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峰（1978-），男，浙江温州人，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厦门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农二代’城市融入研究”（编号：1601），主持人：潘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5-0129-12
一、问题提出与思路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趋势加剧，社会流动研究风行一时。近来的研究议题从户籍制度[1]、单位制度[2]转向文化生产[3]的视角，并逐渐集中在教育与社会流动的互动议题上。在研究对象上，农民工的讨论转移到他们后代的身上。本研究所探讨的“农二代”群体，主要指父辈为农民或农民工的后代。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大部分进入高等职业院校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城市融合问题，近年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一为“教育促进论”，认为教育有助于社会底层的向上流动。职业教育关注就业本位，强调底层劳动者应该掌握的必要技术与技能，以满足产业结构、职业结构调整的需要[4]，能促进社会的流动[5]和社会结构更加合理[6]。研究表明：“农二代”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很低，他们大多选择在城市里接受职业教育并努力留在城市。另一种是“教育固化论”，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固化自我地位的工具之一。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抑制，加上缺乏系统的技术培训，农民工面临回家或在城市里闲散或从事低收入工作，从而缺少流动机会而沦为社会底层[7]。他们的后代大多通过考试进入子弟学校、职业学校，也因公共资源分配不公[8]、重管理轻教学[9]以及教育市场化[10]等因素存在而阻碍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固化了原有的阶层。在他们看来，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抑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融合。这表现在：一方面，基础教育的薄弱和投入不足，会极大削减“农二代”进入高等教育而加剧社会分层[11]；另一方面，城市边缘的窘况会敦促“农二代”的自我放弃，否认学校的教育价值，进而形成“反抗学校文化”[12]。
不难看出，上述“促进论”关注高职院校作为高层次技能培养的关键作用[13]，尝试知识教化的力量，?x予社会底层人力资本的机会，从而获得上升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他们看来，通过教育改革并加强与企业合作的教育培养模式，可以加快学生社会化的步伐。但是，这样的研究缺少学校与企业、教育与职业互约性的应有关注，忽视农村原生文化、思维心理和社会秩序对“农二代”之职业人格塑造的潜在作用。而“固化论”看到教育市场化和制度有限分配的固有矛盾，却没有看到“农二代”学生对宏观环境适应的能动性，缺少微观上的对学生主体性和职业自我认同的研究。就这点而言，一些学者[14]尝试从抗逆力、优势视角讨论了农村生源的学习心态，认为农村学生的教育具有可塑性。还有，以往研究相对集中非技术人员培训或中职教育。虽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转换[15]，却仅从非技术人员培训或中职教育层面洞察农民工现实的各种困境。最后，以往研究多停留于决定论取向的学理纷争上，而未能跳出其间，从文化资本的概念入手看待教育累积与市场兑现之间的关联。这不仅关系到教育主体之融入水平的差异，也与“农二代”独特的乡土文化思维、生活惯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此，本研究主要从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体系的跨越中，讨论“农二代”的城市融入之能力的习得和资本的兑现情况，反思“农二代”的独特文化资本结构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影响。企业工作是“农二代”融入城市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建构的再生产机制，具有前后相承的特点――贯穿于职业教育（准备阶段）和城市就业（兑现阶段）两个阶段。因此，本研究将高职“农二代”的城市融入，看作是个体在学校和企业的跨越中能力转换、素质完善和社交建构的整个实践过程。
