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网络新词频繁产生，并大有渗透到传统媒体和现实生活的人际交流中的趋势。这些网络新词所表达的意义，已不再是其字面义，有些甚至与其字面义相去甚远，如“拍砖”、“潜水”等。那么，在语义变化的过程中，有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在制约着语义发展的方向，又有哪些可循的规律。我们将以语言的社会属性为指导原则，融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二、语言的社会属性
社会属性是语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说过：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
具体来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指语言在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语言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又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语言使用者首先是社会的人，语言的使用实则是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陈原提出，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且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的基本立场。
三、汉语网络新词语义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
语言符号与语义的对应关系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语义是语言结构和其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汉语网络新词语义变化的研究要结合对社会文化因素的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制约语义变化的心理认知机制，对其具有调节、取向作用。本文试图将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归为社会文化语境模型中，并借鉴韩礼德和马丁关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论述建构此语境模型。
我们将社会文化语境解析为以下两大类构成因素：
1.主观因素?グ?括三个方面：言语主体的身份、知识文化程度、总体修养水平，交际中的社会角色关系，和社会心理信息。正所谓“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言语主体的这些特征会影响其对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选择进而影响意义产生变化。
（1）言语主体的身份、知识文化程度、总体修养水平
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述。如同样是表明对正在做的工作无计可施，教授可能会说“我是一筹莫展啊”，而学生则可能会说“哥是相当滴纠结啊”。教授的话语中不包含本文所说的网络新词，而学生的话语中“哥”（第三人称指代第一人称“我”）、“滴”（=“的/地”）、“纠结”都是流行于网络甚至渗透到传统媒体中的词汇。
（2）言语主体在网络中的社会角色关系
马丁认为人际关系实现于三种维度：地位（status）、接触（contact）和情感（affect），分别是以平等和不平等，亲密和疏远，积极的和消极的为两极的连续统一体。此外，情感在很多语域（register）中并非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副语言或其他辅助语言手段如体态语等实现。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友间的在真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趋向隐匿淡化；人与人之间亲密疏远的差别较之现实社会模糊：现实中毫无关系的网友们可以在BBS等交际平台上热烈讨论，顺畅交流，人们的交际渠道和信息渠道在很大程度上被拓宽了；网络交流中人际意义的表达除了使用词汇（lexis）之外，如“抱抱”表示同情安慰，“顶”表示支持赞同等等，大量副语言符号（这里指由各种标点、字母、数字组合而成的表意符号）被广泛使用，表达各种情绪，如:-D表示大笑，~~~~(>_<)~~~~表示哭泣等等。
可见，在网络虚拟环境下，人们可以在地位平等，充分利用各种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不存在交际障碍的情况下进行顺畅的交际。网络的这一特点使其成为新词新语不断涌现的沃土。
（3）社会心理信息，也就是语言社会心理，既是内隐的语言心理活动，又是外显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既包括语言个体的心理，也包括语言的各种群体心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论点“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主体的所思所想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同时，言语主体对语言的选择受思想包括心理信息的支配。
比如，网民们共同的语言群体心理――在语言表达上求新求异――始终贯穿于网络词语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如最初诞生的一些网络词语“网虫、美眉”，“稀饭、虾米”，“顶”，到最近出现的“神马”、“浮云”、“围脖”、“给力”等等，它们完全可以使用相应的传统的语言来表达，之所以使用这些表达方式而不是传统语言，其背后推动力就是求新求异的语言社会心理。有些词语如谐音词语“稀饭”“童鞋”等则是产生于有些网民故作幼稚可爱状的个体语言心理。下面以“杯具”为例做具体分析：
言语行为是言语心理的外化和折射。以“杯具”代替“悲剧”是广大网民共同的言语行为，反映了群体言语心理。
①“后现代”精神影响下的求新求异的心理
这于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网络使用者所处的生活环境息息也是不无相关的：处于来自学习、工作各方面压力之下，生活节奏快，空余时间大都用于网络，倾向于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以“杯具”等谐音词语或自我解嘲或插科打诨，以宣泄内心情感，释放压力。
②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心理
在社会大舞台上，个体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定群体的言语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个体借助语言的运用，产生对群体的归属感和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得到群体的支持。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进行言语创新，衍生出各种相关词句。如“我的人生就像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就算要做杯具，也要做官窑上品青花瓷杯具。”等等。
2.客观因素
（1）当今时代的相关特点：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信息的传递、人际交流具有以往任何时代没有的便利和快捷。
（2）网络作为新生的交际媒介异于传统交际媒介的特征：虚拟性，承载独特的网络文化。
（3）传统文化信息：
指以语言为载体、已沉淀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体现于人们思想行为中的文化信息。如“凤凰男”，指集全家之力于一身，发愤读书十余年，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凤凰”经语义变化后获得的引申意义就来源于汉语中的一句俗语“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4）社会生活信息
包括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模式信息和短暂的但有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事件信息。如“蜗居”意义来源于因每月要还房贷，经济能力受限，从而生活行为受限的一种生活状态。又如“蚁族”意义来源于社会上存在着这么一个特殊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这些词语意义的生成来源于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实。
（5）外来文化的影响
现代汉语的“酷”表示“特立独行、充满个性”的引申意义来源于英文单词cool，是其音译；在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频繁出现“××门”这一构词方式，如“李刚门”等，这里的门已经失去了其传统意义，指具有新闻效应，能引起广泛公众关注和兴趣的事件。其意义是由英文watergate scandal的内涵意义发展而来。
（6）权势的影响
如被主流媒体使用，得到其认可，在大众传媒中广泛传播。如“给力”一词的广泛流行，与被主流媒体的认可也不无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主客观语境因素并非单个地独立作用于网络新词语义变化的心理认知过程，而是多个因素交错在一起发挥作用。如“秒杀”一词，其语义变化的认知参照点――相邻关系（contiguity）――是受到客观语境因素――社会生活模式――制约的：倘若人们的购物方式并未从传统走向网络，想必“秒杀”一词发生由“瞬间击杀”的本义向“以极快的速度抢购商品”的引申义的语义转移。同时，语义的转移与当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环境也是不无关系的。
同样，在“给力”语义变化的概念融合过程中，意义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转移，与人们追求简洁高效的表达方式和呼唤让人精神振奋的事物的语言群体心理不无关系。此外，“给力”新意义的巩固加强，与被主流媒体认可也不无关系，使其新意义很快被接受并得到广发使用。
四、结语
以上具体的分析表明：网络新词的产生、意义的变化的认知机制总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触发并受其制约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文化语境模型的建立，除了以上定性分析的方法之外，还需要通过访问，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数据，并对这些数据做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这是本文研究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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