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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延安精神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4-0009-12
  
  序延安精神的产生
  首先,我介绍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延安精神的诞生。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一战击溃追敌2 000多人,俘敌700多人,从此结束了敌军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写给彭总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就是指这次战役。直罗镇一战又取得重大胜利,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牛元峰,俘虏5 300人,缴获长短枪3 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多发,还有其他许多战利品,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称之为“给党中央把全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一方面军与红15军团、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师后,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纠正了陕甘党委存在的“左”倾错误,西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促进与国民党联合抗日,1937年2月提出,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工农民主政府将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3月,正式宣布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状态,根据地改为陕甘宁特区。后经多次谈判,国民政府行政院333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确认。1937年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首府延安。11月,改为特区政府,中共中央决定,领导成员由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等7人组成。1938年1月,复改名边区政府,共辖23个县,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可耕地900万亩。
  1936年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1947年3月,蒋军重点进攻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结束了在陕北和延安13个春秋的辉煌岁月。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为延安时期。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完全成熟并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时期;党的组织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军事力量从弱到强,解放区日益扩大和巩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不断加强。这一时期,我们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先后建立起19块根据地,正规军达120万人,民兵260万人,党员发展到121万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们党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开始了解放战争,并且推翻了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进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正如毛主席所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特殊的环境中,我们党培育和铸造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延安精神。60多年来,延安精神哺育、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畏艰险,奋斗不息。实践证明,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发展壮大和成就伟业的精神动力,是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坚定信仰、砥砺品行的宝贵教材。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延安精神都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必须永远传承下去。
  一、弘扬延安精神,必须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理想信念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全民族的兴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党中央在陕北13年,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弱变强,转败为胜,不断走向辉煌和胜利,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高举抗日的旗帜,为了民族的胜利,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从而凝聚了全国的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大学生是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有无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重大影响。新时期,在广大师生中弘扬延安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首先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这一基本判断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观臆断和猜测,而是他们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能动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都要充满信心。过去是这样,现在、将来都应当是这样。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就是从社会的整体角度配置资源、分配产品,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要求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根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始终。生产越发展,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越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内在矛盾,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的。解决这一矛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及其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逐步实现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人的全面与自由发展。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工人阶级采取了一些福利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先后发生并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的彻底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能是“剥夺剥夺者”。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管经历多少挫折、困难,多少时间,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这个规律同样不可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与本国被剥削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遭到反抗,而且与其他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种种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对这些矛盾,我们都应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必然的,更加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坍塌,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危机的第一波主要是金融系统本身,各国政府都增发巨债救市,全球主权债务急剧增加,现在共达36万亿美元之多。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遇到了最为严重的危机。这正是我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大好时机。要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
