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38-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就“政治生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以抓住“关键少数”、惩治腐败为核心任务，围绕新形势下的从严治党，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任何思想理论的建构，都有一个萌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习思想近平政治生态理论也经历了观念的萌芽、思维的形成、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
一、1979年-2001年：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观念的萌芽时期
任何思想理论的建构，都有一个萌生、形成、确立的过程，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发展的生成过程。研读《知之深爱之切》，尤其《尽快实现党风根本好转》（1983年4月11日）、《刹住新的不正之风没有气势不行》（1985年3月6日）两篇讲话，凸显了习近平党政管理的系统思维与战略视野。
系统思维就是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考察认识对象的思维。考察习近平系列讲话可以看出，习近平善于从系统的生态思维来谋划中国的发展实践。这种系统思维素养离不开长期基层实践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任正定县县委书记时，科学的大局观和系统思维就在其工作实践中得到鲜活运用。在正定县工作十年之中，习近平对教育文化、精神文明、人才发展、党风党建、深化改革等各方面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和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注重各领域关联性和各项举措耦合性，使各项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正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交融，正如《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所记载：“在这改革之风劲吹的岁月里，严冬的寒气已凝固不住播种者滚烫的情怀”[1]（P.252）习近平正是依靠整体谋划、全局考量、系统推进的生态思维，为正定县繁荣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生态战略视野是习近平大眼光、大智慧的基层工作的沉淀与实践的磨砺。习近平在《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中指出：“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自己的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的发展战略。”[1]（P.142）习近平对政治生态战略理解主要在于，一是从整体、从长远两个方面把握事物发展趋势与方向；二是善于透过繁芜丛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内在的发展规律。从生态学角度上做到当前与长远、国情与世情的统一。习近平政治生态战略思想不仅发端于其著作的理论考察，更体现他具体管党治党的工作实践中。
践行反腐倡廉工作。1988年习近平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参加工作虽然不到十年时间，深刻体会到反腐倡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针对宁德干部违规搭建私房、占用公房问题，他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P.26）习近平开展私有住房全面清查整治工作，截止1990年底宁德全区共清退公房1 982户，清退总面积88 411平方米，查处违规违纪干部3 782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3]习近平在开展反腐工作同时，也对反腐工作进行了深层的理论思考，指出“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我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2]（P.27）习近平从客观分析反腐倡廉建设不是一时一役之功，而是充满了艰巨性与持久性，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明确“共产党人要承担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然后他从主观角度分析共产党人抵制腐败主要过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第二关是人情关。”[2]（P.28）习近平清醒的认识到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腐败，自我关就是要加强自我的党性修养，严格廉洁奉公的自我管控能力；人情关就在中国人情社会中，在工作中保持职业操守，坚持工作原则。
严抓党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现象，在一些政府机关存在着公款吃喝的歪风。习近平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针对党风存在的问题，指导福州市联合省直部门开展明察暗访活动，狠刹公款吃喝的歪风邪气。同时，并要求领导垂身示范，并组织制定了相关规定，把整治公款吃喝的工作常态化。“文山会海”严重影响正常行政工作的开展，在整治文风会风工作方面，习近平提出“限时发言”的会议要求，并把“限时发言”缩短会议的一项措施，写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政风建?O的若干意见》。那时的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党风建设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政府、清明的政风。”[2]（P.26）习近平认为加强党风建设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关键，干部清廉则党风清廉，对领导干部提出严格要求：“各级领导首先做好洁身自好，正人先正己，从我们做起，当好表率。要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亲友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已经拟定的廉洁自守的规定”[2]（P.30）
二、2002年-2012年：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形成
2002年―2012年，是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形成时期。在这十年里，领导职务的提升、工作岗位的历练，习近平开始站在全国管党治党的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开始以生态学的思维思考管党治党工作，以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为内容，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为保障，形成了系统的政治生态思想。 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从政环境”概念的提出是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2003年，习近平在讨论浙江人才引进工作时强调，人才引进工作关键在于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他说：“要营造尊重特点、鼓励创新、信任理解、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浙江真正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天堂和乐园。”[4]（P.11）2004年，习近平在谈新闻媒体作用是，进一步指出：“新闻舆论要唱响团结稳定鼓劲的主旋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党的声音，积极有效地做好释疑解惑工作，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4]（P.55）这些讲话都明确显示出习近平当时已经认识到“环境”的作用和重要性，为引申出“从政环境”提供了理论储备。2006年5月，习近平在主持浙江换届选举会议时提出，“要严格遵守换届工作中的组织人事纪律，不托人情、不打招呼，不拉庸俗关系，不传播小道消息，努力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4]（P.208）这里良好的环境思想与习近平政治生态论的核心内容已十分相近。习近平认为良好的从政环境最紧要是抓住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他说“党员领导干部正字当头，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才能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褒扬正气、贬抑邪气，尊崇廉洁、鄙弃腐化的良好社会氛围。”[4]（P.176）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才是营造清廉行政环境的关键。