二、文化资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16]，可分成三个层面：（1）具体化，关注身体与精神的持久性“性情”；（2）客观化，是文化产品的物质形式，也可以是思想或问题批评；（3）体制化，是以客观化为前提，需要进行区隔对待的形式。其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最重要的，为其他两种形式文化资本的基础。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也称为个体的文化能力。它立足于个体角度，需要通过学习、时间的投入，以身体力行加以内化。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1）实质化。文化能力可以固化为个人的财富，包括人的知识、素质、能力的有机组成。虽然无法直接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但可通过家庭教育方式来传承和积累。（2）特殊性。“文化资本的获得总是带有最初条件的印记，并获取过程中遗留下来或明或隐的印记，决定了一种文化资本有别于其他的特征。”（3）兑现性：文化资本可以与经济、社会等资本形态进行兑换，而让个体利用资本占据相应的阶层位置，“获得一种超常的价值，并给拥有者带来可见利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即个体资本拥有量是否决定了社会阶层的位置变换？对此，布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17]一书中系统考虑了职业和教育水平，以及每种状况下不同类型的资本总量的可用指标。他根据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水平，划分了三个地位由高到低的阶层：支配阶层、中间阶层、劳动阶层。这些阶层中由于资本总量，以及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构成上的差异，导致各个职业阶层也存在较大差异。虽然研究样本取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进行的职业与阶层分化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和特征，并参考布迪厄对职业与阶层分化的划分，尝试以“农二代”群体作为先赋的劳动阶层，是否通过高等职业教育的资本积累，在城市就业中顺利进入中产阶层而实现阶层晋升。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资本可以划分为资本积累和兑换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指示了低位置阶层通过受教育的途径，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工作的领域跨度，实行自我资本从低到高的累积过程。在现代化职能中，学校承担着国家对资源分配的合法化角色。从这个角度讲，作为衔接优质教育与阶层上升的通途，高等院校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指示了具有相对高的文化资本的“农二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经历的资本兑现问题。这表现为教育场域获得的文化资本，是如何兑现为其他在城市生活中必要的资本类型，包括心理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此，本研究要解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完成文化资本的兑现？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其他的中介性变量（如文化惯习、家庭出身、职场心态）的相互作用？教育与就业的关联性如何？本研究将以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兑现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厦门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和案例素材，不仅探讨高等职业教育对“农二代”群体融入城市，形成文化资本获取（积累）的过程，而且探讨其在资本兑现上的城乡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从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出发解释文化资本与城市融入的相关研究，同时将关注点放在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和习性调适之过程，有助于澄清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文化维度。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课题组于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从事不间断的实地调查。以厦门市三所高职院校为观察点，采用质性和量化结合的方法，开展对“农二代”毕业生的案例研究。质性方法上，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进行访谈，通过学校或私人关系联系高职往届生，再通过学生引荐同学、室友访谈，进一步拓展案例范围。访谈重点放在高职“农二代”的各种学习、工作经历感受和行动表述。这一阶段共收集案例样本69个，字数近16万字。案例材料均按照职业类型编号，并依访谈顺序标注。量化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以获得毕业生就业的整体情况。问卷采用随机抽样法，让厦门工作的高职毕业生（毕业1-4年期）不记名填写。问卷共发放330份，有效问卷311份，结果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四、准备阶段：文化资本的积累
