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A[文献标识码]A?A[文章编号]1009-5489(2010)06-0025-03
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新发展,基督教新教则是对西方传统基督教文明的再创造,两者虽然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的时代也并非相同,但都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和教育设想,成为当时中西方两大主要的教育思潮,这也是将两者进行比较的原因。
理学出自原始儒学,以《四书》为思想来源,兼取了佛、道的本体心性理论,建立了理学伦理性主义教育体系;基督教新教来源于早期的基督教,以《圣经》的精神做基础,吸收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某些思辨成果,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建构了新教信仰理性主义教育体系。两者注重实事求是,适时地把握住了当时教育思想的发展规律,对现代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不同的社会文化导致不同的改革意图
1.西欧社会背景
西欧封建社会从建立之初,一直受到神权政治的影响,教会逐渐发展成为西欧最为强大的封建权力机构,甚至控制了整个封建统治。这导致中世纪早期的学校教育受控于基督教会,培养人的目标是要具有基督教精神。但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11世纪开始,西欧的商业发展逐渐繁荣,工厂手工业渐成规模,城市的兴起冲击了庄园经济。同时各种新的科技、文化的出现,尤其是新大陆的发现,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以及不断开拓的愿望。罗马教会此时的腐化堕落,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人文主义者主张改良宗教,以新的教义代替旧的教义,组织新的教会取代天主教会。其中最为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基督教改造成为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督教新教。
由此可见,基督教新教的产生是为了推翻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封建神权的统治,并借助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宗教改革,到达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
2.中国社会背景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中央集权的宗法制度为核心,自然形成的家族制度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统治基础,儒学的强烈的封建宗法思想正好满足了其精神需求。
理学最初发端于唐朝中后期的“古文运动”,其实是一场思想上的批判运动,认为要恢复和发展儒家学说,就必须在文学内容上有所发展。于是儒家思想便与本土化了的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经过不断酝酿,到北宋时期逐步发展为新儒学运动。实际上,理学派是希望借助早期儒家的基本精神去维护传统的封建宗法统治,是“返本”,而不同于西方新教的“开新”。
二、不同的教育理论的建构
1.改革目标
西欧宗教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改掉人的宗教信仰,而是把为封建神权服务的基督教宗教信仰,改造成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新教信仰。并以这种信仰为基点来建构改革的思想,甚至是教育理论,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和《圣经》则是力量来源。
相比来看,理学则本着先秦儒学的传统,试图重新树立宗法封建统治的合理地位,并利用《四书》中的“伦理精神”作为思想源泉和教育理论。中国的儒学更加关注于人伦日常的生活,关注人本身,无论人本身是如何,只要通过教育和学习,就能达到理想的仁的境界。随着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形成,对于传统儒家伦理本位的冲击,使得理学家不得不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理”的本质却不同于宗教,其实现仍旧需要现实个体的主动行为,而非依靠他物的救赎。
2.教育观
基督教新教从信仰上帝的救赎精神出发,吸收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某些思辨成果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通过对“因信称义”、“天职观”、“预定论”的理论阐发,最后落实到更加具体的教育上来。基督教重视教育出于“原罪”的存在,人们注定要进入到教堂或僧侣学校接受神父和教士有关上帝福音的教诲,受教育者只能恪守服从原则,完全听从僧侣的布道,而不能做任何的理性思考。
正是因为如此,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这一思想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尊重个性的平等。于是就要求冲破传统教育的狭小范围,扩大教育对象,最大限度地普及世俗国民教育。他同时提出世俗职业是“上帝所应许的惟一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只有通过这样一种世俗的职业,才能将信仰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毕竟信仰只是理论上的,具体的人还是需要生活的。对于如何实现“因信称义”和“善的事功”,路德意欲通过教育去建立基督教新教的上帝信仰和基督教的自由世俗世界。他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提出了强迫义务教育的主张,即在毁灭原有学校的基础上,由城市行政当局建立新的国家教育制度。
另一位重要的宗教改革家约翰•达尔文提出了“预定说”和“选民”的理论,主张把教育视为推动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武器。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在于实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教化,在于培养拥有对上帝真诚信仰的“选民”,在于培养掌握实用知识的专业人才。
