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章太炎 鲁迅 情感指标
新世纪文艺情感沟通活动的新态势之一，就是人们在感情的表达和接受上，不能再遵循真实、诚挚、高尚、纯净和静观体验的原则了，在大众消费、影像合成和网络虚拟的怂恿下，当代文本中的情感表现变得修辞化、无机化乃至虚拟化了。这种新情感方式的崛起，在近十年来的各类当代文本及其接受中显得尤为突出。比如，近几年借助电视台、盗版ＶＣＤ和ＤＶＤ市场颇受到大学生欢迎的《大话西游》，其中对人事情感的幻想、反讽、荒谬、夸张、顽童化、时空错位和经典戏拟，完全消解了主流文艺中的情感原则。在文本中，作先锋状的文化颠覆、无厘头的市井趣味和一丝丝传统的感伤主义杂合在一起，混乱矛盾，但很受大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如此，诸如“Ｉ服了ＹＯＵ”，“打雷了，下雨收衣服”之类的“大话”一经产生后，大量仿作不断涌现，它们穿行纸面文本和网络话语之间，所向披靡，甚至连９０年代在作品中一贯对纯情不以为然的“王朔话语”也相形见绌。另如电影《英雄》，有学者解读是为迎合票房需要以致造成思想内容的大幅度弱智化，其实问题主要在于作品着意于唯美的声画而严重忽略、消解和漠视了情感。笔者以为，对当代文本中新生的情感消费化、虚拟化、通俗化、无机化倾向恐怕不能或一味欢呼或愤然弃绝，简单看待，而不妨循英国学者威廉斯文化三分“残余”、“主流”和“新生”的方法，在梳理当前文艺主流中的“情感”指标如何形成的基础上，理解当代生活中残余的、主流的和新生的三种情感方式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或许可以由此理解主流情感方式的历史性，使人们研究和理解新生情感方式有一个兼蓄容错的平台。
通过对审美情感的强调，２０世纪逐渐形成了看重感性个体的感受、情感和体验的现代文学正统，这一正统体现了现代国人力图以“情感”指标重新勘定文艺世界的强烈愿望。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汇里，人的心理从来被看做是一个整体，性、心、意、志既不相同又互渗相交，而不像西方那样把人的主体心理进行几何式划分，把知、情、意分得清清楚楚。文艺也是如此，不会完全分配给情感的领域、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世界，并以此标榜，情感如何独独成为文艺重要或根本指标的呢？传统文论大体有古文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主张声韵情采，朴学派主张“书契记事”、实事求是，何时又涌现出审美情感路线，而且冲决传统文论藩篱，裹挟文艺走向现代的呢？这里试建现代文艺之情感审美指标起源的叙事。故事该从２０世纪初讲起，留日青年鲁迅周作人跟从章太炎先生学习，在讨论界说文学时鲁迅与章太炎之间据说发生过面对面的争论。当时与周氏兄弟同去参加在东京举办的“国学讲习会”的许寿裳，在其《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道：“……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默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周氏兄弟一生与乃师之间关系复杂微妙，而青年时期的他们与老师在文学界说上的分歧，其实具有某种含混而独特的象征意义，我们不妨由此解释和反思“情感”指标起源的现代意蕴。
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师弟间争议的焦点，即：文学的本质能否用情感加以界说？羁日期间的章太炎撰《文学论略》（１９０６）认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文字是确定文学的最基本的指标。既然以文字为准，章太炎认为感情则不能成为文学的根本指标，也不同意当时悬小说为一切文学之样板的西化做法。他坚决反对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来概括所有的文学文辞：“专尚激发感情，惟杂文小说耳。……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吾今为语曰：一切文辞（兼学说在内），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箴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其为文辞则一也。”同时，章氏又从人类精神活动知性与感性的互渗共通入手，正确而精到地分析了区分学说与文辞、“摒学说于文学之外”之不当：“又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泊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凡好学者皆然，非独仲尼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国故论衡·文学总略》，１９１０，该文由《文学论略》改成）文章作品是否感人动心，关键在于是否“得我心”，其根本在于主体精神状态与客体对象之间相契性。饱暖之人无法体会劳苦人的歌声，“心犹泊然”；顽愚之人也无法理解智者的高论，“以为恒言”。反之，一旦主体的精神状态与客体对象能够契合，则不仅文辞能够让人“感慨随之”，而且学说文章也会让人感动兴奋愉悦。同一体裁的作品，也并非绝对的感人或不感人，而同一作品，由于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不同，不仅感受也会大不一样，而且动情与否也未可知。也就是说，动情可以作为文学的特征之一，但是不能成为文学的惟一特征。章氏的这种文学观和文学界说，至“五四”前仍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１９１８）所采用，影响很大。鲁迅如果后来看老师章氏这些文字，恐怕反应也只能还是“默默”。但是，鲁迅到底是“不服”。
