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工业反哺农业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这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投入，当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广大农民和农村大量的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就成为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工业反哺农业”促进新农村建设，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
二、工业反哺农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方式
工业反哺农业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要综合运用各种方式，以达到最佳效果。张培刚教授在《农业与工业化》中论述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时，分析了这样几个联系因素：食粮、原料、劳动力、农民作为买者与卖者等四个方面，那么，现在工业反哺农业也可以从要素、市场等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要素支持，包括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的支持。资金支持是最容易取得实际效果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工业资金支持农业，可以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技术支持：工业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技术转让、技术合作、技术帮扶等手段，对农业进行技术支持。特别是现在的绿色技术、生态技术，对于发展特色农业十分重要。管理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的支持：农业长期以来是小规模经营，传统的经营方式，这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可以从工业学习较先进的管理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实现产业化发展、规模化经营，以工业发展的先进理念来促进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人才支持：工业既可以通过人才支援对农业进行支持，也可以通过支持农业人才培训进行支持，还可以通过人才交流或让农业人才先到工业进行学习再返回农业来实现。
其次是产品和市场的支持。工业应该为农业提供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提供农用机械、各种工具、化肥、生态农药等，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工业还要大量购买农产品，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价值，这就需要工业发展考虑以农产品为原材料或农产品深加工的相关产业。
再次是吸收就业的支持。一方面，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缓解农业土地紧张局面，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工业以现代组织方式改造农业，促进农业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链延伸，增加农业本身的就业岗位。
最后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新农村建设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交通、电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城市相比，农村建设同样的基础设施要付出比城市更高的代价。这样的巨大投入必须依靠工业对农业的支持。
三、企业是“工业反哺农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角
针对新农村建设，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的提法已被人们广为接受。众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许多相关政策建议，如不断增加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一些现有的政策措施，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深化体制改革，给予农民平等待遇等。归纳起来，这些建议更多的是基于宏观层面的政策考量。然而农业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的矛盾决定了在现阶段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使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根本改善，只依靠政府的强势主导，通过政策调控和财政支持还难以实现。因此，新农村建设还必须依赖于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在工业反哺农业支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企业的主角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农村文明建设、文化发展，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众多企业的参与，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相应的积极作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农村建设中，企业为主角是“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在微观层面的实现，企业在农民、农村、农业上的直接投入比起通过税收上缴国家再由国家反馈农村，更具经济效率。不同于当前关于工业反哺农业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争论，这种形式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和前提是企业和农民微观经济主体的协同发展。企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可以被视为是新形式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手段。尤其在我国现阶段更为适用，一方面是整体经济水平尚未达到在国家层面大规模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一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资本相对雄厚的企业已经有能力、有动力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的建设中。此外，我国的企业本身与“三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大力发展起始于工业化阶段初期的农业积累和农业对工业的支持，民营企业更是大多发轫于乡镇企业，绝大多数的企业家过去，甚至现在都有着农民身份，因此，从农业得到的反哺农业，从农村出来的回到农村，从农民转变的帮助农民是已经有一定经济实力企业的重大责任。
企业尤其是众多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已开始取得良好的效果。从企业的参与程度和企业与农村关系上来看，可分为浅度参与和深度参与两大类，每类中还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不同的形式适用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的作用也应各有侧重点。
四、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形式
1、直接捐赠型和经济顾问型参与
属于浅度参与的包括直接捐赠型和经济顾问型两种，前者是“出钱”，后者是“出人”。在这两种形式中，企业和农村的关系较为松散，企业和农村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都不需匹配。直接捐赠是当今企业参与面最广的一种形式。企业积极参与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捐资助学、兴办希望学校，在文化娱乐设施、卫生院建设、敬老院等方面捐资捐物。如吉利集团从2005年起，公司设立“吉利未来人才基金”资助贫困学子，向中国教育基金会捐助5000万元，资助1000名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针对这种形式，政府要发挥桥梁、推动及服务作用，主要表现在号召和发动企业家回报家乡、回馈社会，同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激励扶持。比如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建设、济困、助学等方面，企业捐资达到一定金额比例，允许以企业或企业家个人冠名。在税收方面，对企业投资建设的公益性项目，减免部分税费，其投资或捐资部分按有关规定在税前列支。企业在投资建设农村文化站、老年活动中心、村民图书馆、农村敬老院等教育、体育、文化、医疗等公益性社会事业项目或建立单项公益事业基金，经认定后可免缴相关费用，同时，企业参与对农村的供水、供电、垃圾收集处理等公益性项目建设，在所在村统一组织下由企业实施上述项目日常管理，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应加强规划，引导并确定合理的收费政策和补助政策。这种企业参与方式还只是一种初级形式，作用有限，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发展水平，其更广泛地适用于在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又缺乏大量可开发资源的农村。
经济顾问型是通过聘请民营企业家担任村里的经济顾问，发挥企业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各乡镇主动与企业家联系，邀请其担任乡村发展顾问或名誉村长，增强企业家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为乡村建设、农村致富出谋划策。利用其自身优势，把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生产技能带到农村。帮助村理清发展思路，对村务提供参谋、建议、咨询和资金帮助。浙江省奉化市工商联在尚田镇聘请了20位民营企业家担任农村经济顾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全市已有280多位企业家担任农村经济顾问，投入帮扶资金2500万元。
针对这种形式，政府应积极引导，牵线搭桥，聘请素质好、见识广的企业家担任乡村经济顾问，同时对做出贡献的相关企业家要进行大力表彰。这种企业参与形式仍然也只是一种初级形式，但很有可能对农村今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形式适用于具有较丰富的资源禀赋但缺乏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尚未发展起来的乡村。
2、产业带动型和合作开发型参与
属于深度参与的包括产业带动型和合作开发型。这两种形式中企业和农村的关系更为紧密，企业和农村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高度匹配。产业带动型是企业通过在农村建设农业原料基地、产品配套基地、劳动力供应基地等形式，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转移就业，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在这方面浙江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是产业集群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浙江的农民绝大多数从事着非农产业，使得浙江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这就是浙江省农民收入长期保持第一的秘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之和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为80%左右。2006年，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55%，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达到63%以上，农民收入中75%来自非农产业。
针对这种形式，地方要做的是一方面从信贷、财政和产业等方面政策措施上扶持本地农民创业经营，抓住地方特色，集中规模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群，另一方面，在缺乏本地企业的地区，地方政府要通过招商引资，引入能拉长地方产业链、整合本地农业资源的龙头企业，通过其带动作用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业效益提升和农村面貌改善。这种形式是村企合作的较高级形式，对农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合作开发型是企业和农村实现整体战略合作，企业出资金、建项目，农村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实现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和农村实现根本性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双赢。这种方式是一种互利合作型的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村企合作的高级形式。企业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等优势与农村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的有效结合，共同推动企业与农村的发展。目前浙江宁波市提出的三年内“千企结千村”，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可被看作是这种高级形式的试验。该市已制定了包括优先立项、利益共享、免缴相关费用、产业扶持、旅游项目优惠、培训补贴、就业扶持、允许冠名等一系列鼓励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