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3 ― 0028 ― 03
亨廷顿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亨廷顿的理解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及政治参与的扩大三个方面。由此可见,政治参与的程度不只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的开放性,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毫无疑问,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大多数人被缚于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之中。对于生活的维持严重冲淡了百姓对政治的热情。再加上中国古代统治文化当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和历代统治者的严厉刑罚使得百姓对政治产生了茫然,甚至是一种畏惧之情。“莫谈国事”成为了百姓逃避政治参与的警训,而这时的政治俨然成为了皇帝、贵族、大臣和部分绅士的游戏。
“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2〕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中国人民对于封建王朝禁止政治参与的一次伟大的回应。它不仅结束了中国的千年帝制,而且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启了闸门,也为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指明了方向。事实上,每一次革命胜利之后,都会出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高潮,这不仅是革命的目的,也是人们对于长期压抑的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及西方的民主宪政原则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从而为人们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一时间,封建专制主义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而民主、共和成了人们争相竞贴的时尚标签。人们的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参政的主体不断增加,参政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总之,在辛亥革命开启的新时代,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参与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人们的参政意识得到提高
孙中山曾说“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专制乃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3〕但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缺少参政意识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又怎么样来“维持国政”呢?因此,唤醒人民的参政意识,赋予人民应有的参政权利才是新建共和的重要任务。
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正式提出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的权利;有诉讼、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都督由人民公举;法律由议会制定,而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此后,该约法成为了各省制法的典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除了包括革除社会旧习,废除有清以来的法律,实行新的教育改革外,还包括了保障人权,提倡民主的重要法令。例如,要求改变对福建广东地区的蛋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的歧视,赋予他们同样的公民权;五族(汉、满、蒙、回、藏)所享之权,所负之责,自应一视同仁,无偏于党;明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对于欺压百姓、鱼肉人民,贪财中饱的官吏要严惩不贷;号召检举揭发官场黑暗,可直接到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府控告。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以一国根本大法的形式确保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基于上述民初政府采取的种种措施,逐步打破了封建社会套在人民思想上的枷锁,使得民主思想渐入人心,人民对政治越来越产生了兴趣,逐渐开始在公开的场合畅谈国事,对政府的决定、法令进行监督,“无分伦类,皆托义于公民。辄曰,共和政体,用人行政,上官不能专也。于是任官举职,权柄恒不自在。往往司长所辟除者,地方人民辄投函或径拜谒司要求更易,甚至已易数人不能决。”〔4〕更有甚者,湖北有一位自称“神州大布衣”名叫向岩的人,发表了一个公告,要自荐担任民国大总统,他在公告中把孙中山和袁世凯比较了一番,认为自己的能力要比他们更胜一筹。〔5〕虽然只是说一说,但是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民初人民对政治参与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此外,政党、社团开始参与国家政治机构的重建;报纸杂志开始评论时事,报道革命事迹和国会、参议院等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初内务部颁布了违反民主原则的暂定报律三条,为报界联合反对,后孙中山立饬取消成案,以示共和政权对民主自由原则的维护,这充分显示出了人民对于参政意识的觉醒。此外,女子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正如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所说的“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6〕
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对于人民参政意识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长期的教育和政府对于民主制度的切实履行。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要想一时间全部唤醒人民的参政意识是不可能的。革命党人怀着热血激情仓促而建的中华民国,的确引起了人民对新的政治生活的渴望,不过政府是不是愿意实现人民的渴望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二、参政主体不断增加
参政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参政个人和参政团体两类。参政个人主要指的是参与一国政治的公民。参政团体主要指的是参与政治的团体,包括社团、政党等。
应当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参政主体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专制的统治使得政治参与的主体仅仅限于掌握权力的少数人:皇帝、贵族、大臣等。对于普遍的民主参政机制是不可能具有的。百姓没有参政的权利,也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和场合,至于参政团体更是不可能的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结党是十分忌讳的,因为统治者一直把结党与营私联系在一起。如果存在党派的话,这是对皇权利益的一种严重威胁。因此,“党禁”也就是每一个统治者所必须强调的统治手段了。这样的结果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人民没有发言权。不论如何不公、如何残暴,在这里是无从申诉的。”〔7〕
辛亥革命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得到提高,由此造成了参政主体的明显增加。首先,包括了部分绅士、知识分子、资本家。清末立宪运动开创了各地绅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先河。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清王朝的顽固无能,在改良无果的情况下纷纷转向了革命的一边。民初,这些曾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很大一部分都参与到了新政权的建设当中。以湖北为例,在武昌首义期间部分商会、绅士对革命就采取了支持的态度。革命胜利之后,在军政府中民政管理委托给了汤化龙主持,在其下设的七个局的首领当中,除了一个由前清的候补知县担当外,其余都是前谘议局的议员。〔8〕这些议员大部分都是绅商或是有文化的上流人物,他们对地方政治、经济建设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包括了部分农民。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就联系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积极地参加到革命中来。而革命在某些省份的胜利也应部分归功于会党的参与,如陕西、山西、湖南,并且会党的头目还在某一时间掌握了政权。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农民还是自发地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进行了斗争。他们纷纷焚烧地主的田契,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有的还成立了政党,如在湖北广济,农民就采用西方化上流阶层组织政党的策略成立了农林党,“其说以为农人得入党籍,将来佃人可不交纳租课”。〔9〕再次,妇女的参政。武昌起义后,一些先进女性就直接参加了革命战争。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函中指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自共和民国成立将合全国以一致进行。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媲美……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10〕之后,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女子有参政权的议案,宣布长期以来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们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妇女们成立了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等党团参与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
