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6-0057-05
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优势的同时，也从现实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未来选择。从这一意义上，国际金融危机赋予了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瞻望自己未来的契机。在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下，系统总结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经验，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优势，对于解决和克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多个国家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以完全不同的状态积极迎接了这场危机的严峻挑战，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国际金融危机危及中国之时，中国也呈现出与西方国家类似的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2008―2009年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呈现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缩减的状况。从沿海向内地、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蔓延，亏损企业和亏损行业增多，一批出口型企业破产倒闭。城镇失业人员增加，农民工返乡现象突出。整个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GDP增速急剧减缓，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6.1％，为17年以来的最低。[1]2008年底，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三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的决定，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政府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此外，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2]一系列力度之大，配套之全的“组合拳”有效填补了内需不足的窟窿。在全球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程中，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以负责任的姿态，作出了不懈努力。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答卷”上，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任何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思考都难以真正破解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奥秘，只有上升到制度的层面，才能真正触及最为关键而深刻的原因。当然，由此出发，也只有上升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层面，才有真正破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危机爆发后，虽然有一些国内学者只从技术层面出发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国内外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从制度的因素而非技术的因素来说明和解释这一危机的深层原因。如有学者敏锐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极端寄生性和腐朽性达到极点，宣告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3]事实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又一次外显。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但是也使人们从发生在眼前的事实中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危机产生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从正面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说思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概括地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近些年来，一些人鼓吹中国应该选择新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都是希望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破产，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声音虽然已经有所减弱，但仍然是一个正在影响中国道路选择的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同科学社会主义却渐行渐远。面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以改良主义面目出现的，它本身却又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为它反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因而不会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权力结构。[4]不言自明的是，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一样，选择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形成了其他各种主义所不具有的优势。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坚持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战胜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根本保证。
二、内在优势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也说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就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显然，在面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正是这些特征表现出了西方国家所无法具有的制度优势。
然而，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如有人就认为，不取消党的领导就不足以言民主。将党的领导和民主视为水火不容，仿佛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旦烙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印记就与民主无缘。中国共产党90年的艰辛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60多年的执政，中国共产党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历史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在中国，没有哪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有着更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有着丰富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在优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中的政治内在优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在2003年2月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5](P146)以“三统一”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才找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化。三者之间有机联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能正确阐释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也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企图将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观念奉为圭臬，作为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唯一选择，既没有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也没有辩证地对待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国情和具体实践，背离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则任何政党模式的制度设计都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6]一些人所鼓吹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其本质和核心就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论调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基本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始终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换言之，执政地位的维持应该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为必要条件。只有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才具有继续领导和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政治资格，才能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并不断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必要原则，即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同时，还需要适应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期待，不断加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步伐。显然，上述两个方面内容应该被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性任务。
三、内在优势之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并不是一种对原有基本制度的毁灭性破坏，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邓小平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7](P399)他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8](P111)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9](P554)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10](P25)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意义具有多重性。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未来社会具有起始意义的特征。这个特征构成马克思恩格斯从逻辑上预测未来社会其他特征的起点。[11](P49)他们认为，这个特征是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社会主义就成为奢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现阶段中国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表征。因此，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不论公有私有只要能够创造效益上的利润就可以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公有制经济的意义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认识上，显然并没有揭示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本质区别。因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具有稳定和增加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具有国家转移支付和实行再分配的能力，由此构成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经济基础。虽然当下实践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值得完善和改进的方面，但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多重意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经济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一面，又具有剥削性的消极的一面。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需要始终辩证地认识和对待私有经济。换言之，对待积极的一面，需要鼓励和支持；对待消极的一面，虽然“容许”但应该受到“约束”。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劳资矛盾和冲突、两极分化等消极性的一面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全面私有化的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赢得短时期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业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善确实始终需要避免“私有化”和“单一化”两种错误倾向。“私有化”倾向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单一化”倾向的发展则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必然造成两者新的不适应。比较而言，坚决避免“私有化”应该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四、内在优势之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国际金融严重动荡、世界经济深陷衰退、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确实来之不易。这个成绩的取得，除了上述几个重要因素外也不能不归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中国所确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着起作用的广阔天地，保证了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及时化险为夷。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具有必然性。20世纪初以来，人类所处的历史时代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从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和统治地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条件下，全球化的本质依然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决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渗透进来。这一方面归因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归因为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选择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具有现实合理性，但确实需要面对消极性的后果，这一点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进入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实行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得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卷进了世界经济危机之中。[12]
同时，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积极性的一面。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显著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前无古人的创举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无论它的起源在哪里，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掌控之中。这样的结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制度模式。江泽民反复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切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13](P20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3](P203)“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13](P203)一些坚持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学者和评论家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捏在一起如同在树上嫁接了竹子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过程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作用，是中国迅速消解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原因。
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理论界的争论依然非常激烈。一些学者以反腐败和反垄断的名义要求取消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推进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在他们眼中，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属性的区别。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误导。如果按照这一观点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使中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4](P581)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运行方式，才能克服和解决。诚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总之，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赋予我们检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内在优势的契机。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在优势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在此不一一赘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