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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发展陷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理路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7-0054-06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划时代思想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生产这些思想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历史逻辑和科学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创新的结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引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重要思想与行动指南。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遇到了涵盖党情、国情、社情、世情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新问题与新情况,面临着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分化西化陷阱”“塔西佗陷阱”等一系列?M亘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挑战与障碍,稍有不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会被中断,甚至会再一次跌入被压迫、被欺凌的危险处境。因此,如何成功跨越我国发展道路上的四大陷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探索内容,其内含的跨越逻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阐释。
  一、世情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及其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现存大国无法容忍新兴大国对自己产生的威胁与挑战,从而必然导致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争宿命。格雷厄姆甚至在著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中大胆断言,“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劫数,美中两国目前的态势完全具备“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发生着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呼吁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制。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制中举足轻重的两大经济体,其关系如何协调、巩固与完善,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柱与风向标。与此相应,国内外关于中美两国关系难以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言论甚嚣尘上。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种可重复的历史现象而非绝对的历史规律。相关国家掉入这一陷阱,归根结底是国家之间缺乏互信沟通、共建共享,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传统观念以及零和对抗的旧式思维影响下引发的判断失误。基于此,在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便明确提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的新路……中美合作可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带来的往往并非取而代之、此消彼长的结果,反而很可能是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悲剧。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不仅在于要破除陷阱背后的所谓规律的迷信,摒弃对抗、零和思维,从而应对可能跌入陷阱的危险,更在于要树立对话沟通、和平共赢思维,为跨越陷阱提出切实可行的智慧与路径。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在北京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便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3]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植中华文明优秀文化沃土,立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主张对话协商、合作共赢、和而不同,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呵护人类共同命运,是对传统“西方中心论”与“文明冲突论”的突破与超越,是一种人类价值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也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智慧良方。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脱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传统智慧观念的当代体现。“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4]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倚强凌弱,一直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积极行动。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既有战略思考,又有路径设计,构成了面向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完备规划。譬如,总体上秉持共商共谅、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经济上提出建立协调合作、亲诚惠容的共同利益观;政治上倡导营造公道正义、平等互信的国际权力观;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观;生态上主张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环境保护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对国内、国际形势所提出的科学观瞻与精准研判,也是中国对推进世界持续向良性演进的重大贡献,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要素。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阐释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共掌、共赢、共治、共享的共同心声与愿景。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5]“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主张的不同文明要相互尊重欣赏而非相互敌视、不同国家要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不同民族要共建共享而非单边主义、不同模式要兼容并蓄而非冲突对抗,不仅奠定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利益基础与交流机制,同时厚植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正确思维与文化根基。   二、国情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基于总结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特点而创设的概念,意指后发展国家经过一段高速经济增长,收入水平达到中等之后,由于自身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悬殊、要素约束趋紧、社会矛盾叠加、经济发展潜力逐步丧失,从而出现科技创新疲软、产业乏力空心,最终形成社会经济出现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的现象。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态势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伴生的诸如粗放式发展等不利情况,似乎“暗合”了我国具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作为国家?l展重大战略目标。可见,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影响中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特有现象,并不能构成普适性、通用性的经济发展原理。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与投资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这对我国国民经济对低端产业资本高投入的长期依赖性现状造成了剧烈冲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大刀阔斧,将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战略层面。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向市场体制全面转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压茬拓展改革深度与广度,着力夯实1500多项改革措施,不仅使重要领域及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使得国家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7];另一方面,针对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积极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联动体系,全面打造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活力经济体制,为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与国际竞争力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实施“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相对于新世纪以来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了7%左右的稳增态势,2017年我国GDP总量更是首次跨过80万亿元门槛。正如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8]
  习近平对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哪里来?首先,来自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他指出,“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行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9]其次,来自于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即坚持贯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的良方,又是中国引领后发展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科学转型发展的智慧方案。
  其一,崇尚创新,把创新作为改革发展的内部驱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总结世界人类发展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所作出的重要论证,“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0]唯有不断创新,彻底摆脱陈旧思想与观念束缚,才能打破旧式体制与机制的桎梏,切实推进社会稳步前进,“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9]
  其二,注重协调,即追求协调一致、配合得当,要兼顾经济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均衡性,要“注重协调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9]。因此,必须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规划,“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1]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体系下多方因素的相互良性适应与促进、保障多方因素的互补与联动。
