈培尔本能地知道这是宣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他极其善于寻找和使用那些最容易引起轰动、激动大众情绪从而创造出影响他人的气氛的方法，比如用音乐制造一种庄严的仪式气氛，高呼战斗性的口号，又如红色色彩的运用：红旗、红色标语、红色招牌等，甚至强烈的高光照也被拿来为宣传服务。所有这些带来了轰动性效果，使社会处于一种强劲的气氛里。”“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德国始终处在抽吸鸦片和病态的兴奋状态。”[16] ，诺依曼也主动提到，她写博士论文时考虑过这类的舆论定义。那么，当年纳粹德国关于舆论的认识，会无形中对她有所影响，尽管她可能真切地从科学角度思考舆论。
德国学者阿师（Solomon Asch）认为，现实中依赖别人的过程是相对复杂的，不存在一个匿名的、有着相同意见的大众。大多数从众的人，是对自己的估计缺乏自信，当他们处于怀疑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跟随多数人的一种趋势，但这些从众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只是不想显得跟多数人不一致，这些人不是从内心上顺从，他们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信仰，但是在公众场合下，他们是从众的。
诺依曼比较强调舆论形成中的道德标准，她认为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这些现象确实存在，我们不能要求研究者非得对结论进行批判，但其中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当年纳粹不强调正确与否，而强调成功与否的宣传观。例如戈培尔说的：“宣传家必须编造自己的真理，凡是对党有利者即为真理。如果这个真理与真正的真理符合，那更好；若不符合，那就必须使它们之间相符合。伟大的、绝对的真理是：党正确，元首正确，党和元首永远正确。”[17]
辛普森指责诺依曼蔑视非精英层，这有些偏颇。诺依曼认为舆论形成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精英层，而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过，从她的总体论证看，她确实更关注“社会精英”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认为非理性一直是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而“沉默螺旋”关注的重点，则是通过她关于舆论的定义，扮演动员无名大众从众的角色。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她是在对一种客观现象的研究。不过，若了解了当年纳粹宣传家内心蔑视大众、同时又充分利用他们的宣传观，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沉默螺旋”中无名大众的卑微。赖希1933年分析那时法西斯的宣传心态时写道：“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用不着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来这一点，看看一个坦率的表白也就足够了：‘人民的情绪永远是上面输入到舆论中的东西的十足的排泄物。’（《我的奋斗》第128页）尽管如此，群众的性格结构仍能吸收希特勒的宣传。”[18]
诺依曼关于“和音”的研究也颇为新颖。她主要是从新闻工作者职业选择标准角度考虑的。然而，纳粹时期所有传媒的和音现象，可能无形中给她提供了一种背景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符号学的分析。不过，“和音”这个论点一提出就受到另一些学者的质疑。萨尔蒙 [19]（Charles Salmon）认为，媒介一律地和音，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传媒接受者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个体，个人之间在使用媒介时有着很大的不同，个人兴趣的不同，选择阅读的媒体也有很大的不同。和音应视不同的国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特征、具体的新闻事实、媒体的政治立场、各国的传播政治而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媒体的全部报道都具有和音的趋势，和音概念还需要严密的验证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详尽分析。
关于诺依曼谈到的从众的主要原因“孤立恐惧”，不同意见更多些。我们知道的，如多位学者对应提出的“复数的不知”（又译“多元无知”）[20] 、法国心理学家莫斯克维斯（Serge Moscovici）对应提出的“响亮的少数”、以及萨尔蒙和克林（F.Gerald Kline）对应“从众”而提出的“投射”（projection，指个人意念、欲望的外化。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即为“投射”）等。
诺依曼提出“孤立恐惧”，以及对舆论的定义，并非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然而，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网站上格拉兹阿诺－罗依诺尔兹（Sharon Graziano－Reynolds）开设的关于诺依曼问题的网页上的话，也值得考虑：“沉默的螺旋理论是诺依曼在纳粹德国时期经历的反映，我可以想见，生活在纳粹德国中的人，始终处于一种害怕表达反对意见的恐惧中，她的理论在纳粹德国以外很少有实际的价值，尤其是在《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美国。”[21] 说她的舆论定义是极权主义的，这样简单扣帽子不妥，但她关于孤立恐惧的从众动因、关于舆论的定义，可能带有她生活经历的历史痕迹，这也是不少学者的共同认识。
其实，若仔细将鲍加、辛普森等人提供的她的早期著述材料（不是他们的判定），对照本文第一节谈到的诺依曼使用的关键概念及其阐释，不难看出她青年时代获得的观念、观察印象对后来研究的无意识影响。当然，将这些印记直接与纳粹的宣传观挂钩，一定要说明后来她的理论研究就是纳粹宣传观的反映，较为武断。若说有无形的或无意识的影响，可能可以成立。
3．应肯定诺依曼在传播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尽管有以上种种对诺依曼深层思想的分析和怀疑，我们认为，对于她是不宜苛求的。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传播学研究中，是一方面的学术先锋。
早在1968年，德国学者舒尔曼（gray schulman）就提出了类似“沉默螺旋”假设的“乐队花车效果”理论，支持强势舆论。“沉默的螺旋”并不是对“乐队花车效果”的重复，而是将政治和社会联系起来，把精英和大众社会理论融合到舆论研究中。诺依曼成功地将舆论学中模糊的概念明朗化，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调查验证自己的理论。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至少激起了人们去讨论舆论问题、记者和政治家们如何去塑造舆论的问题。
她意识到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还注意到了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舆论之间的互相依靠的关系。她的理论指明了以后的舆论研究的方向，将舆论视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其视为为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状态。她的舆论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引起其他学者对前人的一些分析做进一步考察。
