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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视角下财政支农机制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我国在建设新农村期间,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绕不开财政的支持。许多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增长与国家财政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财政资金投入应该由过去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格局转变,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扶持与保护,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才能有效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1 财政支农机制的现状分析
  
  1.1 财政支农资金的总量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
  从近几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尽管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并不高,有时还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情况,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明显偏低。并且,我国财政支农结构还不合理。有专家研究认为,我国财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科技的比重过低,对农业的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并且,农业支持对象较为单一,不利于贯彻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方针,不利于调动全社会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1.2 广大农民还无力成为农村投资主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关系。我国有9亿多农民,他们显然是,并且一直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
  但是,结合我国财政并不充足的情形,从长远来看,广大农民既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农民只能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还不具备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的客观条件。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民目前不具备作为新农村建设投资主体的经济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广大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但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常悬殊,由此可知,目前农民还不具备相应的新农村建设投资能力。
  1.3 财政支农支出管理体系混乱
  我国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可以分为四大块:一是支农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二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三是农业科技费用,四是农村救济费用。
   与此相应,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管理体制是按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相应的职能划分,实行“分块管理模式”。具体来说:针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一是由发改委系统单独管理,二是由发改委和农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针对农业科研费用支出方面,一是由财政部门管理,二是由财政部门和科技部门协同管理,三是由科技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针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的费用支出以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一是由财政部门管理,二是由财政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协同管理;针对农产品补贴方面,一是由财政部门管理,二是由财政部门和流通主管部门协同管理。
  这种“块状”管理模式长期使得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第一,由于资金来源分散,并且,来自不同渠道的资金项目的安排和管理办法大多为主管部门自行制订,再加上各个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机协调,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办法,因此导致了支农资金投人在使用方向、建设内容等方面难以协调,有时还会出现重复投入现象。究其原因,是由于相关主管部门责权划分不明确、资金使用低效造成的。
  1.4 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缺位
  如前文所述,由于财政支农资金的来源不同,导致整体支农资金不能发挥出整体效率,难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得到统筹安排。合理配置。并且,在支农资金“多头管理”的局势下,还容易形成“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状况。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财政支农管理体制的缺陷,支农资金监督不力,这就造成“地方截留”、“支农资金挪用”的现象层出不穷,农业资金流失严重。
  1.5 没有有效运用WTO规则
  “WTO农业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约束和规范各成员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准则,其中的农业补贴措施分为“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两大类。
   对于“绿箱”政策,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转移而来。例如,对农产品生产影响很小的支持措施,以及不对生产者提供补贴措施,都可作为“绿箱”政策的实际运用。
  对于“黄箱”政策,主要指诸如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例如,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等容易使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都属于“黄箱”政策的范畴。较之于“绿箱”政策,“黄箱”政策更容易受到使用限制。
  由于我国财力有限,“绿箱”政策投入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黄箱”政策的支农资金投入更是显得短缺,两种政策的投入比例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就连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由此可知,我国还没有很好地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农业补贴措施。
  
  2 完善财政支农机制的对策
  
  2.1 适当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
  根据法、德、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在农村建设中,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更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导,进行农村的基础设施改造和农村综合治理。
  我国目前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就需要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在适当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的前提下,还要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这就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此外,还需要认真落实《农业法》的规定,确保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据此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2.2 政策倾斜,鼓励农民成为投资主体
  广大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能敏锐地捕捉到农业领域的投资机会,是推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因此,通过政策倾斜,大力鼓励农民和社会资金投资于现代农业,从而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同时尊重和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是确保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关键。
  2.3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
  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需要改变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依靠农民集资解决的不合理现状,加大对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讯和电网等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投入。
  其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对农村潜力产业的支持力度。具体而言,国家要加大对主导产业、现代农业流通体系的支持力度,积极培育农产品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加大对农村的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附加值。
  其三,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对农民实用技术、劳动技能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免费培训,支持农业科技推广,支持农村发展二、三产业,从而拓展农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
  2.4.改革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
  这就需要改变财政资金支出“多头管理”的现状,并改变支农资金分配和监督不利的状况,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重点,对现有的农业扶持项目和资金进行整合,使资金能够集中起来,充分发挥支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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