  其三,倡导绿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注生态环境,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和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与标志。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便做出了“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230的重要论断。诚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不仅有利于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从而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型发展道路;同时有利于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从而推进形成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健康生活方式,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其四,厚植开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的胆识与智慧。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自主性开放型经济体。对迈入中等水平收入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在客观上要避免陷入被动、依附的国际分工地位,要在充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站位基础上,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发展与凸显自身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在顺应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下,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12]135。   其五,坚持共享,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宗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的“初心”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中等收入陷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形态,实际上揭示了因收入不平等的实质威胁而导致经济矛盾恶化、经济结构调整乏力、最终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和不平等状况难以改善的恶性循环的实质。因此,必须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2]136不仅要实现经济成果全民共享,更要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做到全面共享。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h中央,依据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倡导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搭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实践,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举措,综合描绘了引领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智慧蓝图。
  三、社情挑战:“西化分化陷阱”及其跨越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效,“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1]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深入发展,国外一些组织和机构利用话语霸权与媒介传播的优势,将一些错误思想与言论巧妙包装,暗地里传播,通过混淆视听、误导社会大众的手段妄图拆解、分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其目的是西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思想与文化,最终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阻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些错误思想与言论,使得我国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与文化领域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情形,本文概括为“西化分化陷阱”。
  “西化分化陷阱”意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非暴力”手段推翻不奉行西方价值观的国家政权,不论是以前的“和平演变”,抑或后来的“颜色革命”,其内涵基本一致。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心存芥蒂、惶恐不安,为了实现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对中国社会的“西化分化”,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和平演变”的长期战略定位,广泛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势”,大搞文化殖民主义。尤其是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后,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和普及,西方国家更是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大众全天候、全方位地兜售其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宪政民主论”“个人中心论”“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蛊惑人心的思想言论以混淆视听,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最具代表性。这种鼓吹博爱、自由、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却带有双重价值标准:对待不喜欢的国家就借机扣上“专制”“邪恶”“反人类”的帽子,自己却不受“普世价值”的任何道德约束;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实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外推进文化侵略,进而掩护“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妄图颠覆他国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一旦我们接受了“普世价值”,便必须遵循“普世价值”制定的各种“国际标准”,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话语主权,深陷“西化分化陷阱”。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们的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13]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绝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越走越宽,越走越稳,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牢牢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地位,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夯实人民大众国家认同力、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四、党情挑战:“塔西佗陷阱”及其跨越
  “塔西佗陷阱”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关于外界对皇帝反应的一句名言:“一旦皇帝成为人民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同样会引起人民对他的厌恶。”[14]也就是说,当执政者失去人民的信任,他将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危机之中,不论他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抑或做出任何方式的动员都不会得到民众的接受和支持,从而给国家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塔西佗陷阱”的实质是公信力缺失的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处在新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之上,国内外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与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能力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破坏了党和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的信用根基。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河南省兰考县时,着重强调共产党和政府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警惕“塔西佗陷阱”。习近平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15]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心向背问题的重大思考。   伴随着社会民主化的推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普及,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对政党及政府的期盼与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党员干部思想空虚、缺乏自信,不信马列而崇洋媚外;部分党员干部权力观扭曲、入党动机不纯,法制意识淡薄而特权意识浓厚;少数党员观念错误、精神懈怠,对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漠不关心,转而热衷名利场、关系圈、潜规则,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对民欺压、欺瞒、欺侮,致使原本和谐的党群关系被破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被损害,国家治理在某些地方一度陷入紧张失序的状态。此外,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发声,面对突发性问题及社会热点新闻,政府有时因未弄清真相而未能及时向外部发布相关消息,造成信息公开的暂时短路。这种状况,给予了个别无良媒体与活跃于网络之上的所谓“意见领袖”可趁之机,他们为了博取眼球进而实现自己的私利,滥用所谓“信息发布权”,放大、篡改甚至歪曲事件真实情况,误导大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对党和政府行为的不理解,致使党和政府执政形象受损、公信力下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应对“塔西佗陷阱”的策略。党的建设便是其中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也是引导党和政府坚定理想信念、秉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捍卫人民当家做主地位、跨越“塔西佗陷阱”的坚实保障。
  首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同时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实现政治立党与思想建党的同向发力,既要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圈子文化等不良风气对党内生活的侵蚀,也要继续推进“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思想学习常态,补钙壮骨、固本培元,紧扣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
  其次,完善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以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既要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也要构建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联合贯通,形成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做到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愿腐的自觉。”[11]
  最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党政干部队伍,全面增强党政干部执政本领:第一,牢固树立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激励、究责机制,培养铁一般信仰、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第二,扎实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增强政治领导本领,树立“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正确权力观,践行群众路线,提高执政为民意识,重塑政民合作共治、共建良政的和谐关系;第三,增强科学发展本领与创新理念,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强化部门之间信息交流、打通“信息孤岛”,培育党政自己的网络“话?Z领袖”及发言人,着实增强话语权威,切实掌控信息舆论,建立网络舆情预判机制,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
  结语
  陷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陷阱的存在而不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探索和解答跨越陷阱的方式方法。我国发展道路上的陷阱并不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而自动消失。上述四大发展陷阱,既有软实力上的考验,也有硬实力上的较量。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种信心和能力是建立在理论的清醒与实践的自觉基础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跨越发展陷阱的思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四个自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四大发展陷阱的跨越逻辑。遵循着这一逻辑,我国必将不断战胜各种挑战,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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