在当时中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困境中，辛亥革命前后的周氏兄弟（至少在文学思想上）已经代表着从西方而来的新潮。当时周氏兄弟不仅师从羁日讲学的章太炎先生，有着较深的传统学术功底，而且大量阅读西方现代文学，接纳西方文艺审美观念，并且从事文学实验。这在１９０８年《河南》杂志上集中发表的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文之失》、《哀弦篇》等文章中都得到集中而微妙的体现。他们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和思想的理解水平完全超过了同时代人的水准，并且基于世界史意识，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式现代性的反思。与老师坚持文化相对主义、以汉文化传统逻辑界说文学的做法相反，周氏兄弟思路的突出之处在于借引西来文论，强调文学的情感特性，由此主张情感至上、文学独立和审美自治。在二人合译《红星佚史》的《序》（１９０７）中，明确以情感作为“文”的根本指标。他们声言：“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兄弟二人竭力阐明益智之“学”与移情之“文”的区别，由此把小说纳入文学之中。这种思路是针对老师章太炎的。他们改以小说作为样板文类，认定小说和诗歌才是真正的文学，是“纯文学”。鲁迅循西学现代文化分化的常则，将文学归为美术之一部。《摩罗诗力说》（１９０８）云：“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文学作为美术之一部，其具有不涉功利性（“实利离尽”）、不涉概念性（“究理弗存”），而最大本质在于创造了使读者和观众为之兴感怡悦的东西，即“诗力”。在青年鲁迅看来，“摩罗诗力”说到底是一种具有奇妙魔力的伟大的感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１９１３）又进一步阐述：“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因此，美术活动的精义在于作为艺术再现对象的“天物”、作为主体艺术创造活动的“思理”，以及作为艺术品特性和功能的“美化”。周作人试图在西方文学指标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学界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文之失》（１９０８）译述美国人宏德（Ｈｕｎｔ）的文学理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ｔａｓｔｅ），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布都凡，皆得领解（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又生兴趣（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者也。”强调文学的文字性（必得“笔为文书”），兼容了老师的观点。但他更强调西方的文学指标：文学要像小说一样或者以小说为代表，具备大众性（“脱离学术”，“表扬真美，普及凡众”）、情感性（以“能感”为上）和形象性（“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和感染功能（“得领解”、“生兴趣”），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意象、感情和风味三事“合为一质”的思想形象，借助思想形象这一“中尘”（即中介），文学寄寓人格个性、伟大灵思和民族心声。文学的情感，及其深刻内蕴，是“文学”至纯至真得以成立的根本所在。周作人强调，如果以文字为中心来定义文学，势必把文章学说包括进来，如“特泛指学业，则肤泛而不切情实”，可能形成对文章内在精神和灵思的遗忘，所以，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表现的玄崇伟妙的、灵思所寄的“内在精神”。文章不是一般的物件，而是伟大心灵的具象。
