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方法
在运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理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反对将社会状况分析同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相分离的形而上学做法。第一国际时期，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引起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实，巴枯宁意识到了剥削阶级国家的祸害，拉萨尔认识到了工人阶级进行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但他们都不懂得只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他们提出的成立国家银行，国家提供帮助等手段均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废除国家，也解决不了各种差别，因而都不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最终办法。这些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能将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引向邪路，因而均遭到了马克思的反对和批判。这些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方法上都是只注意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定分析，而没有看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即他们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时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考察，因而看不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讲改良，不说革命，这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19世纪70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理论，即不管每个国家社会状况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种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立即进行了反驳。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是否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环境。马克思的意思是，思考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时，我们要顾及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但绝不能死搬硬套，而应结合历史环境和社会状况作出选择。在这里，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只注意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考察，而忽视对俄国国情分析的片面性。
在19世纪80年代，从马克思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反对将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全盘搬到俄国，而是强调俄国在进行社会革命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条件下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即是说，俄国在村社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情况下面临革命选择，同时在革命条件下若不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那么想在村社制度和劳动组合制度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民粹派不主张革命，也没有提出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要求，只是期望依靠村社自发力量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这纯粹是一种幻想。从方法上说，民粹派失足之处在于只看到了社会传统的力量，而没有顾及到落后的俄国在实现社会变革过程中，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是不能不吸收的。在这里，马克思反对民粹派只注意社会传统因素的分析，而忽视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的形而上学方法。
二、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问题。就未来新中国走什么路和路怎样走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
1．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探索
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又结合他对马克思“五形态论”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论证了中国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两步骤的设想，即第一步是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在进行第一步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能科学把握中国国情，所以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和领导力量等若干问题，又能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结果将中国民主革命搞成功了。对此，邓小平有极高评价。他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1](P344-345)
2．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毛泽东又进行了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党的八大正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认识生产力，并寻找发展生产力的路径。在这方面，毛泽东通过探索揭示了生产工具和经济形式演变规律，开创了探索发展生产力途径的先河。
早在1948年，在论述生产力发展引起阶级关系变化时，毛泽东已经谈到了从生产工具层面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毛泽东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2](P56)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谈论生产力变化怎样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剥削方法的变化，我们必须看到的问题是，毛泽东已经从生产工具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头工具―简单的金属工具―较精的金属工具―复杂的机器工具”4个阶段，再加上毛泽东在剖析我国生产力状况时所提及的“自动化”工具，[3](P125)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从生产工具方面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划分是：“石头工具―简单的金属工具―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复杂的机器工具―自动化工具”。这样一来，事实上毛泽东从生产工具层面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再加上他对人类社会经济形式演变规律的探索，他提出了一些发展生产力的思路和设想。
第一，发展工业化。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建立之初，我国是一穷二白的国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仍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其实是以复杂的机器工具为基础的，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机器体系。工业化既然要以复杂的机器工具作支撑，那么发展工业化就是发展复杂的机器工具。换句话说，发展工业化成了发展生产力的途径。针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这一弊端，毛泽东在1956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发展科学技术。应当说，毛泽东是看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他一向主张发展科学技术。在他倡导下，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要求人们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使之为人的生产生活和解放服务。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赞成周恩来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支持国家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发出了“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其目的在于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把我国生产力发展上去。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任何社会的生产方式绝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它必须采用适合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曾以经济形式为标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阶段。这一社会阶段划分思想旨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规律。具体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生产范围有限，社会交往也就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经济形式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虽然也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商品经济尚不占主导地位。当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后，商品经济就取代了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主导的经济形式。在商品经济时代，生产力由机器装备起来，生产规模扩大，社会交往随之增多，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劳资冲突愈演愈烈。在此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使社会进入不再有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产品经济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从经济形式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以从生产工具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为基础的，它们是统一的。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人类社会是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即生产力发展要采取商品经济形式。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反思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社会阶段划分思想，这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的想法。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许多地方搞“一平二调”，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经过反思，毛泽东认为这违背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是不能忽视的，更不能人为消灭。为了及时纠正这一“左”的做法，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商品经济问题发表谈话，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生产。针对大跃进中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毛泽东指出，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我们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调拨的产品还只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多数产品需要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商品生产自古就有，它同哪个经济制度相联系，就为哪个社会服务，成为哪个社会的商品生产。据毛泽东考证，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4](P439)商品生产不是专属于某一种经济制度的。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类经济形式要经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其二，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了，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之时，人们才能废除商品经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起来之前，要想人为消灭商品是不行的。“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4](P440)何况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还未完全社会化，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4](P440)把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的谈话要点联系起来看，他其实提出了这样两个论断，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二是在我国不能人为消灭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是必要的，有用的。毛泽东还谈到了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他曾说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地上工厂，也可以开地下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夫妻店。[4](P170)我国新时期社会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
从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看，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时总是把国情分析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研究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我们必须将国情分析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结合起来，而不能只是从国情分析或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单方面去理解和归纳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否则就不是对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准确理解，是一种曲解，在方法上就是形而上学。
综上所述，从社会形态视界研究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当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即应把国情分析同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考察相结合，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只注意国情分析或只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去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