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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的现实可能性:论《淮南子.主术训》的政治智慧

  中图分类号:B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65-02
  
  《汉书•艺文志》把《淮南子》归入杂家,然而《淮南子》所承载的思想归指却是唯一的。《要略》作为《淮南子》的总纲,点明了淮南王作此书目的:“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若把《淮南子》当成一部帝王之书,实不为过,纵观全书二十一篇,无论是从天、地、人哪个维度来审视,《淮南子》无不透射出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淮南子》的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由于“无为”理念源于道家,当政者虽未否定其价值,却对其现实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再者刘安身份特殊,以致世人对“无为”的治国理念多有误解,这实为未理解《淮南子》思想之故。《淮南子》的“无为而治”,是以“道”作为形而上的理论依托,以“治”作为形而下的理论归指,以大量史实论证了“无为而治”的现实可能性。
  《要略》明确指出:“《主术》者,君人之事也。”可见,《主术训》所讲乃帝王之术,也是整部《淮南子》治世智慧的精要之作。现以《主术训》为文本,阐述《淮南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
  一、无为而治的理论基础
  《主术训》开篇点明“无为”的理论根基在于“道”。《原道训》曰:“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又指出:“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主术训》对人主才提出,“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的精辟见解。
  《主术训》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淮南子》援用的“太一”,已不再停留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的层次,而是加入了浓厚的主观性――“体道者”如何“合于道”、“达于道”。《淮南子》赋予了“人”与“道”之间的功利性色彩,展现了“君无为而大为”的政治理想。
  二、无为而治的现实可能性
  徐复观先生从刘安身兼王室后裔和文人志士两种身份来考虑,提出《淮南子》思想除了受黄老影响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淮南王的身份问题,“无为”可免于朝廷的猜嫌和控制;二是淮南王以及汉代的道学家们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从《淮南子》文本所呈现的“无为而治”与“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不同;从涵盖德、君、臣、法的一整套的治国方略来看,刘安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从秦汉以及先秦的文人志士具有“傲骨”性格上分析,他们追求政治理想不惜得罪显贵。因此若无“淮南王”的头衔,《淮南子》也许像先秦百家著作一般成为研读文本;可若无“淮南王”的地位,《淮南子》又能否问世,并出现在武帝和历代读者的眼前?
  无论《淮南子》是以何种原因问世,都无法掩盖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淮南子》建构了一个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理想社会,解决了无为而治的现实可能性问题。
  (一)德:唯神化为贵
  《淮南子》认为实现“无为而治”,首先必须重视道德的教化功能。《主术训》继承儒家“德”的理念,主张“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其中,“神化”可以解析为“精神感化”,也就是以先贤的遗风来感化世人。《主术训》分为两个层次阐述感化,一是对臣民而言,须学古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二是对君王而言,则须学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因此《主术训》指出:“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
  《淮南子》融合儒道,重视“神化”之功,不可谓不进步。若仅靠“神化”之功便能实现“无为而治”,那也无须以下的君、臣、民、法的规范。正是由于“神化”过于飘渺,难以在现实中收到效果,《淮南子》进而对君王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做万民的表率。
  (二)君:犹零星之尸
  先秦时的百家,无论是讲忠君的儒家,还是讲严法的法家,或是讲无为的道家,都只讲臣民,不提君王。《主术训》讨论的帝王之术,不仅提及如何治理国家臣民,也对君王提出明确的要求。
  《淮南子》认为要实现“无为而治”,须注重帝王的表率之功。《主术训》认为为君者更应该“处静以修身,简约以率下”。虽然《主术训》把帝王的表率之功列于“神化”之后,但君主作为整个国家治理的核心,却是《主术训》的精要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是帝王的个人修养,二是帝王的用人之道,三是帝王的用众之术。帝王若能如此,方可“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无为而治”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1、帝王的个人修养
  《主术训》认为帝王必须有“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的修养。在君权天授思想深入人心,一国之君以天之子自称的历史大背景下,让帝王“处静”、“俭约”确是前所未闻。虽然“处静”、“俭约”是相对于奢靡成性的帝王而言,透露作者对帝王奢华之风的不满,但其终极目的是“下不扰”,“民不怨”,保江山万年之久。
  此外,《主术训》认为帝王还须“正而尚忠”。因为“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也。”只有忠正的明君,贤臣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否则奸佞小人就会投帝王之所好,使之昏庸,江山也会随之丢失。
  2、帝王的用人之道
  在封建社会中,帝王是整个国家机构的核心,君主修养只是一种表率,而治理国家需要能臣,这就需要君王有识人之能。《主术训》中明确提出帝王如何选拔贤才。第一,“观其归,察其化。”识别一个人贤能与否,不能仅依靠举荐,或是凭借自己的好恶,而应在日常中考察,用事实来说话。第二,“有一形着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在选用人才上,《淮南子》不再看中全才或是大贤,认为知人善用才是上上之道,从而达到“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的效果。第三,“言之而是,虽在褐夫?e?,尤不可弃;言之而非,虽在卿相人与,未必可用。”帝王不应凭发言者社会地位高低来衡量其建议的价值,若有益于社稷,都应采纳。这三条标准在用人唯亲时代非常进步,帝王若能以这三点来招揽人才,便能“人得其位,位得其人”。
  3、帝王的用众之术
  《主术训》反复强调“用众”的重要性。因为若仅靠一人之力必将出现“人材不足任”的窘境,导致“智不足以治天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主术训》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这都在说明如果帝王能把众人的智慧聚集起来为社稷出谋划策,那么国家繁荣强大不再话下,帝王也可“无为而治”。
  (三)臣:贤者尽其智
  “无为而治”是对于帝王而言的,而非臣子。君王无为,臣子有为,才能使国家正常的运转。这就是“君臣异道”的思想。《主术训》中强调的“主道圆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圆者,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乱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因为君王的清虚无为是为了让臣子们更有作为,通过众人“尽其智”而达到天下“大治”,如此“无为而治”也就成为了现实。
  (四)法:人主之准绳
  如果说精神感化过于飘渺,帝王表率过于理想,臣子尽智过于苛刻,那么善用法术就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最后保证。《淮南子》继承法家“法、术、势”的理念,强调“法”与“术”的重要,并把它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主术训》认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一个国家缺少了“法”,非但不能“治”,还有“亡国”的危险。那么帝王用此“法”来赏罚臣子,臣子“知诛赏之来,皆在其身,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由此帝王只需依法而行,无为而治便可实现。
  为了使“无为而治”能够在政治上真正实现,淮南道学家们发挥了法家关于“法”的观点,把“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主术训》讲“法”首先是公正的“法”,它要求“无专行”,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次是正义的“法”,它要求“合于人心”,即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为了取消“法”的强制性和霸道性,淮南道学家们主张把法与仁、义结合起来,使得“法”不再仅仅是一种赏罚的工具,还是教化世人的一种手段,仁义礼法达到了高度统一,国家无为而治也必将成为现实。
  虽然《淮南子》诞生于封建君主专制社会,且精辟的政治见解未得到武帝的采纳,而时过境迁,《淮南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如当政者如何自律,如何选拔人才,如何实行法制等等,仍然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法制社会,因此《淮南子》中卓越的政治智慧对于文明建设政治文明仍然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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