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0)02-0068-06
2008年初以来，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恶化，并对全球的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严峻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正进入“严重低迷期”。IMF将2008年、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9％和3％，为2002年以来最低增速；发达国家分别为1.5％和0.5％，远低于2007年的2.6％。据世界贸易组织分析，全球贸易量从2007年的5.5％下降到2008年的4.5％。2009年6月22日，世界银行业预计全球经济2009年将萎缩2.9％。2009年7月召开的G8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也慎言经济形势还不容乐观。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各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调整税收政策，希冀摆脱危机的影响，并顺势优化经济结构。
一、各国刺激经济的税收政策
(一)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调整
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纷纷调整税收政策，通过增减税配合来刺激经济。
1.减税政策。
(1)运用减税、退税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美国房地产市场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为从源头上解决危机，刺激国内经济，布什政府数次调整了税收政策，奥巴马执政以来，也在税收上做文章，其中有一块就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2007年12月2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案》，对房屋所有人住房按揭贷款减免的同时进行税收豁免援助，增强房屋贷款者的债务偿付能力。2008年2月14日，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法案，希望通过大幅退税刺激消费和投资。规定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人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以家庭为单元纳税的，如果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每个家庭将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有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将得到300美元的额外退税。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纳税人或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也可获得部分退税。2008年10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史上最大规模救市计划”，金融救援额度达8 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主要用于市场中的弱势群体。2009年2月11日，奥巴马政府出台了7 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税收年度，给予每个中低收入居民纳税人每年不超过500美元(每个家庭不超过1000美元)的薪酬税收抵免，如果个人年薪不高于7万美元，可获得个税减免500美元。增加个人所得税的子女税收抵免，放宽规定期限内首次购房税收抵免的条件。
2009年美国还根据通货膨胀指数提高不同申报单位的标准扣除额。已婚联合申报的夫妇，标准扣除额增加500美元，达到11 400美元；单身个人和已婚单独申报的个人，标准扣除额增加250美元，达到5 700美元；户主的标准扣除额增加350美元，达到8 350美元。由于基本生计费用扣除额和标准扣除额的增加，许多低收入者将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盲人获得的附加标准扣除额，2009年比2008年增加50美元。此外，美国还提高每种申报身份的税率档次起始金额和个人赠予的免税金额。对已婚联合申报者而言，15％与25％税率档次的临界点从2008年的65 100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67 900美元。单身个人、已婚单独申报的个人以及户主的税率档次起始金额也分别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免税的个人赠予最高额也由2008年的12 000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3 000美元。
德国、加拿大、英国等也都调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扣除额或降低税率，并在其他税种上做文章。英国从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将增值税标准税率从17.5％临时降至15％。提高社会保障税免征和减征收入额的上、下限。其中雇员的免征额由周薪90英镑提高到95英镑，自由职业者免征和减征收入额从年所得5 345～40 040英镑提高到5 715～43 875英镑。加拿大计划将货物和劳务税税率从7％降至5％。丹麦政府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目前的63％降到55％。在2011年之前，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下调8个百分点，并将适用该税率的起征所得额在原基础上提高3.6万丹麦克朗，使更多丹麦纳税人可以按较低的税率缴税。
(2)运用税收优惠扶持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很多国家对企业采取各种扶持手段。美国对企业2009年新购置的资产给予特别扣除，允许企业在2008年和2009年发生的经营亏损可以向前结转5年。对新招聘的越战老兵和16～24岁的无业青年给予就业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可获得总额为50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日本自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将年度所得不超过800万日元的中小企业所得税率由22％降至18％，从2009年2月1日起重新对中小企业实行亏损退税政策。2009年4月日本规定，对日本企业海外分支机构汇回日本的收入免征公司所得税。英国推迟提高小公司适用的优惠税率，允许公司亏损前转3年，并计划对公司的境外股息免征公司所得税，防止集团公司总部迁往低税国。德国对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购置或生产的固定资产实行25％的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法国政府承诺对企业2009年的投资给予115亿欧元的信贷和税收优惠支持，企业可以根据2005、2006、2007各年度的研发费用向税务机关要求返还税前扣除研发费用后多缴的所得税款。加拿大逐步降低公司所得税率，2009年从19.5％降至19％，以后各年逐步降到2012年的15％。葡萄牙将中小企业所得税率从25％降至12.5％，减少0.1％的物业税。2009年2月上旬，丹麦允许企业延期6个月缴纳60亿丹麦克朗的增值税和社会保障税。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以后的竞争力，各国还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产业结构调整。2009年5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为旧车置换新车提供财政支持的方案。消费者用旧车置换购买更节能的新轿车及卡车时，最多可获得价值4 500美元的优惠代金券。根据奥巴马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美国向成千上万的家庭提供修缮房屋的财政资金支持，纳税人购买节能的制冷和取暖设备、绝缘材料等产品，可享受 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二元结构转换和经济转轨的进程中，结构和体制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态势和宏观政策的选择。所以我国税收政策不能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调节短期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还应兼顾长期发展问题，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促进消费与投资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这种前提下，税收政策调控的侧重点应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有必要从生产函数着眼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分配格局，提高劳动和知识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比重，刺激投资的政策只能作为应急措施。从中长期看，我国税收政策应着力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由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转变到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发展。如何平衡以应急为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与促进消费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是税收政策决策中的一个关键点。