  坚定理想信念,要牢记苏共失败的惨痛教训,深入持久地抓好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否定苏共历史,否定斯大林,推行“全民党”、“全民国家”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从思想上解除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武装,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开了绿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以及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团队,全部加入反苏大合唱,美化资本主义,把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造成严重思想混乱,成为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攻击污蔑毛主席,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这股歪风一定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可以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高校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主要阵地之一,尤其要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保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投身伟大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群众中锻炼,经风雨、见世面,才能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特别是青年,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更需要加强思想锻炼。要把实现远大目标同实现现实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在大目标统领下,完成好现实的任务。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朝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的,如果忘记了这个大目标,就不成其为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只有脚踏实地、真心真意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本职工作做好,才能胜利到达历史的彼岸。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保持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养成浩然正气。高尚的情操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道德基础。理想信念的动摇常常是从一些“小节”问题上开始的。“小洞不补,大洞受苦”,一失足成千古恨。广大师生要从严要求自己,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弘扬共产党人的正气。在道德品行的修养上,要“谨小慎微”,从“小节”做起,在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做出表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严格约束自己,做到慎独,在自觉上下功夫,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遏制私欲,抵制形形色色的诱惑。“世路莫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只有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抵御各种金钱物欲的诱惑。道德修养关键是一以贯之,长期坚守。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我们要引导广大师生像张思德、白求恩等延安军民那样,自觉加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修养,毫不放松要求,不断有所进步。
  二、弘扬延安精神,必须认真学习研究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非常重视学习。特别是在延安时期,鉴于党在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血的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利用当时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2](P533)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专门成立了“总学委”,由毛泽东负总责;各系统、各部门也建立了学习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中央高级干部划为10个学习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第一组组长。各单位和同志之间还开展了学习竞赛,气氛十分浓厚。据延安时期参加翻译“马恩丛书”的同志回忆,当年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马恩著作的热情很高,有时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主席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现在还能在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的扉页上,看到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的字样。有些健在的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大家很注意学习,凡是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可以说无一不读,并且争先恐后。抗日战争后期,面对革命形势的新发展,毛主席又一次号召全党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马列著作,为夺取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学习马列著作,并亲自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干部必读”四个字是他亲自加上的),共12种,其中包括他亲自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为满足干部学习的需要,当时的解放社出版了一系列马恩著作,比如《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等。同时还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一批著作。据了解到的情况,延安时期在解放区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有30多种,翻译的内容也比以前广泛得多。
  毛主席不仅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而且更是全党坚持学习、认真学习的典范。他经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事实的确如此。在他病危去世前的7个小时,只要稍一清醒,他就看书、看文件,计11种,2小时50分钟。毛主席博览群书,读得快、记得牢、用得好,尤其对马列著作,更是刻苦学习,紧密联系实际加以应用。从他藏书中可以看到,他所收存的马列著作都是反复阅读,圈圈点点,旁加批注。长征途中,他丢弃了许多东西,但几部马列著作一直带在身边。延安时期,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花大功夫学习马列著作。从现在保存的延安时期出版的“马恩丛书”中,可以看到有他亲自签名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当时,他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会,约请一些理论工作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47年转战陕北时,虽然战事频繁,但他依然携带了一些马列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国事繁忙,也挤出时间坚持学习,对一些重要著作反复阅读。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介绍,毛主席多次阅读《资本论》,在他读过的《资本论》上写有4个阅读时间,说明他至少看过4次。1954年,他在阅读时还写下了“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1867年,距今87年”等批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毛主席非常重视学习素有“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之称的《反杜林论》。长征期间,他一直将该书带在身边。1938年,他在送别到延安访问的梁漱溟先生时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这段话在毛泽东年谱和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载。
  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把学习研究“老祖宗”与“创新成果”结合起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曾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要求我们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划清“四个界限”(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制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首先是要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开阔视野,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很多,内容非常丰富,怎样学习?我想特别强调几本最经典、最重要的著作。首先是《共产党宣言》和七篇序言,特别是1872年的序言,总共60多页,这是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没有《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主席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才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王震同志说,《共产党宣言》他读了80至100遍。江华同志95岁高龄时,每天读《资本论》1小时。徐运北同志今年97岁,他把《资本论》学了很多遍,装订线都翻断了,不得不送到印刷厂重新装订,可谓是“韦编三绝”。其次是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和就这篇文章写给费舍和考茨基的信,总算起来也只有30多页。最近两年,有人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诬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诽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修正主义者,中国革命斗争武装夺取政权是错的,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说是“开左灯,向右转”。并说恩格斯这篇文章列宁没有读过,中国领导人当年也没有读过。这纯属歪曲篡改、胡编乱造。恩格斯晚年根本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我们只要看看原著,就很容易弄清楚。他们说列宁没有读过,“根据”是这篇文章1930年才用俄文出版。但列宁早期在欧洲许多国家生活过,懂多种语言,究竟读没读过,不能单凭俄文版时间断定。说中国领导人没有读过,“理由”是该文1956年才用中文出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篇文章1942年就在延安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山东、武汉、上海等地大量印行,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出版社又大量印行。这几个地方的印数达10万册之多。列宁的著作,可以先学《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主要是为了认清时代,认清帝国主义基本特征。毛主席的著作,可以首先学习《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再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逐步做到全部阅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许多老同志、青年人对毛泽东著作情有独钟。赵健民同志把《实践论》、《矛盾论》读了25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著述,直接指导着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和事业,自然更要学好。