高等职业院校是“农二代”通过高等考试的筛选机制，进入城市学习和工作的重要驿站。数据显示，近年来，“农二代”在高职入学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超过同比本科院校[18]。在这里，“农二代”接受职业院校的系统训练，努力成为适应城市生活的合格企业人。但是，“农二代”早年的家庭生活于农业社会，成年后进入城市接受现代教育。前后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体验到截然不同的涵化形式。对此，杨国枢[19]认为，“在中国的农业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下，教养方式所强调是依赖、趋同、自抑、谦让及安分；在工业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下，教养方式所强调的则是独立、尚异、自表、竞争以及成就。”“农二代”在家庭接受父辈的教化，生活于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中，圈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性而先赋形成独特的行为习性。这表现为：“靠天吃饭”的宿命人生观，生产劳动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唯经验行动，以及奉行“人情”至上的人际交往原?t。这形成了熟知的小农思维之基本内核。这一传统习性的产生，通过“农二代”入读学校而潜移默化地带入城市的教化机制当中。一直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以打造现代产业工人为主要宗旨。学校对现代职业人的教育面向三个要素的培养：职业精神、专业技能与人际关系。那么，这三者是如何并置于农村家庭所形成的传统习性而共同作用于“农二代”主体，从而塑造其独特的文化资本结构？
（一）职业精神：宿命论与自觉意识并存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民的劳作与季节、时令的波动密切相关。正如，春天播种、夏季维护、秋天收割、冬天储藏的过程是遵照自然的循环规律，而不由人的主观能动性。长此以往，这自然形成农民特殊的“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行为导向。传统的农业文化界定中，倘若农民主动妄为、反抗这一“以天为大”的自然规律性，就很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计来源。所谓的“命”就表示了对“天定”的顺从，相对排斥自主意识所给予的能量。这样的宿命论通过早期的家庭教化，潜移默化于“农二代”群体的性格结构中。“听天由命”的观点形成某种制约：不仅体现在人的行动意志，而且表现在对时间的行为控制。一是表现为先入为主的挫败感。当受制约束或无法达到目标时候，“农二代”自然会通过“这是命”而找到排解和宣泄不满的情绪出口，归因于“天命”而不求主动改变。二是缺乏算计和权衡策略考虑。在教育中倡导学习好坏不是人的外在因素决定，而是天生如此、“命中注定”。对此，小升的表达，最能反映出这种普遍的无力感――“农村生活比较简单、单一而纯朴……我妈妈经常教导说做人要本分，不要妄想没有的东西。”（编号：JL-01）所谓的“没有的”是指中国人命数里没有被镌刻和安排的福分。因此，在对未知经验的探索上，他们形成尊崇权威而相对反抗自觉、主动的现代人格特征。但是，这与现代企业环境所要求的职业精神形成了巨大反差。
美国的社会学家鲍尔斯（Bowles， S.）是这样描述企业的工作环境：“企业一个工人在每半个工作日开始时必须像下工时搁下工具一样敏捷；他必须在整个工作日里不折不扣地服从任何指派和命令。”[20]这就要求职业学校通过教育系统，建立学生对这一未来工作的全面适应。职业精神通过校风、校训和学生管理体系而得以综合体现，关注学生对工作环境的主动适应和自觉意识的培养。学校的日常管理、纪律的建构强调学生的习惯性行为养成，是建立在事无巨细的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中，从而强调学校纪律与职业精神塑造的关联性。日常作息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详细规定了高职学生在学校的行动方式，以确保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通过模仿企业管理制度，“时间被精细化后，不仅仅是在规定的单位时间内听从外界指令所完成的或保持的相应的姿态，与此同时，还需要能够有效完成相连或相邻的规定性动作”[21]。特定时间做特定事情，服从学校指令或安排。这包括晨点晨练、按时吃饭、晚上安排自习活动等。学校希望学生能够不断加强自我控制，做到守时守纪，把作息表内化到自觉意识上。学校对时间规置和未来工作安排保持一致，目的是通过反复训练，内化服从权威的意识，从而符应企业对人才的选拔机制，成为融入企业环境的重要因素。职业院校对个人素质要求一直会延续到学校实习和正式就业中。比如，小王回忆起实习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他习惯这样的自我反思：“农村人（就是）比较粗鲁，没有太多细节的注意。”“这个（城市）社会处处是有纪律的……”因此，农村人要“融入城市就应从自身素质、道德的培养开始”。（编号：JD-03） （二）专业技能：唯经验与唯结果论并置
