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的名叫布瓦吉吉的年轻人在抗议暴力执法的城管部门在市政大楼前自焚死亡，在突尼斯引发大规模示威，频繁爆发流血事件，导致局势失控。阿拉伯剧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其基本诉求是中低层群众由争取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权利上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反专制。受地区失序、大中东政策的调整、动荡国家治理能力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东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脆弱性和碎片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提供给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兴起的契机。与此同时，近年来兴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也门危机、利比亚混乱相互交织，使得部分阿拉伯国家成为域内外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竞技场。
作为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一方面要应对因为阿拉伯剧变对原有地缘政治格局的冲击，时任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希望借此机遇主导地区事务，扩大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在埃尔多安看来，“阿拉伯剧变”是推翻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民主革命”后上位的中东国家新政权将探讨国家的世俗化、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土耳其作为伊斯兰社会和西方民主的完美结合，应该作为一个“模版”引领区域发展。另一方面，面对阿拉伯剧变后恐怖主义的新变化，埃尔多安的反恐政策总是模棱两可，似为而不为的政策摇摆使土耳其最终自食其果。
一、土耳其反恐?踊?的复杂性
自阿拉伯剧变以来，土耳其失去了作为中东地区少数几个“安全岛”之一的地位。自2016年春季以来，土耳其国内总体安全形势迅速恶化：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频繁地爆发恐怖袭击、伤亡人数剧增；东南部省份安全部队和库尔德武装冲突加剧；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正加速涌入难民。造成土耳其反恐局面复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伊斯兰国”崛起，这一局面对土耳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伊斯兰国”的全名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英文简称ISIS，其活动范围在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属于伊斯兰逊尼教。“伊斯兰国”的建国目标中没有将土耳其与伊朗纳入其中，因为伊朗有着较为丰富的反恐经验和较为充沛的时间精力与之做斗争，和伊朗作战会令他们得不偿失，而土耳其和伊朗有着相似的宗教文化，只是一个较为温和另一个偏向激进，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产生冲突因此也没有攻打的必要。
现阶段，“伊斯兰国”已经成长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首要力量，严重威胁到中东地区甚至是世界的安全。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力量，“伊斯兰国”以其具有实体和准国家化的优势替代了“基地”组织的原有地位，多次组织进行大规模恐怖袭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多起事件，影响极其恶劣[1]。
伊斯兰国获取领土是借着“阿拉伯剧变”以及美国中东战略收缩政策形成的军事真空，但其后“伊斯兰国”的对外政策侵略性较强，引来周边国家的普遍抗议。以库尔德游击队势力、叙利亚政府军势力以及逊尼派武装力量为主导的军事力量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支持下针对“伊斯兰国”进行了战略进攻将部分领土占有，使得其军事以及经济力量极大削弱，使得“伊斯兰国”的“国家构建”梦想受到严重打击，也进一步导致了“伊斯兰国”的战略转移，主要转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首先是建立“哈里发”失败后建国力量转变为恐怖主义生力军，且拥有着较为丰富的战略指挥经验，进攻方式灵活多变。其次，由于领土丧失导致的战略中心转移，现阶段“伊斯兰国”将北非地区以及亚洲不发达国家作为未来培育中心并同时期望借用网络的力量扩大其在新生代力量中的影响力。
2015年，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土耳其攻下泰勒艾卜耶德（Tal Abyad）后，帕米拉就成为了“伊斯兰国”最后的战略地区。领土的丧失直接导致了驻地人口的减少，伊斯兰国没有足够收税的贸易总量，就只好加大税收比例来增加军费来源，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为严重的是，“伊斯兰国”打起了军饷的主意，空军战斗兵的月薪被降低了50%，士兵逃跑问题变得非常普遍。而因美俄联合打击被破坏的石油运输管道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丧失了各项资源的“伊斯兰国”狗急跳墙选择了边境走私，但相关的成本也随着联合打击大幅上升。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因此与土耳其反目成仇，频繁对土耳其进行打击报复活动。2016年1月18日，一枚导弹由叙利亚发射，击中土耳其境内的一所中学，造成人员伤亡，3月7日再次发射5枚火箭弹，“伊斯兰国”势力宣布对这些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土耳其方面则加强了反恐行动力度，宣布3月到6月内共歼灭1000余名恐怖分子。