  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在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避免照本宣科,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不与实际结合,生搬硬套。现在的大学生思想很活跃,照搬照抄,就会影响教育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前不久,我在一本党建杂志上看到一个调查材料,是中央党校省部班的一些学员就当代青年政治认知教育问题,在几所大学进行的调研,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效果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60%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确立和巩固理想信念有正面作用,这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整体上是有效的。一部分大学生反映,理论过分玄奥,有些内容与社会实际脱节,说服力、解释力、感召力不强。毛主席在80年前就写出《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学习理论,搞理论教育,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实际,领会精神实质。正如董老赞扬雷锋的那首诗:“有众读毛选,唯君得精神。”首先要联系当今世情,认清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形势,认清资本主义的形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形势,认清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把握基本趋势,提高思想认识。要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特别是两个30年的实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把前30年说得一无是处,我始终反对这种观点。前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毕竟为新中国的工业、农业和各方面建设奠定了基础。联系实际最重要的是联系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要实事求是地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进行分析,既充分肯定成绩,又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成绩举世瞩目,对这一成就应充分肯定,但对存在的问题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进行理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这样才有感召力,才能入脑、入心。提高学习质量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发扬民主,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联系实际、充分讨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发扬“钉子”精神,拿出一股挤劲和钻劲。学习虽然艰苦,但也很有乐趣。只有热爱学习的人才能尝到学习的甜头。学习的兴趣,只能在学习中培养,不读书永远没有读书兴趣。要发扬“钉子”精神,拿出钻劲和挤劲。要立说立行,从现在开始,抓紧去学,“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有一首诗:昨日不能唤回来,明日还是不实在,你能确有把握的,只有今日的现在。学习贵在有恒,必须长期坚持,长流水、不断线。“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有人怕苦怕累,以种种借口拖延学习,今天推到明天,今年推到明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然如故。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曾有一首打油诗,讽刺那些学习上的懒汉:“春日不是读书天,夏日南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一心收拾待明年。”其实明年还不是这样吗?不立刻行动,永远学不起来。
  三、弘扬延安精神,必须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延安时期,随着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日益成熟,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P708)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说:一切文艺工作者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使我们的文艺成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3](P855)1944年,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他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P1004)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深刻、完整地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P1094-1095)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党的宗旨最简要、最精辟的表述。青年是我们事业的希望,培养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仅是他们今后走向社会建功立业的需要,更是人民事业的需要,是民族复兴的需要。纵有千般武艺,如果没有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拼搏奉献的精神,只想到用来为自己谋取名利,这样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唯物史观是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前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加强唯物史观教育。只有懂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才能更加自觉地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宗旨。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P1031)当天安门广场游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毛主席到基层视察工作,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喊“共产党万岁”就行了;当群众说感谢毛主席时,他都说:不要感谢我,感谢共产党就行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最早是在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一些劳动英雄们喊出来的。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
  现在,有人故弄玄虚,提出《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中国却出了“大救星”,这是搞唯心主义。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含义。提出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励一切受剥削、被压迫的人,奋起反抗,打倒压迫者、剥削者,推翻反动统治,不要相信“神仙”、“上帝”,不能等待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的恩赐。“大救星”是《东方红》这首颂歌中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赞颂。这首歌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由佳县农民李有源创作,他和翻了身的农民兄弟行进在开荒的路上,编写了歌词,用民间曲调演唱,并很快在边区和全国流传(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加工)。人民群众把领导自己翻身解放,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水深火热到获得幸福,帮助自己化危解困的人,称为“大救星”、“大恩人”,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有什么不可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没有半点私心杂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来就没有想从人民那里获取什么东西和称赞。有人竟然说,1950年庆祝五一口号中的“毛主席万岁”,是毛主席自己加的。对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拿出当年的文件稿给予了驳斥,不知道造谣生事者在事实面前有何感想?我想,只要认真学习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论述,出以公心、不带偏见,实事求是,对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弄清楚的。