农民的生产行为依靠经验行事。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要求农民在模仿和学习前人经验的积累上应对生活变化。在田地劳作的可复制、不断循环的小环境中，农民不仅信任自己的先前经验，也信任祖先、父辈的经验示范。延伸到生活场域中，前人所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可成为自己生活指南。即使替换为现代化、机械化的劳动方式，这样的思维逻辑也改变不了农民对经验的路径依赖。早年耕作的长期实践中，“农二代”依靠他人的示范，关注人为的过程控制，而非科学计算和测量。积累的行动知识通过家庭的涵化作用，在代际间传承并影响着后代的学习方式。访谈中，小桂的案例就比较典型。她哥哥从小就占有家庭里最好的资源，“因为他是儿子，将来要继承家族的血脉。”因此，小桂努力在学业中证明自己“同样可以”，并不自觉地以哥哥为模仿的标杆，想要超越农村人对女性的一贯歧视。（编号：JH-02）在学校里，“农二代”仍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和由事实能“直接”推导出的道理。可以说，“农二代”在潜意识中建立对事实的信任感，学习方式多依赖权威（家长和老师）的亲自示范，并且以概括化方式指导自己行动。访谈案例多次出现：“差不多就可以”“不要追问了”等的一类表述，正是“农二代”概括化行动在唯经验论的学习方式中的体现。在学习方法中，他们相信“苦练出真知”，关注身体动作的反复练习，直至“铁棒磨成针”。这是建立对权威者（家长和老师）的日常行为模仿，从而达到自己对知识的内化过程。
相对而言，现代职业教育倡导工学结合，强调岗位技能的训练，表现侧重目标实现、组织绩效完成的唯结果论取向。这与传统农业生产的唯经验论大相径庭。在企业中，个体劳动者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完成，考核技能实施的有效性。许多访谈案例显示，高职“农二代”认同城市职业需要“规范”“认真”“有效率”。因为“没有人会对任性买单”，后果需要自己承担。（编号：JZ-01；JZ-02；JH-01）企?I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织单位，个体的技能根据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而被分解到每个岗位中。个体技能的最终价值需要通过其完成任务的情况而定，是对组织目标实现和效率权衡之综合考虑。现代职业教育强调“工学”合一，保持学校教育与企业生产的一致性。工业化生产是建立在流水线的大生产之协作模式，具有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有机团结”的各种特征。在这工作模式要求下，职业教育关注两个方面的能力塑造：一是基于遵循可计算的原则，教育学生成为服从机械、服从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二是引用企业对岗位要求，精细化个体的专门性能力，形成可以按照岗位要求、与特定职业岗位相匹配的技能型人才。而学校和企业订立的各种校企合作协议，体现了企业对特定岗位的针对性需求。企业甚至可以按照生产和管理的需要，介入学校专业的科目设置、教学计划更改，甚至直接参与对学生的教学考核工作，并对实习学生表现进行全程监控。比如，商业服务（编号：SG-01）、酒店管理（编号：JD-01）和机械设计与制造（编号：JX-03）一类的课程设计，都高度依赖企业的资源供给。总之，唯结果论符合了工业文明中对科学管理的遵从，要求个体专业技能的学习需要认同企业对各个岗位标准化、精细化的效率要求――最大化产出、最小化支出的计算和监督方法。
（三）社会能力：“人情”交换与理性策略共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即以依附土地生产为基础，而建立的一套差序格局为人伦色彩的人际关系与行为模式[22]。熟人社会的交换主要以物质为媒介，人情为最终的诉求点。人们在共同情感支配下进行生活，类似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在这一道德秩序的监控下，人情社会形成一套“知恩图报”的交换机制[23]。所有的人际关系均可简化为“欠人情”与“还人情”的双向过程。同时，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声望只有转化为共同体所公认的德行，并使之有所得时，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比如，“斤斤计较”的习惯用语，在城市语境中表现为对金钱的理性算计，所谓的“不能吃亏”；而在乡土社会中，则被看作互惠制度的严守，所谓的“不地道”。这样的人情逻辑也与“农二代”的职业关系形成鲜明反差。比如，小唐回忆起自己在实习中未能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而被当众指责。她深有感触地说，“在老家，乡里乡亲总是碍于面子，留点情面。但这里被经理这样数落，我还是第一次。”（编号：JF-06）
相对而言，“理性驱动的利益”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法制便成为维系陌生人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24]。现代契约社会的人际交往是建立在基于利益分配的公平观念之中。通过合理的协商，经济算计的精确，以及符合法规约束的交换。职业教育将外界社会要求的契约认同、规矩内化，并关注人格的平等（尊重），完全整合到对人才素养的整体性培养结构中。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紧密地依附于现代社会的交换机制当中，传授如何进行未来的人际交换的策略与技巧。比如，案例中小吴的经理要求员工客户至上，即使顾客有错“也要礼让有加”。为了不发生冲突，小吴学会了自我隐忍，顺从了“凡事以客户为中心”的职业法则。虽然看不惯“背后说人坏话的人”，但也时刻提醒自己“交往要留戒备心”。（编号：SG-01）这一人际逻辑同样出现在小江（编号：LG-05）和小黄（编号：JZ-02）的案例中。这些法则均建立于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强调策略性的人际交往行动。学者霍耐特[25]（Axel Honneth）认为，人际关系建立，首先要彼此承认双方的权力承担，才能确信个体的需求会得到满足。在其中，职业教育起到现代价值观灌输和“唤醒”主体行动的重要中介。本文所调查的三所院校，均强调将礼仪、音乐、法律等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这是职业教育将现代的法理精神自觉地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操守；而同理心、合作、协商的沟通技巧的学习，迎合了西方社会理性至上的价值建构。总之，以传授“法规-责任”为特征的职业教育，打造现代社会之价值的整合能力，成为“农二代”必要的职场技能准备。 五、兑现阶段：文化资本的转化