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才能带动整个党风社风的不断好转。他说“越是领导机关，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越要廉洁自律，加强监督，以身作则，当好表率。”[4]（P.81）自古以来，为官之要或称之为官之道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荀子言：“安之者必将有道也”。习近平认为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干部首先要做到四点：第一，为官之本在于造福于民，造福于民要大公无私，只有无私才能无弊，无弊才能为政公平，使民安居乐业；第二，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习近平认为当共产党的“官”，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由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第三，为官之德在于清廉，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清廉的关键是做到“慎独”；第四，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里讲的义，不是指江湖义气，而是指维护公正，申张道义，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
三、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的确立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时说：“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这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生态”这一概念。之后，在他公开的讲话和文章中“政治生态”一词被提及 40 余次，就净化、优化、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维、新理念、新战略。
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内涵。政治生态思想虽然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理论而提出，并与自然生态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其最终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整个生态的和谐稳定和平衡。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共产党人要清正廉洁，要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是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就是干事创业、求真务实、团结和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对此，栗战书对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内涵进行高度概括，即：“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正因为如此，栗战书同志强调指出，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
在政治生态中，执政党的党风与政风以及与社会风气构成不同层级的生态圈，各生态圈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正如习近平所多次强调和指出的那样：“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5]“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6]“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 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7]这些论断充分说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既体现了对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理性认知和科学升华，彰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宏大的政治智慧和坚强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不仅表现为对问题的思考，更着力于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净化行政环境，建构“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抓住“关键少数”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逻辑起点。习近平在2015年2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关键少数”这个概念。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关键少数”的关键所在――“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 实践表明，虽然领导干部人数不多，但一般都处于权力顶端，尤其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因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在地方和单位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母骷读斓几刹渴紫仁歉呒陡刹孔銎稹保?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是改善政治生态的风向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如果用人导向不正，危害的是政治生态的源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就要把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作为治本之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部。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第一重点是从严把关，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作了相应“三关”规定：动议提名关、考察考核关、程序步骤关。第二是从严管理监督，注意抓预防重视，干部的经常性“体检”，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打“预防针”，及时“咬耳朵”“扯袖子”。 惩治腐败是祛除政治生态毒瘤的第一要务。惩治腐败是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第一要务。腐败是破坏党政治有机体的第一毒瘤，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就要强力惩治腐败。第一，腐败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习近平在谈到腐败的威胁时，以自然生态领域的烂苹果定理为例：“当一个苹果烂掉时，会让一篮子苹果都烂掉。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第二，务必全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在《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讲话中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第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任重道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且怀∈洳黄鸬亩氛?。2014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反腐要以猛药去病、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从严治党是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中分析了我党目前存在的生态问题，“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无疑，全面从严治党是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第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应当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管党治党的“大熔炉”变成了没有温度的“冷灶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是要推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为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好的“气候”环境。第二，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形成心齐气顺的政治氛围。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第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党的总章程。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如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得不到遵守，其他纪律和规矩都会失守，净化政治生态就无从谈起。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总规矩，每一名党员严格按照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党章倡导和要求的就坚决照做，党章反对和禁止的就坚决不做，努力做遵守党章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