  加强党的历史的教育,从历史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党已经走过了89年的历程。在这89年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经验:凡是成功的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凡遭受失败挫折,无一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寸步难行。早在建党之前,毛主席就大声疾呼: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在土地革命中,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群众把党和红军当亲人,用生命保卫革命成果。当时根据地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中存在和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是分不开的。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党群关系最密切,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采取“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政治,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建立保障人权制度,“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我们让人民监督政府,实行民主选举,成功破解了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我们建设廉洁政府,全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普通群众密切往来,过年过节互相走动,真正与老百姓打成一片。1947年,胡宗南侵犯延安。当时有人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应该离开陕北,转移到河东去。毛主席却认为:哪里群众拥护,那里就最安全,决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胡宗南当时有20万大军,我们只有2万多部队,最终却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先后有800万军队,有先进的装备,但由于人心丧尽,结果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面前土崩瓦解。陈毅元帅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是依靠群众而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们要在广大师生中加强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的教育,这是引导他们实践党的宗旨的重要途径。对党的历史越了解,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就越深刻,与群众的感情就越深。
  我非常留恋和怀念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好作风。苏区时期,兴国县有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一幅多么美好、和谐的干群关系画卷!去年我到山东滨州(老渤海区)考察,专门请当地同志查出1947年渤海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王元寿访瞎牛》,故事发生在山西平泉县,讲的是王元寿如何联系群众,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事。忆及当年干群关系的密切,心情很不平静。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不计较个人地位、名利,一切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我们党和大多数党员干部都保持着淡泊名利、不计得失的优良作风。但也要看到,也有些人从个人利益出发,整天想着自己的“前途”、待遇、职务、薪水,想着为小团体谋私利。有的同志搞自我设计,现在干什么,几年后干什么,再过几年干什么,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名利、地位,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争着干,对公共事务和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广大师生生活在社会当中,一些人难免会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我过去在一些会议上讲过:要多想为群众、为党做点什么,不应当计较自己的名利,许多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有的人干工作几十年只是一般工作人员,怎么比?什么叫高,什么叫低,都是相对的。我对一些县委书记、县长说,如果从上向下看,你是基层,是低的;如果从下向上看,你又是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中最高的,这么大的舞台,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广大师生要抛弃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历史上流传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还有所谓“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等观念,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年代的许多革命先烈和建设时期的许多模范人物,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把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甘于奉献的光荣传统。老一辈革命家向来淡泊个人名利。1954年初,中央任命张鼎丞同志为中组部代理部长。不久,他向中央提出:我刚从华东来,对各地干部不熟悉,请中央派个部长来,我做具体工作。后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任中组部部长,他任第一副部长。不计名利、谦虚谨慎是张鼎丞同志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1945年,党中央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局面,决定在苏皖地区建立华中军区,并电令张鼎丞担任军区司令员。接到中央电报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建议中央任命粟裕当司令员,自己当副司令员。中央同意了张鼎丞的建议。但粟裕也十分谦虚,他又电请中央恢复原来的任命,最后中央还是决定张鼎丞任司令员。这种高风亮节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有人正好相反,跑要买卖,甚至杀人谋官,令人发指!名位是虚的、一时的,实在的、永恒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臧克家在悼念鲁迅的一首诗中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这些朴素的诗句讲得多么深刻!金钱没有是不行的,但要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坚决不沾。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强教育,引导他们为党为国家干出一番事业,不能仅仅从自我出发考虑问题,那样迟早要吃亏的。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话是60多年前在延安讲的,至今闪耀着灿烂光辉,每一个同志都应牢牢记取。
  社会实践是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渠道。社会实践是连接社会和学校的桥梁,是广大师生向群众学习、增进对群众感情、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途径,也是认识社会、增长知识、锻炼才干的重要途径。毛主席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过“韩荆州”这个典故。韩荆州叫韩朝宗,唐朝人,当过荆州的刺史。他因为向朝廷举荐人才而赢得了奖掖后学的美名。李白当时苦于没有出路,就给韩朝宗写了一封信,对他大加称赞,目的是想要韩朝宗推荐自己。信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典故?主要是延安有些知识分子在寻找干事业立足点这个问题上有些困惑,希望能遇到“韩荆州”一类的人物,干出一番成就。毛主席告诉他们,韩荆州在延安到处都有,就是广大的工农兵。我们今天理解这个典故,就是知识分子要善于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这样才能提高认识,开阔视野,有所作为。不了解群众,不清楚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怎么为他们服务呢?广大师生要学会联系群众,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我过去经常对搞行政工作的干部提这样的建议,对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我认为也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我了解到一些高校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效果很好。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还很愿意到基层走走看看,多接触一些群众,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在基层和群众中能够吸收许多机关、学校里得不到的营养,有利于我们砥砺意志、牢记宗旨、增强党性。
  四、弘扬延安精神,必须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对于革命和建设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是过河必须解决“桥”和“船”的问题,我们干革命、做工作,首先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延安时期,我们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这同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日益成熟,同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