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8～1990年问的经济增长中，我国消费增长贡献率均值为62.9％；1990～2000年下降到56.6％；2001～2007年间，消费贡献率均值下降到40.8％。与此同时，投资增长贡献率在三个时期里，则从30.3％上升到36.1％，进而上升到49.5％。消费与投资增长贡献率的变动，呈加速变化态势。2001～2007年间消费的贡献率均值下降了15.8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均值上升了13.4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贡献超越了消费增长贡献。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进而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和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反过来又使得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的扩大。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灵活有效的税收政策是刺激消费需求、解决当前消费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问题的有力举措。尽管近两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税收政策，如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消费税的改革、房地产交易的税收政策调整等，但立足点主要还是鼓励投资，对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和加强。因此，我国税收政策的能量应该释放到有利于改革和结构转换的方向上来：在城市，重点排除有碍于新的消费和投资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在农村，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率，疏通和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一)降低税收增速
由于税收计划的刚性，很多地方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往往提前征收税款，这也是多年来税收增幅远大于经济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在经济形势较好情况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压力还不大。但是在目前经济形势未完全好转的状况下，税收就有可能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应调低税收任务指标，真正做到应征尽征，使税收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相一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样既可以促进投资，又可以缓解就业问题，推动居民消费。
(二)调整税制结构
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另一方面应运用税收政策减轻老百姓的预期消费压力。为此，税制结构上应有增有减。在减税方面，可考虑进一步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完善节能、环保的税收优惠，提高资源的循环再生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高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完善自主创业的税收优惠，提高就业率；实行对销售农村的商品税收优惠，或给予财政补贴，增加农村市场的消费量；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将住房购建利息支出、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列人扣除范围，适当降低税率，提高人们的税后可支配收入；重新设计对房产交易和出租涉及的税收，避免目前营业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重复计征状况，减少人们的购房成本。在增税方面，可考虑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塑料、电池等纳入征收范围，减少环境的污染；将各种与环境有关的收费，通过费改税，征收环境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医疗(包括制药和药械)、房地产和私立教育行业定为微利行业，对其超额利润(包括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征收超额所得税；改革资源税，提高税率，改变计征方式，减少资源乱开采和浪费现象，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完善财产税，考虑开征房产保有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鼓励人们消费。
(三)进行分税制税收管理体制改革，消除非税收入增长的根源
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完善，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比值由1978年的1.85:1下降到2006年的0.30:1。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纳入财政收入的非税收入主要是预算内和预算外非税收入，体制外的非税收入并未计入。因此，尽管根据统计口径，与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处于中等偏上水平，1995～2006年间非税收入占GDP比重约在4％～6％之间，但如果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考虑进去，1996～2006年间，非税收入占整个非税收入的比重超过了60％。为了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2009年4月财政部下发《关于深化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对地方所有非税收入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1～5月累计财政收入同比降幅大于6个百分点，税收同比降幅大于9个百分点，而非税收入同比增幅却大于28个百分点；7月份，税收收入为35 464.99亿元，同比下降3.5％，非税收入为5 207.06亿元，同此增长26％。
但是，加强管理并不意味着非税收入增长的根源消除。我国大部分非税收入，尤其是地方非税收入都属于乱收费，并不是为公共物品筹资，而是与财政体制分配不规范有很大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严重偏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适当增加中央财力。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滞后，单靠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为了解决中央、地方在财权、事权分配关系上的划分问题，迫使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采取预算内、外管理，并默许一部分体制外政府非税资金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收不抵支状况。这种做法导致我国非税收入规模过大，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占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以及占财政性资金比重居高不下。因此不是简单将地方非税收入上收中央就能遏制地方征收非税收入的动力。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地方在可支配财力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既定水平，在财政分配关系不变和税收下滑状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征收更多的非税收入，这些最终都会转嫁给社会承担，降低消费的动力，从而出现“黄宗羲定律”中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 因此，应及时进行分税制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格局，规范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权限，增加地方可支配税收收入，减少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非税收入增长的动力。在此基础上，规范收费项目，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提高社会的创业能力。
(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随着制度的变迁和改革的深化，传统的福利制度所提供的配给消费逐步地转移给市场。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挤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又导致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促使居民尽量储蓄。虽然2009年我国经济已有回稳趋势，但上半年GDP 7.1％的经济增速中，投资贡献率达到87.6％。不考虑进出口贸易的情况，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已上升到了62:38，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因此，只有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商品房价格的上涨趋势，解决人们的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