作为２０世纪初年轻的现代思想家，与老一代“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争议没有形成共识，争议本身极具深层的现代意蕴和各类观念竞争角逐的张力，极具象征意义。在对古代传统的一面，他们强调伟大情感的独立性，这使他们与传统文学教化观和梁启超们“以古目观新制”的文学救国论形成对立；他们强调情感的伟大和激越，这使他们与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所强调的“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的观点相区别，显现出突出的现代张力。在对当代西方的一面，他们强调情感的民族性和反叛性，使他们摆脱了徘徊于“可信”与“可爱”间的王国维以直觉静观为核心、以忧生而厌世为底色的美学观和游戏慰藉说区别开来。就师弟间而言，他们都是基于现代焦虑和文化困境，在现代思想的极限处一同挣扎、战斗，有着卓绝的经历和深刻的体验，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与超越中开拓现代性思路。对民族远古文明的追慕，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的文化复兴思路，使师弟间精神距离非常贴近和契合，也与太炎先生在羁居日本的艰难困苦中提出的“张扬国粹”和“文学复古”思路形成内在呼应。但在回眸与前瞻之间，老师着意于“分理明察”基础上的“持论议礼”的文章，发挥现实的战斗力，对民族的希望系之于实事求是和科学理性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落实于文学的“文字”，因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而年轻一辈则寄厚望于“摩罗诗力”和“血书悲哀”的小说和诗歌，强调情感的独到性和“摩罗诗力”，企图以此张扬天才“神思”和民族“心声”，“掊物质而张灵明”、“尊个人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扬真美”“娱人情”，动人哀乐，兼得“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之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与老师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鼓吹“以文字为准”、强调文章的内容性和思想性的思路不同，学生一辈相信西方式现代文化的分化，立志把自己的使命落实于文学的“情感”，这突出地表明“所谓艺术和文学的‘纯粹’独立的观念，只能是在思考人的存在时视‘精神’为绝对内在性的西方思想带来的观念”（参见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学人》第１０辑，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清末民初时期周氏兄弟的文学思路，可算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情感指标的起源。虽然在当时非常孤独寂寥，也受到非常尊敬的伟大老师的思想的挤压也“默默不服”，但周氏兄弟仍在西学资源的启发下，在感受和反思社会急剧变迁的现代性体会中，以自己近乎喑哑的呐喊和沉潜的努力，独立自主地开拓着一桩力图突破中国传统和超越西方近代传统的审美现代性路线，其核心在于标举本土民众和战士情思的心声，张扬现代情感。在这逐渐生长着的审美现代性思路中，情感审美指标不仅成为从传统文化世界中独立出来并获得文学自治权的合法依据，而且扩展为一种人的真正的存在方式，即，独有文艺或以情感、或以直觉的方式获得观照整个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制高点，独有文艺能够超越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囚笼，成为制约、批判和反思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最可信赖的方式和武器。百年之后看来，这是一条突出的审美现代性思路。这种审美现代性思路，在五四时期得以全面显彰，年轻一代的文学思想逐渐占据上风，并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国文艺和文论由此从古典走向现代，从上层走向民众，从儒家之附庸走向独立自足。
由此可见，“情感”指标的起源其实也蕴含着自身深刻的张力。百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古代的性、心、意、志不分治，到周氏兄弟青春激情及其抑制，到情感独占文学、文艺以情感审美为重要或根本指标，情感和情感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以来，在一种近乎激进而革命的心态中，现代文学试图追求绝对的、个体的和独一无二的“真情实感”，应该说，这种思路和追求在历史上一度占统治地位，对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要求和欲望，并不能解决章太炎式对“知”“情”判然二分的悬疑，也不能确保文本中的情感内容和表现方式不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更不能保证文艺能永远追求这种“真情实感”的惟一性和纯洁性。显而易见的是，在当代这样一步步走向消费化商品化的社会，２０世纪初所想象的人格个性、伟大灵思和民族心声，在经过一世纪的书写后已略显疲惫和身姿僵硬，并且在众声喧哗逐渐潜隐。新的思维方法和情感方式已在涌现。也就是说，“情感”指标作为文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具体的内涵，它在２１世纪的发展、丰富和变迁，都是值得进一步在历史的辩证法中深入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