  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30年,毛主席就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1934年,又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指导人们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开展革命工作。延安时期,为了纠正党内思想上的“左”、右倾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毛主席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从1941年到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使我们党进一步清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进一步阐发。1941年,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全面阐释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在党的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对革命危害最大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标志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已经确立起来。此后,毛主席又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名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了“三十二个字”的领导原则等等,进一步指导全党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告诫全党注意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只有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胜利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反,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失误或严重错误,也主要是由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对实际情况缺乏正确了解造成的。近年来,有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原因之一就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形而上学、主观片面。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必须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在突出位置,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坚持与时俱进,反对因循守旧。坚持与时俱进,反对因循守旧,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任何事物每时每刻都是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静止、不会停顿。正确的思想是对实践的真实反映,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化。进入新时期以来,江泽民同志将与时俱进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并且赋予了新的涵义。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思想上不断解放、不断与时俱进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种种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发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努力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际相一致。高校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要弘扬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打破陈规,这样才能做出更好的成绩。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坚持实事求是,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我们党89年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就会取得显著成绩;反之,就会造成严重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依然有人不讲党性,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例如,有的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盲目追求速度;有的为了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搞虚假“政绩”;有的为了掩盖工作中的失误,故意隐瞒实情,不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有的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心中无数,想问题、作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等。高校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假学历”、“假论文”事件;有的地方不尊重教育规律,拿折腾当改革,等等。这些都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格格不入,必须坚决杜绝。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全面了解事物的各个方面和来龙去脉,对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了解,怎么去“求是”呢?我们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首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社会情况、了解事物的真相,这样工作起来才能有的放矢,避免假、大、空。要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有的人弄虚作假,是上面压出来的,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是因为私心杂念,想通过作假的手段为自己捞好处。对弄虚作假的人要严肃查处,决不能让他们浑水摸鱼,蒙骗过关,更不能让他们从中得利;对那些坚持实事求是,讲实话、办实事的人,要大力宣传表扬,弘扬正气,反对邪气。要坚持群众路线,弄虚作假的人,不管装扮得多么巧妙,总躲不过群众的眼睛。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收到实效。
  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才能看到和抓住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是零星的、片面的、一知半解的,就不可能掌握真实的全貌,就会犯简单化、片面性的错误。坐井观天,瞎子摸象,只能看到、摸到“天”和“象”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全部。艾思奇《大众哲学》中讲了一块招牌的故事,告诉我们看问题要全面看,前后左右、正面反面都要看。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中犯过的错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头脑发热、片面性。毛主席虽然负有领导责任,但与许多同志的片面性有直接关系。毛主席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有农业“八字宪法”、“十二个字”的综合发展,但在相当多的人那里变成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不是片面性吗?青年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他们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非常敏感,接触新事物多、信息面广,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担当意识强,上进心强,我们要善于通过一些积极向上的人和事去教育引导他们,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同时,对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东西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负面信息有可能对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要加强引导,使他们学会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问题,看主流,看大局,看主要矛盾。对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要引导他们全面分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不要被某些人的一面之词迷惑。这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不进行正确引导,有些同学对一些问题就可能看不准,甚至会被错误的思想所左右。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身上的担子很重。打铁先要自身硬。思想政治工作教师、干部首先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化、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共性寓于个性。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需要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从个别到一般,从个别事物中取得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用以指导全局,即所谓“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用个别推动一般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如果不着边际,只是一般号召,没有典型带动、引领,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在高校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应当是一条基本经验。青年人朝气蓬勃,他们崇尚先进,追求进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宣传、弘扬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可以有效调动他们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工作时就不能搞“一刀切”。同样的教育措施,对张三有用,对李四可能没有用;对低年级有用,对高年级可能没有用;对本科生有用,对研究生可能没有用。因为各人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理想追求等是不一样的,不能一个模子去套。吴仁宝这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江苏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名声很大。他们那里没有搞联产承包,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搞,他说:中央规定是宜分则分,宜统则统,我们这里是“宜统”的。我还问他股份制怎么搞?他说:我这里要什么“制”有什么“制”,我反对的是“一家两制”。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一般与个别。“一刀切”、“简单化”,不作具体分析,则是形而上学。