（一）兑换经济资本：弱势与不均
在布迪厄看来，经济资本是生产不同要素（如土地、工厂、劳动、财产）的各种收入及利益所组成的。具体说，经济资本直接与有价物有关，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本形态。而文化资本首先要兑现为经济资本，才能与其他非经济的资本形态（如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取得联系。在这个兑现过程中，文化资质认证的体制化是价值转化的必要条件。“农二代”通过高等职业教育，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和学历认证，进而获得与同期“城二代”同学一样的制度资本。但是，他们能否找到相匹配的职业岗位，顺利实现教育的社会分流呢？
1.工作类型、收入与强度。首先，工作类型多位于社会中下层（初级岗位达到总数的61.3%）。“农二代”的工作领域集中在商业服务和建筑工程（占71.2%），在誉为白领工作的办公文员、教育培训入职绝对数偏低（办公文员达不到”城二代”人数的56.18%；教育培训只有“城二代”的86%）。其次，收入起点低，上升空间有限。52.4%的”农二代”工资位于3500-5000元区间，刚好位于2016年厦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整体的收入弹性不足。“农二代”与“城二代”在工作1-2年后的收入情况类似。但到了第3年，23.1%的“城二代”可达到在8000元以上收入的区间，而“农二代”只有5.6%。这一极大的反差说明，“城二代”的文化资本兑现的相对优势性。最后，工作强度上“农二代”更倾向于接受多元的工作时间安排，甚至超时工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职“农二代”在工作时间上明显高于“城二代”（见表1）。在岗位晋升方面，第1-4年的工作年限显示：“农二代”高级岗位的人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向，从2.0%增长到18.8%。而“城二代”高级岗位呈现非均衡分布。结合访谈案例的质性分析（编号：SJ-01；RL-01），我们不难看出“城二代”的岗位不完全依靠阅历（年限）的增长而得到晋升。这间接说明“农二代”之职业地位获得的艰难性。
2.消费支出和负担。在消费水平比较上，刚工作的“农二代”在房贷开支占据首位，其次是房租、饮食。房屋贷款和子女教育的花费，是在工作次年后才逐渐浮现。随着工作年限增长，“农二代”的最大消费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问卷显示：饮食的消费从第一年的45%下降到第四年的11%。服装（含化妆品）的消费则从开始的38.6%下降到第四年的11.4%。房租从第一年的36.4%下降为10.6%。大部分“农二代”工作后第二年开始结婚生子。房屋贷款压力和孩子教育支出压力在次年呈现正向增长趋势。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农二代”用于服装（含化妆品）支出显著小于同比“城二代”。（见表2、表3）这说明，大部分“农二代”更强调务实的消费，更多的集中于饮食、房租。而“城二代”更多花费在形象打理和穿着打扮上。除房屋贷款外，“农二代”还需要负担子女教育的巨大支出。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我们发现房贷和子女教育均对“农二代”的收入有正向影响。相对而言，子女教育对“城二代”的收入水平影响不大。（见表2、表3）“农二代”很少能独立购买房屋而常驻城市，而且需靠自己的拼搏以支付各种城市开支。相对而言，“城二代”依旧得到上一代的资助。特别是在孩子教育上，“城二代”的父辈更愿意投入资源，并参与到次生家庭的文化再生产中。这说明“农二代”在家庭支出上的弱势性。
3.城市居住和购房意愿。在居住位置上，“农二代”的居所大部分集中在城中村（40.5%），“城二代”多集中在市中心和大学城里（47.8%）。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农二代”的居住位置明显差于“城二代”。（见表1）访谈案例显示：“农二代”的城市居住更多考虑收入、加班时间等因素；“城二代”则关心居住品质：居住位置和租金水平。在购房方面，“农二代”的购房意愿比较低，购房决策更多与工作年限和收入水平有关。“农二代”有81%的人选择租房，是“城二代”的1.17倍。访谈案例显示：“农二代”更关注收入水平与岗位高低――这决定他们选择租房的品质和地理位置，但很少愿意在城市购买房屋（只有19%）。相对而言，许多“城二代”的家庭中，父母能在第一套首付上给予很大支持，所以他们的居住位置与收入水平、福利状况，甚至与工作年限均没有关系。由于缺少足够资本购买房屋，并多居住于城中村和郊?^，“农二代”在城市居住环境和品质上显示边缘性。
（二）兑换心理资本：动力与束缚
