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地说，时至今日，农村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医疗保险体系。农村不但没有类似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补贴，相反普遍存在着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返贫的各种问题，健康投资不足直接影响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蔓延，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构成了现实的障碍。
一、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资不足的经济学解释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古典经济学认为，收入和支出具有正相关性。现代经济学更进一步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决定如何消费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基尼系数明显下降，精神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性支出将明显增多，消费支出不只是取决于其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目前我们许多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没高到可以让他们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地步。例如，2004年，贵州省和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8.2%、47.2%，贵州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总体上看还处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在收入水平的制约下，农民往往将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较为忽视健康投资对改善自身福利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压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
2、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未来的预期对收入分配有影响
预期收入增加，人们购买汽车、住房、保险等耐用品的愿望更强烈，旅游、娱乐等支出所占比例也明显增加，储蓄所占比例相对减少。而当预期处于不利境地时，出于谨慎，则会尽量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储蓄率反而上升。当前，农村居民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主要原因就是基于大部分农民对自身处境和未来预期并不乐观的基本判断。
3、医疗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抑制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价格上升，引致需求减少。我国卫生管理体制中存在着卫生服务定价偏低的问题，在医药市场不规范而政府干预有误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和个体医生为追求收入而滥用处方权，造成医疗补偿机制扭曲，医药费用飞涨。据统计，农村门诊次均费用由1990年的10.9 元上升到1999年的79元，年均增长24.6%，住院次均费用由473.3元上升到2891.1元，年均增长22.3%，远远高于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4、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下降
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有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公共卫生事业便是这样的准公共物品。如今，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还是向城市倾斜，向重点项目倾斜。由于长期对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漠视，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等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更严重的缺位。财政分权以来，农村公共卫生费用随县、乡两级财政的逐步拮据而恶化，使县乡政府把卫生筹资的主要责任转嫁给卫生机构，实质上把难题交给了失控的医药市场。这种缺乏公共支持的市场化使全国大部分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几乎完全市场化，农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可靠性和方便性降低。
5、接受偏好和贴现心理强化了农民规避风险的行为选择
行为经济学则认为，行为人存在“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偏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行为人对物品的所有权密切相关。行为人对任何属于他的现实的东西都比那些非现实的东西有更高的评价，不管它是否会拥有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因此，一旦他获得对某种物品（或者商品）的所有权后，就会马上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并把这件物品作为他的禀赋的一部分。比如，对农民而言，这种偏见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无论怎么计算医疗保健支出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但是农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去了对这部分货币现实的所有权，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很快贴现或者根本就不会贴现的医疗保健之中，使现在的生活景况受到影响。
二、健康投入不足与贫困的相关性分析
1、发展经济学的视角
我们可以用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健康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迈克?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1972) 指出，健康既是一种消费品，它可以使消费者感觉良好，同时又是一种投资品，生病天数减少的货币价值就是健康投资的回报。当健康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健康投入的多少就决定了人们可以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多少。这种投资的收益即是疾病损失的避免、收入的增加和个人福利的改进。收入的增加又能反过来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投入的增加，从而使健康与福利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关系。反之，则形成了健康水平低下――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贫困――健康水平再度恶化的陷阱。不难看出，健康水平低下既是贫困发生的原因，也是贫困造成的后果，这种由于健康水平低下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贫困即可称之为“健康贫困”。
2、我国贫困与健康投入不足的相关性现状
客观来说，许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并非十分恶劣，很多地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造成这些地区迟迟不能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的低下和人力资本的匮乏。由于受收入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贫困人口更是缺乏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和人力资本的质量的提高。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支付医疗费用，许多农民不得不变卖家产，从而失去了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而“贫”与“病”的“硬性”联系，不仅使部分农民失去了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而且也正在顽强地抵消着政府扶贫减贫的努力。据调查，目前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的比例全国为23%，而中西部地区的比例更高，疾病损伤已成为继劳动力少之后的第二大致贫原因。可见，健康与贫困越来越具有紧密的联系，增加健康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已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一环。
三、改善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资不足的设想
综上，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入不足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帮助贫困人口改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消除健康贫困可作为今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一项要点，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富裕农民、夯实农业基础地位，构筑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针对农民健康投资不足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从根本上来讲，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因此尽快提高农民收入是促使农民增加健康投资的根本措施。其次，政府的制度保障与财政保障对农村人口在低收入水平下健康状况的改善起着极度重要作用。因此，政府介入农村健康保障范围之大小、政策分配力度的强弱、效率的高低以及公平性对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建立，进而城乡健康公平的实现乃至农村反贫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可调整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比例，加强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供给的投入，保证供给达到需要的水平。国家应尽快纠正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不合理的补偿机制，逐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疗机构的服务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消除以药补医行为产生的根源。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适时推进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