  五、弘扬延安精神,必须发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百折不挠、顽强向上的崇高精神的表现。延安时期,我们党的物质条件是非常落后的,有一段“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真是大极了”。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地抗日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而且展现了共产党人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顽强意志,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1949年,毛主席在给延安同志的复电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充分表明了艰苦奋斗精神在延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说明了艰苦奋斗精神的极端重要性。不仅在条件差的时候需要这种精神,即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也需要这种精神。现在的大学生,都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都有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相对缺少艰苦生活和艰苦环境的锻炼,尤其需要对他们进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牢记“两个务必”,这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就是弘扬“两个务必”的生动教材,是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宝贵财富。
  艰苦奋斗是一种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分不开的。现在人们提起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往往把它同“大生产精神”、“南泥湾精神”联系在一起。这些精神是延安艰苦奋斗精神的核心内容,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业精神。1939年,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积极响应,很快形成了边区军民齐参战、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壮观场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带头开荒种地、纺棉纱,参加大生产。1941年春,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短短两年时间,开荒10多万亩,养猪上万头,把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一曲《南泥湾》传唱至今。我们今天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也要发扬当年延安军民的创业精神,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更需要这种精神。大学生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到艰苦的地方去,到条件落后的地方去,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和群众一起努力,使这些地方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大城市,盯在沿海和发达地区。有许多模范人物都是在艰苦环境下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不仅造福了人民,也成就了自己。
  艰苦奋斗是一种勤俭节约的品质。战争年代,我们靠节衣缩食,节约一分钱、一粒米、一颗子弹,去争取胜利。延安时期,党中央多次号召中央机关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务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党的领导人向来倡导勤俭节约,并且率先垂范。毛主席早在1934年就提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他自己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穿了20年。转战陕北时,李银桥看到他洗脸洗脚用同一条毛巾,就又领了一条。毛主席见后说,现在用脚多,用面子少,一条就行了。李银桥又说,不管用脚用脸,要讲卫生啊。毛主席说,如果全军每人多用一条毛巾,这些钱买子弹,可以打两个沙家店战役,坚持让他退回。周总理始终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要求“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朱总司令一生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没有不被他的精神感动的。厨师邓林回忆说:一般人认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不过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勉强称得上是中层干部的水平。延安时期,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慰问抗日将士,蒋介石在重庆花八百大洋请他吃山珍海味;而到了延安,毛泽东则请他吃战士们自己种的蔬菜和房东大娘专为贵宾送来的一只母鸡。对比之下,陈嘉庚含着眼泪感慨地说:共产党一定会取得胜利。当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从毛泽东住窑洞、周恩来睡土炕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共产党人作风的伟大力量,并动情地把它称之为“东方魅力”、“兴国之光”。他们正是透过党的作风,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
  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艰苦奋斗精神过时了,丢掉了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奢侈享乐之风滋长蔓延。比如,有的人大手大脚,慷国家之慨,贪图享乐,挥霍浪费,花钱像流水,“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其实,又何止“一头牛”、“一座楼”呢,影响很不好。高校里也有学生相互之间比吃比穿,讲名牌,花钱大手大脚,有些家里困难的孩子,父母东挪西借甚至卖血供他上学,而他在学校里却不知节俭。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了十倍、百倍,改善生活是应该的,但要和勤俭节约结合起来。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既要增产又要节约,既要开发又要保护。艰苦奋斗精神永远不能淡忘,永远要发扬光大。
  艰苦奋斗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意志。在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这是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内容。但艰苦奋斗的内涵还不止如此,它不仅表现为生活上的朴素,而且还表现为一种努力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越是艰苦,越是奋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甘岭战斗,山头削平几尺,我们的阵地岿然不动,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封锁我们,我们不屈不挠,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今天提倡艰苦奋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在全国人民当中提倡这种精神。我们在学校里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也需要这种精神。首先在学习上要有这种精神。马克思曾经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写作《资本论》,前后用了40年,参阅各种资料1500多种,累病十七、八次。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七号座位几乎成了他的专座,天长日久,座位下的水泥地面竟然被脚擦出了痕迹。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事实上,不论古代还是现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只要是在事业上做出重大成绩的人,有哪一位不是艰苦奋斗的呢?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做成一件事情,也需要有顽强的精神。大学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时期,要想不虚度光阴,就要艰苦学习。思想上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勤于动脑。现在有些人吃喝玩乐,唱歌跳舞,通宵达旦。但要让他们动动脑子,用心想一些问题,则绝对做不到。毛主席说:“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这句话就是在延安时说的。思想上艰苦奋斗对于广大师生尤其重要。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探求未知的地方,必须养成勤于思考、艰苦用脑的习惯,这样才能做出突出成绩。
  艰苦奋斗是一种同甘共苦的情怀。井冈山时期,红军生活极度困难,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普通战士一起吃野菜,每人每天伙食费5分大洋。“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延安时期,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工作的付出和压力超乎常人,但他没有因此搞特殊,生活上高人一等,住的是和别人一样的窑洞,吃的是和别人一样的小米,穿的是和别人一样的粗布衣服。延安的同志们多次提出要给他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他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的统一规定,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搞特殊呢?经济困难时期,他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延安时期,陈云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以身作则,带领全部同志艰苦奋斗,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不搞特殊。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同大家一起纺线,部机关组织纺线比赛,陈云同志纺得好,总是得第一。只有领导带头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才能成为党的一种本质特征。
  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我上面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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