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2―0045―03
世界的现代化起源于西欧，并通过殖民化进程传播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因此，近代中国不得不处于两方面的应对。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选择了反抗和斗争，以求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这种反抗和斗争贯穿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另一方面，面对工业化的全球化浪潮，中国人开始了积极的求索，力图寻求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来拯救中国，以求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从林则徐、魏源主张的“器物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践行的“制度革命”、“社会革命”，无不反映了对这种现代化取向的求索与进取。
现代化的最初含义主要是指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就是一幅具有明显的现代化取向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其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即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的现代化。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民主化，首先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较快地进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在于其民主思想的诞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反过来又解放了生产力，促进工业革命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逐渐把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古老的中华帝国抛到了后面。
在探寻救国出路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选择了民主的政治取向，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国现代化最初的指向是学“技”、学“器”。第一次鸦片战争，面对西方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认为，西方之强，强在“船坚炮利”，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其可贵之处是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的先进，主张用学习西方，追赶世界前进步伐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缺点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强大之根本是民主政治制度。洋务运动虽然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发展到一个顶峰，仍然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则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用制度变革的方式拯救中国，即变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有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制度。“制度革命”注入了政治民主的因素，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是戊戌变法是不彻底的，它主张“君民共主”，保留了封建专制政权。它通过依靠开明的君主的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方式，是不可能颠覆中国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势力的。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共和的口号。三民主义最光辉的思想就是“建立民国”，即变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把封建皇帝扫进历史的坟墓。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但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也存在着重大缺陷。首先，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而孙中山对“民”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不全面的。在革命初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民”的主体一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农群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而只注意依靠会党、华侨、新军、爱国知识分子这些国民。其次，孙中山虽然有民主共和的理念，也领导建立了民国，但是没有系统地设计这个民主共和国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因此无法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这些严重的缺陷导致民国虽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也能打着民国的旗帜，干着专制独裁的勾当。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直努力地致力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自觉地为实现人民民主而奋斗。早在1922年第一次对时局的宣言中，就提出了“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行动纲领。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以后，毛泽东更准确地将之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指明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选择，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继承和发展。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最核心的思想是人民当家作主
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通过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以国体形式确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当家作主。国体――建立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谓国体，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的问题，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当时的世界视野，按阶级性质划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三种国家体制可以选择，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一种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以谁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为标准进行了选择。他说：“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2]他还引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判断：“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是“少数人得而私也”的国家政权。他认为，中国不能选择这种政治制度。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只能建立各个 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优点表现在：第一，它从国家政治制度的层面最大限度地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构成这个国家基础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革命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90％以上，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其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既适用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也适用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其中的“人民”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人民”的含义更加广泛。按照政治学的理论，政权的阶级基础越广阔，政权越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是“少数人得而私也”的政权，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也不允许剥削阶级分享政权。而中国的国情非常特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人民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甚至非劳动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结成统一战线，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政治纲领自然是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在内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大大扩大了“人民”的内涵，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当家作主的“人民”的范畴。
第二，采取与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谓政体，毛泽东解释，就是一定的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政权。新民主主义的国体规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行使主人的权力?毛泽东设计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特点包含三个维度的内容。其一，人民代表的产生“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其二，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建立从乡人民代表大会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其三，各级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毛泽东用普选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即对人民负责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毛泽东一再强调，这种“‘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3]。
应当指出，毛泽东用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是可贵的，但他的设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是粗线条的，今天我们在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如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合法性的来源是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执政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中也确定了这一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颖而深刻的观点：是人民的拥护和认同。他说：“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4]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而获得人民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谋更大的利益，才能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和认同而长期执政。
总之，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以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以制度建设来保障民主的实现，以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选择，对现代化的诉求。这一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政治纲领，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一并构成为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纲领，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引导着落后的中国向现代化迈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