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中，所表现的积极心理状态，包括信心、希望、乐观和毅力等。因此，心理资本兑现是城市中实现个体成长和获得成就的重要指标。
1.身份意识：宿命论的自我固守。考察心理资本的首要层面是关注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状况（包括自信和希望）。在“农二代”的城市就业中，我们就需要特别关注从农村跨越城市的身份转变――关注其身份意识的转变情况。威利斯在著名的《学做工》[26]一书中，探讨了工人阶级孩子的自我意识的构建途径。他们因看到“读书无用论”的实在而放弃教育规训，并构建“反学校文化”的抵制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自我的解放，但他们的抗争行为却直接以放弃知识吸纳为代价――那本应该是社会上升的文化资本积累，很可能在未来职业中得以资本的兑现。但是，在中国却呈现不一样的景象。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只作为城市现代性的对立面，一直处于所谓自然、传统的观念固守中。这样的局面产生两种面向：一方面，在代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冲击中，脱胎于熟人社会的新移民，自然充满对陌生职场环境的恐慌和不适应。他们延续“顺命”的路子，而表现出处事的各种拘谨。比如，小王在一家超市的实习中，逐渐放弃了“农村那种淳朴民风”，认为职场“人心复杂……做事要小心谨慎才不会被人抓到把柄”。（编号：KF-03）另一方面，可比性的贫困又让“农二代”有摆脱农村束缚的无限动力。从此，“走出大山”和“到外面闯一闯”成为“农二代”希望通过高等教育而实现身份改变的有效途径。这样的心理动力与实际认同的张力实在，自然会影响“农二代”充分塑造完整的城市人格，从而表现出身份意识的矛盾性。案例显示：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农二代”，奋斗不成就以“自认倒霉谢幕”。职场中的“各种心机”“疯狂的利益争夺”与农村的淳朴、简单形成鲜明反差。（编号：QX-02；JG-06） 2.权威示范：唯经验的行动取向。心理资本也要探讨自我的他者属性，考察如何应对他人评价和实现自我管理。考察关注的是：高职“农二代”在社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模式。因此，对重要他者的考察，有助于厘清思考“农二代”在城市发展的动力及资源，更好看待他们动员资源的行为模式。重要他者也是情商中的激励因素和动力来源。比如案例中，酒店工作的小何，十分强调“向前辈学习”，依据他们的经验“是最好的锻炼。”（编号：JD-02）还有的案例显示：工作就是“依葫芦画瓢”（编号：LG-05）；“维系前辈和新人的关系尤为重要”（编号：LG-07）；等等。归纳这些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重要他者”为家庭中的父亲、兄长，或同乡角色（访谈有13例），其次为第一份工作的业务指导（有7例）。而后者，业务指导具有“师父”的文化隐喻，展现出“农二代”对传统父权观念潜移默化的继承。“师父”的出现，似乎弥补了父亲的不在场，却强化了原乡文化中唯经验的行动取向。对此，小沈的回答具有一定代表性。“好的领导让我找到归属感，避免吃亏受罪。这感觉怎么说呢，有点像家的温暖。”（编号：PX-01）在言传身教中，父亲的权威示范让“走一步、看一步”的乡土思想，不断影响“农二代”在城市的职业观念塑造，约束他们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城市职业的各种挑战。总之，乡土的父权经验通过观念图示储存于“农二代”的心智结构中――父权并没有随着乡土的远去而失去其作用力，而是通过惯习的力量在城市场域中获得再生的资本，指引“农二代”重建“师父”的角色并固化行动的唯经验取向。
3.习性移植：乡土韧性的职场呈现。心理资本考察个体对压力的应对能力（包括乐观、坚韧和情商），探讨主体在逆境中是积极的适应，还是选择消极逃避。这些研究可以归结为对抗逆力（压力适应能力）的相关考察中。在职业生态中，个体如何评价加班文化是个体衡量抗逆力之强度的一个重要参考。加班在大多数职业人士视作“不得已”“被欺压”的工作附加。但是，到了“农二代”那里，加班文化与原乡的拼搏精神却取得了符应关系。闽南文化素有“爱拼才会赢”的文化心理，一直影响着传统农民、渔民能不畏艰险而努力奋进。案例中，小沈不希望父母为她的生活操心，于是整日奔波，努力赚钱――虽然每天要面对不同的客户挑战。（编号：PX-01）另一个案例中，小美把城市的工作当作一种“混社会”，需要“风雨兼程”的不断奋斗。（编号：PX-03）这样做，一方面通过对困难进行“抗争”，“农二代”获得在工业规训中取得成就所需要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也是向“城二代”展示“不弱”“能吃苦”的打拼者形象，提供了一种自我证明的内在力量。案例中，小陈在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她想在城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并认为这是继承了家族的血气。（编号：SY-03）相比之下，“城二代”的应对效能感就显得相对弱些。但是，这样的驱动不是源自于自尊的积极驱动，而且一种完型心理的体现，表现为自卑下逆向推进而表现出的自我保护策略。在Hunter提出了抗逆力层次中，保护策略只是处于第二层次。最佳的策略则需要良好的社会互动、高自尊和情境灵活性作为必要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农二代”在职场中所或缺的要素。案例中，小周表达自己的困惑，“城市节奏太快、规矩也很多”，“自己总感觉做事缺少耐心和细心”，导致自我“有点迷茫和失落”，也没有固定的职场朋友。（编号：JZ-05）