与此不同的是,理学认定人的善恶与人自身的“心性”有关,并强调后天教育和主体自身的自觉努力,以达到去恶从善,追求“希贤成圣”的理想人格。理学在批判圣贤人性论的基础上,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朱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善恶产生的人性的根据都是来自“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结合。人只有通过后天教育和主体自身的自觉学习,才能变化“气质之性”以恢复“天命之性”。他提出的“复性”、“尽心”,其实质意义就在于后天教育和主体自身的“主敬穷理”之功。“盖理虽在我,而或蔽于气禀物欲之私,则不能以自见;学虽在外,然皆所以讲乎此理之实;及其浃洽贯通而自得之,则又初无内外精粗之间也。”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伦”,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革尽“物欲之蔽”。理学相对于原始儒学,不同之处就在于,理学把儒家伦理上升到“天理”高度,要求个体在“尽心”、“复性”中达到“穷天理、灭人欲”的目的。把心性论引向格物穷理之学,通过学、问、思、辩、行的理性学习和自觉实践,把握封建伦理之道。
3.教育内容和方法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教育内容就是教育目的和方针的反映,它往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种教育学说的基本特色。
在新教教育家看来,《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头,通过《圣经》认识上帝是新教教育的第一要则。语言是学习《圣经》的工具,语言的教学可以称为新教教育的第二位的知识。学会语言也使人们拥有了“说话和写字的能力”。新教之所以重视语言的教学,其深远的意义即在于普及语言是普及圣经的关键,也是反叛中世教会的有效战略。为了培养实用的资才和基督徒虔信的品质,尽管“宗教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人文主义的教育科目仍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注重知识的传授,新教的道德教育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中世纪旧教之道德论,律例的束缚和教权的压迫是其主要的特征。新教道德教育的要旨则在于自我教育的方法与人类自觉完善的途径,仁爱的滋润与教义的陶冶自然是新教的德育内容。要做到自我教育,关键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样对上帝和神的敬拜也不是无原则和无目的的,“谨守正义、圣洁和纯朴的美德是对上帝惟一合法的敬拜”(《中世纪教育文选》)。主要的做法就是“内省”,新教鼓励人们怀着永不满足的强烈愿望使自身完善,这种自我完善、自我教育过程是在努力工作、自我节制与发家致富的过程中不断内省,不断提高的。
理学产生的目的是整顿伦理道德,所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就成为程朱派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色。他们认为学生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学得的文化知识才能发挥正当的作用,因而提出了“学为圣人”的教育主张。集理学大成的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派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思想,坚持学校教育是以明人伦为本,其基本任务就是“存天理,灭人欲”,通过知、情、意、行来达到“变化气质”。并认为只有通过“四书”才能理解“五经”,把“四书”置于“五经”的基础地位,成为学校和科举的主要内容。同时理学教育家们也十分重视教学,他们认为教学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现的,即道德教育寓于教学和学习知识之中。而教学的重要形式就是读书,所谓“学以明论”,体现了道德教育和教学一体化的思想。但理学家所主张的读书则要求一方面读书要反复诵读,才能从书中体会到符合理学思想的某种义理;另一方面是自由争论,通过自由争论的读书学习,明义理和通达天理。
三、教育思想对科技发展的不同影响
费尔巴哈说:“新教并不像旧教那样关心什么是上帝自身这个问题,它所关心的问题仅仅是对人来说上帝是什么。”新教革新思想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指出了上帝对信仰是信徒的必然要求,人只能在神性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解放;另一方面,强调人不可逃避现世事功,必须凭信仰从事上帝认可的职业。这极大地肯定了世俗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以及人对自然界的理性探索精神,也促进了早期资产阶级各种探险活动和近代科学研究的进行。
理学思想本身是包含科学思想的,胡适在他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到,“‘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不仅如此,理学家也反对一味地恪守经传,强调读书置疑,自由探索各种学术问题。王阳明的心学进一步肯定了个人自作主宰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些科学思想和批判精神的萌芽对于当时以及后代的科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
通过对基督教新教以及理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都是根据自身历史文化的背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教育哲学理论――信仰理性主义教育体系和伦理理性主义教育体系。前者是以信仰为基点,重视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新教精神,能够满足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徒;后者以伦理为核心,重新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神圣性,以培养具有新儒家学精神,能够维护后期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卫道士。由此可见,是传统的文化决定了人们思辨能力,也就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