在参政团体方面,民初结社公开,各种各样的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据统计,从1911年到1913年间,号称为党、团会的新兴团体有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共有312个。〔11〕真可谓之为“政党林立时代”了。由于“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12〕因此,民初的政治参与也就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而政党政治也就成为民初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些政党团体代表的利益不同,成分也较为复杂,有代表革命党人的,有代表封建旧势力的,有代表“市井鄙夫”的,有代表知识分子的,“甚至电车买票者、学校看门人,亦复自附于社会之列”。〔13〕政党、社团的大量涌现为人民直接参与政治提供了方便的途径。这些政党在很多方面,如议会政治、民主选举、宣传政治思想,动员人民参政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这个时候,政党参政已经成为了人们认可的新的政治生活方式了。此时的政党的涌现,表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正如今天有的学者所说的“如果没有民国初年民主思想的激荡及党、社林立所提供的历史条件,很难想象在短短的六年后就会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会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14〕
三、参政方式的多样化
辛亥革命后,逐步打碎了人们的思想桎梏,使得人们认识到,一国之兴衰不仅仅是那些所谓官员的事情,更是与自身有着重要的关系。正是人民认识到了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才使得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来。而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就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变得多样化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政治参政方式的多样化是民初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重要结果。
通过运用大众媒体来参与政治。应当说,这时候的大众媒体主要指的是报刊杂志。民国成立,废除了晚清对于报业限制的诸多法令,并且,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的自由。结果是,一时间“报纸应时而起,春皋净丽,百卉怒生”。〔15〕从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办报高潮。从名称方面看,这时的报纸杂志为了体现民主新气象,有相当一部分冠以“民”字开头,如《民主》、《民权》、《民生》、《民国》、《民呼》、《民立报》等。在内容方面,有很大一部分用以宣传民主思想,制造共和舆论、向导市民百姓、监督国家政事。此时的女子报纸也日益增多,如《女子共和日报》、《晨钟女报》、《女权日报》等,为女权运动制造了很大的声势。这时报刊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党报刊逐步增多,这也是由于民初政党林立的结果。各政党通过自己创办报刊,而将其作为自己的言论机关,与其它政党团体进行论战。特别是在民初共和党和国民党之争中,双方大都通过报刊杂志来争论的。如代表共和党、进步党的《国民公报》、《庸言》、《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代表同盟会、国民党的《民立报》、《国风日报》、《民意报》、《天铎报》等。这些报刊纷纷阐述各自政党的政治主张,为的是壮大自己的声势,以便在选举中可以获胜。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小报,如《夜报》、《霹雳报》,这些报纸“新闻夹叙夹论,庄谐并作,而又能发奸摘伏,快人心意”。〔16〕
通过各种政党、社团参与政治。在本文第二个问题中已经从参政主体的角度讨论了政党、社团。但是毫无疑问,政党、社团也是一种新的参政方式。由于革命带来了全新的思想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使得人们在新的制度中担当了新的角色,社会的发展也步入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同时土地广袤、人口众多、信仰多样使得人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集团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利。这样一来,政党、社团也就成为了人们新的参政方式。人们通过政党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通过政党来参与选举,管理国家。民初众多政党、社团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极大热情和政治主张的多样化。代表不同利益集体的各种政党、社团各自表达不同的思想主张,在国会中、在报纸上进行彼此的攻击争论,虽然这样难免有鱼龙混杂之状况,进行政治投机之嫌疑,但是对于处于长期封建帝制统治下的中国来说,确实打破了长久以来沉闷的政治空气,注入了一丝民主的气象。
通过选举参与政治。人民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是代议制民主的典型特点。民初,民国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从1912年8月开始到1913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届国会选举,以便选出参、众两院,召开国会,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此期间,全国各个地方开始进行选举活动,虽然在选举权方面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年满21岁以上,在选举区内居住满二年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500元以上不动产,3、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4、有相当小学毕业以上学历,但是人民的选举热情却很高。据统计,当时登记的选民共有40867976人,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应当说这样的数字比例是清末谘议局选举人数的24倍以上。〔17〕参选的各政党为了争取获胜,纷纷到各个城市进行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选民,别开民初民主政治的新风潮。虽说民初国会选举诟病百出,如工人、农民和部分工商业者被排除在外;选举过程中拉票、冒投、抢票之事时有发生,而且后来还被袁世凯所废弃,但是它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的确使人们有了一次行使自己公民权的机会,反映了中国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艰难摸索。
四、结论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在政治上不但革了封建王朝的命,而且还为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民主思想的传播,人权概念的普及,临时约法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以及新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新希望都为民初政治参与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追求西方的民主参政制度,人们在政治参与的实践当中进行了努力的模仿,并且有所创新。政治参与的扩大正是人们实践创新的结果,标志着人们从惟命是从的百姓到勇于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的公民的转变。但是,政治民主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历史的惯性决定了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的会伴随着民主化的回潮。因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标准之一的政治参与也必然在民初这个看似参与扩大的背后孕育着回潮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