如上所述，“农二代”对宿命论的固守、乡土韧性的坚挺，以及对经验至上的依赖，并没有让文化资本能顺利通过教育实现分层的社会职能，从而在个体的心理兑现上达到最佳的融合，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在城市空间和现代性中重建了原乡的认同秩序和路径依赖。
（三）兑换社会资本：移植与建构
社会资本关注“农二代”毕业生在城市构建的社会网络之结构特征，以及期间个体如何通过互动方式对社会资源摄取能力产生影响。任敏[27]认为，在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中，亲戚和同胞（老乡），相配的是“孝悌”；而朋友相配的道德是“忠信”。本文延用这一概念，将关系动力分别区分为：前者代表固有、本质的爱；后者代表一种有保障的交托。这两种属性共存于“农二代”的城市交际圈中：一方面内嵌于村落文化中，努力在城市里移植乡村的熟人法则，而建构亲情“老乡圈”；另一方面基于工作的需要法则，构建以互利协作为主要特征的职场共同体，所谓“朋友圈”。
1.“老乡圈”的城市移植：基于情感法则。在早年生活经历中，“农二代”生?L于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中。在费孝通看来，这是以家庭为内核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并依据关系延伸的亲缘以及聚落而居的地缘关系等。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村落中集体认同感的显著性――互惠原则和相互庇护的关系。但是，“农二代”到城市就学和工作，打破了原来保障机制中的互惠关系。在陌生的新城市环境中，“农二代”寻求落地扎根，自然会延续乡土的关系法则。这表现为：在城市里寻找“老乡”作为地缘关系的再生，加强与老乡互动，并视人情、物品的互惠为应尽的“本分”。案例中，小林第二次工作选择厦门的金融公司，依靠的是发小的引荐。（编号：KJ-01）小吴在企业的陈师傅，也是亲戚同乡。（编号：SJ-01）另一位受访者也是在姨夫的厂子工作。（编号：SJ-04）
这样的老乡关系继续乡土法则，通过共同的“原乡”记忆和“述苦”的共情体验而得到不断强化。“原乡”记忆基于共同的乡村经历，关注早期农村生活的节俭和艰苦、“考大学”的艰辛，成为城市中再定义关系的重要参照。比如，陈师傅经常感怀家乡的几亩田、老母亲的身体，还有其他儿时的玩伴。希望自己带的小徒弟，“能够尽快在城市里成熟起来，不给老家人丢脸”。（编号：SJ-01）换句话说，通过记忆的留存，老乡圈的叙述和回忆会激起共同体式的共情体验，帮助他们找到自我原貌。这样的寻找激发他们强烈的乡土认同，同样会指引他们拓展在学校经营的同学关系，形成于“老乡圈”结构类似的“同学圈”群体。受访者小平在工作后，还保持在校学生会所结交的朋友。因为这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2016年，他回到学校和学弟学妹交流的时候，还不忘建议大家多参与社团组织，同时不要忘记指导自己的恩人（学校学长）。（编号：SX-01）这样的关系网拓展路径原生于“老乡圈”的连结，赋予职业院校积累的社会资本在城市空间中新的转化意义。它指引着“农二代”主动参与到同学的互助中，在摆脱彼此困难的实践中保持学校生活的集体记忆。这样，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再造乡土文明的差序法则以适应城市的生态环境，亦成为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力。 2.“朋友圈”的职场建构：基于需要法则。如果说高职“农二代”构建“老乡圈”和“同学圈”的交往是依据情感法则的话，那么职场中人际关系圈（朋友圈）建立则依据功利主义导向。公司的成立基于一种信任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依靠先天形成的血?、地缘的关系实在，而是需要靠国家法治监督和制度的实施保障。人们在精确的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规训下，按照自己的分工并与他人建立协作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不用依赖情感的培养，而由项目或任务的周期作为彼此的分界点。职场里的关系充满功利导向，难免导向利益冲突。对此，受访“农二代”的观点有：在城市职场中“不要拒绝别人的好意”（编号：JL-01）；“不随便评价他人”（编号：JG-05）；“封闭自己的感情，带着假面交往”（编号：HL-01）；等等。因此，要达成彼此满意的协助，不仅需要动用院校所需的社会能力以洞察彼此需求，并在“双赢”的层面上取得一致性。这样的社会资本视职场为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朋友圈”，能够帮自己获得更多发展资源。案例中，小江在一家商务公司上班。她认为，原来学校里的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利益牵连”；现在更多要考虑别人需要，同时适当保持距离。“我们要思考如何说话，对方才会开心……有时候要点圆滑世故，才不会被人欺负”。（编号：SY-01）这样的“朋友圈”的建设和维护，更关心个人利益如何在工作付出与所得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其中，构建“朋友圈”的成员，更多是城市的朋辈群体。但是，“城二代”并不都是友善地接纳“农二代”的加盟，而是通过标签化的方式区隔你群、我群。“外地人”“农村的”是最常见的称谓手段，代表他们是具有“离开乡村”“未现代化的”的人群。