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属“私学”一种，过去一直被称为“家塾”、“馆”或者“书房”。直到清末明初分官、私学堂后，才有此名称。是我国古代实施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早在清初，地处塞外的旧包头，民智晚开，教育事业极端落后。当同期内地普兴教育，文化鼎盛之机，而包头仍是人烟稀少，寂寂荒廖，殊无教育可言。
包头教育发轫于何时，史无可考。清初，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施行“封禁蒙地”政策，规定“内地汉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限制蒙汉人民之间相互交流，教育不兴，百业待举。到康熙年间，方才允许少量汉族人民到塞外谋生。来自山西、陕西等地区的汉民开始涌入包头，其中包括一些落魄文人。这些人的到来也将传统汉地的私塾教育带入了包头。
一、清至民国包头私塾发展简况
从清至民国这一漫长的时间段里，包头曾经存在过多少私塾，因史料的匮乏，已无法统计。清朝“归化城、绥远城以及各厅厅城，乃至土默川一些较大村镇，都有私塾”。可见，相较于内蒙古其它地区，开发较早的包头，私塾应该是为数不少的。最早的私塾始于嘉庆十三年（1833年）。到光绪年间时，境内一些较大的村落开始普设私塾，如公积坂、黑麻坂、小巴拉盖、井坪等村。中华民国成立后，虽受到新式教育的挤压，但私塾教育方兴未艾，继续发展。尤其是东部的东园乡和沙尔沁乡，由于大村多，人口较集中，因而教育发展更快。到1929年，私塾最兴盛时遍布包头城乡，达74处。1933年有私塾34所，学生达535人。1937年日本侵占包头后，多数私塾关闭，不过仍有14处存在。
（一）私塾种类
按照私塾组织形式，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私人设馆教书。某些声望较高、学识较好、家境较为宽裕的落魄秀才或文人，自己不愿意外出教书，就自家开设书馆，召集本村或附近的孩子入塾读书。如光绪三十年有一位智先生在麻池观音庙就是以这种新式开馆教学的；还有一些外来移民（主要是山西人）来包头定居或经商，开馆授业，收取束?。如民国初年山西忻县廪膳生员王有章在包头自设私塾，课徒讲学。
第二种类型：家长联合聘师办学。由相邻的数户小康之家，协商聘师，共同办学，费用共同负担。此种办学形式较为普遍。如宣统年间在土黑麻淖村开设私塾馆，聘请吉先生任教；光绪三十二年后营子村延请拔贡李如林执教于本村私塾。
第三种类型：村办私塾馆。由某村村民集体协议，费用均摊，邀请先生来村执教。如纪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由麻池村筹划书馆经费和先生之待遇在大庙院内办私塾馆一处，有学生四十名。
第四种类型：热衷教育事业者自动筹办。由村内某位威望较高、热心于教育者，四处张罗，延请塾师，让自家孩子和周围孩子共同上学，费用由其筹措或摊派。如1938年，井尔坪残疾人王华在大水巴洞办立的育才私塾。
（二）塾师，又称“先生”，是旧时教育体系的执鞭者。包头地区的塾师可谓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起初多为山西人，有来自雁北的落地秀才、下架子的买卖人；有子承父业、弟承师业设馆授业的；有鞋匠、有师爷，有蒙古族，有汉族，不一而足。塾师的能力不尽相同，除极个别的硕学鸿儒之外，绝大多数是念完四书，不同程度地学会讲解基本书义的‘本村饱学之士’”。这些人思想迂腐，对新式教育一无所知。
此处，需要提到的一点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包头地区的塾师们甚至组织了自己的行社组织――文昌社，并定期在文昌庙内进行组织活动。“文昌社”于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举行过会，演献戏三天。会首由较有名望的塾师轮流担任，主持过会。活动期间的所有花费，由塾师布施和学生捐献。“文昌社”持续时间较长，到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后，私塾数量锐减，文昌社也宣告终结。
（三）学生：私塾学童既无定员，也无年龄限制。每所私塾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山坳水涯，瓮牖绳枢”的贫困务农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费用，进入政府设立的教育机构，只能“恃有一二私塾东烘，于农暇樵余，教识之无”。家长也不图学生学立显名，不过是希望子弟们多识点儿字或会点儿人工帐，免得受到地主富户欺压蒙骗。学生在农忙时期，还要从事田间劳作。