各种行动都说明正发党对于土耳其境内的恐怖活动既没有经验有没有态度：应对政策失误，不能灵活的处理突发状况，准备不足，缺乏事前计划，在对于安全影响较为严重的情报以及边境管控等领域事故频发。
2016年以来土耳其发生恐怖袭击的频率显著提升，在野党因此控诉执政党在反恐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够。自杀式袭击非常频繁，因此在安卡拉自杀式恐怖袭击之后，民主党领导人巴赫切粒认为首要应该完成对于案情的彻底调查与分析。离奇的还有一点是，在同一地点产生数次袭击事件，即使是在土耳其政治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怠慢和疏忽也显得尤为突出。另有媒体声称，安卡拉事件发生前，美国大使馆曾经发表过相关警告，但都被当地政府选择性无视，没有进行有效是事前调查，这是土耳其政党的疏忽。此外还有一点是，土耳其境外的“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通常是经由叙土边境进出土耳其，在叙利亚接受培训后再回到土耳其制造袭击，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充分表明土耳其对于边境安全的控制能力存在明显漏洞。 二、土耳其反恐政策的矛盾性
2016年12月27日，土耳其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将频繁遭受恐怖袭击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并对此强烈批评。活跃在土耳其的恐怖分子多数属于库尔德武装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而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分子提供了武器和保护措施。这些指责是有道理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利用恐怖组织打击异己的目的，曾经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以实现对于巴沙尔政权的颠覆，因此在打击活跃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上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并且对于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实施了双重标准。这无异于对部分极端组织崛起的褒奖，他们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迅速成长，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但埃尔多安却没有提到他自己对于反恐的双重标准。
（一）土耳其的政策选择――“零问题”政策破产
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正发党上台，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土耳其希望与邻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并推进“零问题”外交政策，并在伊拉克地区开设对抗美国的“北方战线”，以表达对不能加入欧盟的不满。阿拉伯剧变后，土耳其看到了发展的机会，希望在乱局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在外交政策上左右逢源，以期在地区间拥有更为重要的话语权并借此提升国家地位。但是“零问题”外交在面对动荡的地区局势时，却暴露出了一系列缺点，土耳其不得不抛弃该政策，转向激进。
“阿拉伯剧变”后，中东地区再一次沦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宗教战争的主要舞台。信仰伊斯兰教的组织数量显著增加，“伊斯兰国”更是独占鳌头，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蔓延开来。而土耳其的邻国叙利亚与伊拉克都受困于恐怖主义的深渊之中，恐怖组织的力量持续的对边境做出挑战，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
第二点是叙利亚的战火导致的大量难民的出现，这严重的威胁到了土耳其的自身安全。这些难民的身份还难以识别，土耳其无力维持边境管理水平，使得一部分恐怖分子有机会混入其中进行恐怖活动。
第三，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对于反对派的支持与干涉叙利亚政策导致了叙利亚的动荡局势。土叙边境安全状?r迅速恶化，“伊斯兰国”，库尔德人以及叙利亚政府军等武装力量都活跃在这一地区，土耳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上升，也导致土耳其与叙利亚冲突可能的提高。2016年由于有着俄罗斯空军的配合，土耳其一转败势，逐步占据了叙利亚的部分国土，“伊斯兰国”力量大大缩水。这就导致了土耳其希望能够干涉叙利亚从而消灭恐怖势力，为此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过炮击也策划过地面部队的进驻叙利亚的方案。
（二）土耳其在“伊斯兰国”问题上的政策转变
土耳其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态度耐人寻味：既担心巴沙尔政权和库尔德独立力量在反恐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军事帮助，希望能够借助“伊斯兰国”的力量对这两者进行有效的牵制，又担心由于动荡的叙利亚局势给土耳其带来更多的难民，加重土耳其的社会负担。而土耳其由于和“伊斯兰国”总部靠近，容易成为报复性打击对象，土耳其政府因此不愿意直接对“伊斯兰国”进行打击。因此，土耳其的做法如下：首先，不参与。土耳其没有加入美国起头的多国空袭行为，禁止其在土耳其境内起降飞机，也不向叙利亚派送地面武装力量。其次，不作为。放松对于边界的控制，放任甚至协助对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资源运输，放松对其重要经济来源，边境石油贸易等一系列走私行为的打击力量，使得恐怖力量能够在土叙边境频繁流窜。最后，漫天要价。在反恐合作上狮子大开口，以推翻巴沙尔作为参与打击行动的条件，并要求在土叙边境设立“安全区”，以及将叙利亚政府军也列为打击对象等。