这样的称谓反映了他们对“农二代”的不满――好像他们的出现，不仅抢占了城里人的工作岗位，而且影响了上升空间。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带来的职业能力提升，要求“农二代”群体尽力摆脱“外来”的帽子，努力通过目标任务的完成和“良好”的绩效表现来构建与“城二代”的利益协调，彰显自己在职场中的存在价值。案例显示：当得知新人是“农村来的”，带班经理就感到很有需要“教导一番”生存策略。比如，如何学会“自我保护”（编号：SG-01），或是“不要相信感情，要善于发现对方价值”（编号：PX-01）之类的话语。对于“农二代”而言，长期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明确职场朋友和家乡人的交往边界。用小温的话说，“所谓工作伙伴是不可以当真的”。（编号：SY-05）不难看出，高职“农二代”将职场看成是“新”关系的学习场所，在团队合作、劳动分工中提升“自我的能力”，而不是为了强化彼此互动联络以建立互惠或庇护的关系。案例中，小甲表示愿意与家乡人坦诚交往，因为“城里人太势力”，“看重你对他的价值”。（编号：SY-07）
六、结论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入读高职院校的“农二代”比例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本研究对象为90后出生的“农二代”，占据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群体①[28]。他们多在高职院校就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发展。因此，这部分“农二代”成为努力打破城乡的阶层固化，践行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分层的主要力量。本研究认为，高职“农二代”内隐的各种乡土思维面向，会通过教育方式不断嵌入到高校面向工业化的技能学习和相匹配的行为塑造当中。同时，这些思维面向共同作用于高职“农二代”独特的文化资本，使之作为媒介将外在结构性力量，导入自我取向的职业人格塑造当中。同时，由经验依赖、示范效应和情感认同组成的乡土思维模式，紧密地依靠具体化情境和身体化惯习的互动，极大影响着高职“农二代”文化资本的兑现效果。这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面向专业技能兑换的经济资本考察显示，高职“农二代”融入城市愿望强烈，但是其工作岗位多滞留于初级的设置，收入增长缓慢且晋升几率低，购房意愿低且居住品质无法保障。这些客观化问题的长期存在，加上经验依赖的思维惯性，会压低“农二代”的专业技能优势，抵消工作的累积效应，使之不能很好利用思辨张力对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对长远利益做出最优的算计。第二，面向职业精神兑换的心理资本考察显示，“农二代”的乡土韧性很自然与城市奋斗精神（不服输）融合在一起，“农二代”希望在城市工作以更新宿命论的先赋性影响，通过在城市里重新寻找重要他者（示范效应）以获取心理支持。虽然他们努力建构职场动力的行为取向，但仍摆脱不了原乡的认同秩序和行为的路径依赖。这表现为行事中拘谨不前，缺乏方法的灵活性和独立思想的自觉性。第三，面向社会能力兑换的社会资本考察显示，“农二代”在现实人际交往构建中难以摆脱乡土思维中基于情感的交往法则，而无法全面融入城市人际交往圈，进而使得“农二代”的交往圈呈现出内卷化趋势，同质化特征不断固化（多局限于同乡、同学群体），最终形成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不对等和外部资源获取的艰难。本研究建立在对毕业1-4年的高职“农二代”群体的案例调查，他们虽然将学校作为城市融入的社交缓冲带，但是之后的职场历程尚未显示出理想的整合状态，而更多表现为“情感/功利”的二元区隔。
本文的贡献主要分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本文尝试引入文化资本的整合角度，将教育与就业并置，深化社会流动研究对“农二代”群体之文化维度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将职业教育与城市就业关系视为单向度。除了“促进论”和“固化论”的视角外，还有乡土文化思维与现代职业观念的张力机制之作用。这有助于全面理解“农二代”群体城市融入之背后的行为逻辑。在实践上，本文通过案例访谈和量化统计的方法，比较全面考察教育与市场的匹配关系，有助于我们探讨乡土思维和文化逻辑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现代化而产生的适应性问题。毋庸置疑，加强高等教育的社会分流作用，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是，这样的分流不能仅仅依靠教育赋予的文化资本之本身，也与“农二代”独特的职业人格结构存在必然的张力。本研究试图跳出纷争的思维定势，从关注个体能动性的角度，讨论不同学习主体在资本积累与兑现的自我考量中所扮演角色和应对策略。这样的研究对于探讨“农二代”如何利用现有的乡土和城市资源，构建融入城市生态，增进与“城二代”交往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全国总工会于2010年对全国25个城市1000家建立工会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9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达到60.9%，超过1亿人，他??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