（四）束?：学生付给塾师的报酬，即“束?”，各私塾并没有定数，即使在同一所私塾，在不同的条件下，学生承担的费用也是不尽相同。束?的多少，有塾师自行规定的，也有学董、塾师和家长协商决定的。清代主要支付的实物是银两、铜钱，民国时期支付的是银元、大洋，一次给付或多次付清。没有钱的，可以交米、面凑数。每逢四大节日――春季、祀丁节、端午节、中秋节，学生还要给先生送礼，春季送酒、糕点、肉；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葡萄；祀丁日送糕点等。甚至先生所用的灯油煤炭及食用也是由学生供给。
（五）课程设置：中国古代的私塾作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其课程设置必然是为当时的政治制度服务的。包头地区的私塾，大部分是对汉族传统教育内容的继承，与同时期内地私塾的教材内容与课程的设置方面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私塾的课程只有一门汉文，按不同程度可分为识字读物、启蒙读物、四书、五经、诗赋等。初入私塾的蒙童，一是先学习三、百、千、《五七言杂字》等浅显易懂的古典启蒙读物，先生只教识字，不作讲解，是死读书。二是写毛笔字，先描红，后跳格，每日写一张仿。三是珠算，有的私塾珠算后开，有的则无，情况不一。一般贫困家庭及工商业家庭的子弟，由于农牧商业劳力的需要，仅仅是学会几个汉字就自动辍学了。而较为富裕的农村富户、欲求功名者则可以继续深造，研习四书五经及小学（训诂）等高深的学问。一般情况下，学生读至《诗经》以后即可选学。进入民国后，受教育政策和新式教育的影响，部分私塾还增设了美术、体育等新式学科。 （六）入学仪式：包头地区的一些教书先生于每年阴历正月十五或者是二月初二左右，将冠以个人姓氏的作为书馆标识的红字纸条张贴于门首，作为开馆预告。开馆之日，有心求学的劳动子弟即来就学。开学之日，须遵循一定的礼仪，凡是上学的儿童，必须携带香、纸、点心等，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进书馆，首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焚香敬表，贡献备有不同数目的点心，施以跪拜叩头的礼节；然后拜业师，再行跪拜礼。礼毕，算是正式拜入塾师门下。
（七）教室及教具：包头的一些较大村镇都有私塾，这些私塾一般除占用古庙、祠堂、寺院外，多是歇业商店的伙房或库房，也有住户在自己院里开设的。多数私塾陈设极为简陋，馆中备有一张迎门的柜台或高桌，上供孔子一尺见方的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先生有一张方桌，置于地上，有一方炕桌，放在炕上，算作教桌，上列文房四宝及一柄木制戒尺，别无他物。
二、清至民国时期包头私塾教育为本地区所作的贡献
“包头地区从私塾兴办到私立新式学校建立，经历150多年，对包头文化教育影响颇大。”为本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私塾的开办起到了扫除文盲，启迪民智的作用。有清一代，塞外包头，文化落后，能读书识字的人极少。大部分农家子弟囿于家庭困境，难以接受教育。私塾学费低、学期短，课程灵活等优点吸引了众多农村子弟入学。虽然大部分学童仅仅是识得几个字，学做点人工帐，但这足以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二）私塾的发展为本地区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清至民国时期，包头一些著名人物多曾于幼年时代就读于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如满泰幼时在鄂尔格逊村私塾读书学习了十年；王定坼童年时启蒙于保德秀才张董之开设的私塾。塾师胡先海执教四十载，桃李遍布包头农村，“建国以后，他们之中，许多人已成为农牧业战线上的尖兵；也有不少人走上了农村中小学领导岗位，以及成长为党政、司法系统的骨干等等，何止千百！”
（三）私塾弥补了新式教育的空白，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清末民国，大力推行新式教育，改革旧私塾。但限于种种条件，新式教育的兴办很难一蹴而就。这时期的私塾仍担负着传承文化的作用。此外，一些新式学堂、学校兴立时所需的师资往往来源于旧塾师。如1915年，包头高等学堂成立，即聘请私塾先生崔仲实担任国文和讲解经史教员，并将其所教私塾并入学堂。
三、结语
私塾是包头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为本地区文教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私塾的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均无法与现代正规教育相提并论，存在诸多的缺点，设备简陋、教学内容僵化、教育方式落后等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其合理因素，为当今教育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