土耳其放任极端分子从土耳其边境进入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并且对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进行了打击，并对“伊斯兰国”撤退进行掩护。埃尔多安期望利用这两方的矛盾打击巴沙尔政权以及库尔德分裂主义。这极大地损害了国际力量在反恐问题上的付出，并将会导致“伊斯兰国”的报复。
土耳其对于“伊斯兰国”的“帮助”是极为有效的。由于土耳其放松管制，使得圣战分子在土叙边境的活动变得极为便利，并在土耳其建立地下沟通站，每月参加“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达到了1500人以上，而当国际社会迫使土耳其加强边境控制后，这一人数迅速降低到每月200人左右。
而土耳其政府积极参与反恐的行为引起了“伊斯兰国”的报复，据统计，过去两年土耳其发生了多达17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土耳其国内因此动荡不安，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土耳其政府需要在“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的矛盾之中寻求平衡。因此，土耳其再一次调整外交政策，希望能够消除矛盾：一边与国际力量情报共享协同作战，一边希望通过努力将库尔德人独立武装定义为恐怖势力，最低目标是要阻止库尔德人建国。土耳其对这一举动的解释为，土耳其“需要更多朋友。
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在联合打击下的削弱，土耳其的利用价值被降低。国际社会因此向土耳其施压，迫使其改变立场，切断与“伊斯兰国”的联系，政府因此选择打击“伊斯兰国”以洗清自己。同时加大对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而这些行为也造成的双方的打击报复。
三、土耳其反恐效果的两面性
正是由于土耳其反恐政策选择的自相矛盾，使得“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力量可以利用政策间隙获得一些机会，他们在土耳其发动较大规模袭击的能力未被有效遏制，因此，土耳其反恐政策执行的效果具有两面性的特征。
（一）土耳其反恐的良好效果
“伊斯兰国”在土耳其境内加齐安泰普市制造的恐怖袭击造成51人死亡，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发动“幼发拉底河盾牌”行动，以消灭针对土耳其的恐怖力量，并维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土耳其率先针对敌方进行了地面炮击，并在联盟国家空中力量的配合下对其实施清缴，这是土耳其动用武器数量最多的一次反恐行动。土耳其的地面打击收回占领据点杰拉布卢斯远比联盟国家的空中战争有效。这一行动有效的说明了土耳其在于恐怖力量对抗中的作用，埃尔多安说明此次行动对抗的双方ISIS与库尔德人都是“叙利亚北部威胁土耳其安全的恐怖势力”，并表示土耳其已经做好准备和联盟国家一起对战争画上句号。美军宣称，从ISIS手中夺回据点，有效的限制了恐怖分子的物资流入从而有效限制了其活动能力。 （二）土耳其反恐政策失误的不良效果
土耳其在边境的不作为给极端势力的崛起创造了增加人数的机会，多数恐怖分子从土耳其参与到叙利亚圣战中，多国对此行为进行了批评。而这些恐怖分子会倒戈相向对土耳其开刀，确是土耳其未曾想到的。
国内安全局势动荡和地区发展环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土耳其这一对外国资本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缺乏发展的动力，外资力量从土耳其出逃，国内经济复苏无望。而政治动荡和频繁的武装冲突事件给土耳其营造了恐怖的气氛，人们对于恢复经济发展水平态度悲观。根据现阶段的内忧外患，土耳其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国际投资，因此无法刺激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增长，而国际炒家的频繁活动带给土耳其的只是表面上股市的短期繁荣，实际上则是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损失。
现阶段，土耳其需求增长缓慢，进出口额度呈现出下降趋势，而这则应当被归咎于经济增长势头的疲软以及投资的下降，与此同时，由于地区局势动荡的关系，土耳其不再拥有邻近国家以及俄罗斯和伊拉克的消费市场，各项经济指标显著下降，降幅达到近10年来的最低数据，而因为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原因，双方贸易总量降低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
由于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过于巨大，过于迅速，甚至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期望，因此使得世界各国对于维护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稳定这一理想的信心大幅增加，甚至被评价为中东地区复杂动荡的局势中“为数不多的积极变化”。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土耳其在外交失败以及多次尝试无效后与俄美大国妥协的结果，正发党出于无奈，放弃了较为激烈的带有明显冲动的外交目标，回归到理性与实用主义立场中，从而避免了土耳其长期在地区争端中的资源消耗。
但是未来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依然存在两个可能的隐患，首先是，大局势的不稳定，埃及以及利比亚等周边国家的发展极为不稳定，叙利亚和伊朗的问题不可控因素太多，在一切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外交方面任何带有明显政治偏好的行为都将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而土耳其的实力并不能允许它在中东地区任意妄为，土耳其必须调整他与实际力量不相匹配的战略目标和政策理想，在中东地区依然动荡不堪的情况下，土耳其从任何角度插入中东乱局都会带来较大的外交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