苏黎士大学大众传播系的施拉姆（Holger schramm）认为：“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创建了一个关于舆论形成过程的动力模式，该模式涉及到了大众传媒在舆论形成中角色，她提出的‘意见气候’、‘沉默的螺旋’和大众传媒在意见气候形成中的作用等概念并不新，但是她的成就在于将这些概念融入了‘舆论形成’这一内涵丰富的理论中，通过观察发现媒体对个人所处的意见气候形成，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普遍对传播效果持‘有限论’的环境中，她的贡献在于回归了大众传播强有力的效果观。她的理论涉及到媒介、政治和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学。” [22]
诺依曼的贡献还在于她采纳的调查方法上。在她长达40多年的舆论调查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进了不少调查方法。在调查意见气候、选举意向、害怕孤立的时候，她创造性地运用了多重方法，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实地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小样本多次调查法（panel studies）、对记者的访谈、媒介内容的分析等。她的研究工作采用整体论方法，涉及到内容分析、听众问卷调查、对传播者和传播行为进行研究。她的观点对于政治传播和舆论研究都很重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些领域都鲜有人研究。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几个概念，前面只是因为要分析她的深层思想，才突出了几个概念。她的理论本身有着多层面的结构，反映了其知识的全面性。“她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得出的思考，折射出她丰富的哲学、历史、传播学和舆论研究的知识” [23]。
这样说起来，似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很多问题同时存在多方面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诺依曼在传播学上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她的大众传播效果观、舆论学调查方法都是跟国际上传播学研究潮流一致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她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已经引领了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潮流。在她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被披露以后，我们也确实要警惕她的舆论观中强调舆论压力、忽视人的个性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过分重视从众、忽略少数人的意见等等隐含的倾向。她的理论本身是中立的，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的运用，用于何种目的。这里涉及极为重要的宣传伦理问题，并非有效的、成功的便是道德的。通过讨论诺依曼，提醒我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复辟，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 陈力丹《舆论学》第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 潘忠党《舆论研究的新起点》，《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第9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翁秀琪《民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诺尔诺曼和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台湾《新闻学研究》第80页，1990年1月出版。
[4] 翁秀琪《民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诺尔诺曼和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9页,1990年1月出版。
[5] Leo Bogart:the Pollster and the Nazis,Commentary， 1991.8. P49.
[6]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Letters from Readers:Commentary.1992.1.P17.
[7]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第348页，三联书店1979版。
[8] 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9] 霍克海默1895年2月14日生于斯图加特一个工厂主家庭，192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任该大学教授，后兼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并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因其反纳粹的倾向，被迫把社会研究所先后迁到日内瓦、巴黎、美国，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1949～1950年他把社会研究所迁返法兰克福，仍任所长。
[10]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第36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1]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oelle.htm。
[12] 维克托·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译者序言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13]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nhilfe.htm
[14]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nadd4.htm
[15] 沃尔夫冈·马兰诺夫斯基《“我的武器是阿道夫希特勒”》，《明镜》1987年9月14日。
[16] 马艾丁《戈培尔和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第42－43、4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9年4月。
[17] Alan Wykes :Joseph Goebbels— der Reichspropagandaminister . Verlag Arthur Moewig,1986 P75.
[18]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35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9] 他现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院长.
[20] 陈力丹《舆论学》第218－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1]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oelle.htm
[22] http://www.utexas.edu/coc/journalism/SOURCE/j363/neumann.html
[23] Mihaly Csikszentmihalyi：Reflections on the “Spiral of Silence”，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4[C],1991.P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