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实践的活动中，通过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不断获取，逐渐促成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形成和改变的过程”即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1]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基础。我国实现政治现代化是面向整个社会，需要调整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我国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五省区，分布着包括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在内的9个跨界民族。深入研究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是调和多元政治文化间矛盾，并使之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
一、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途径
1、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在政治人格的塑造和基本政治生活规范习得等方面，家庭教育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早期的童年经历对以后的政治感情和政治观念存在较大影响。”[2]家长是孩子童年世界中权力和权威的代表，家长在教授子女进入社会所需基本技能的同时，也传递着自身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孩子总是无意的会受到家长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在西北跨界民族地区，儿童从小就在家庭影响之下形成政教合一的初始观念，其人格是在父辈倡导的伦理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
2、学校教育
教育是决定一个人的现代性水平的首要因素，学校正是专门进行教育的场所。“政治权威都会把学校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重要机构，并通过强制性教育来逐渐实现个人和团体的同化”，[3]学校教育具有的目的性、计划性、系统性和可控性等特点，使其成为政治文化教育的关键环节。学校教育提供的全面系统的政治文化知识和丰富多样的政治实践，是培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关键，学校教育为之后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3、社会环境
马克思曾指出，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是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又一重要途径。社会环境论强调社会环境因素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认为对政治社会化考察和研究应该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4]社会环境的构成因素纷繁复杂，社会政治、?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都对政治文化社会化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可以从为内外两大主要方面分析，内部环境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致使新的利益矛盾不断涌现，同时带来的还有人们心理的波动与情绪上的震荡。与此同时，西方不断加强文化领域的渗透，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等都对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社会化构成冲击。
4、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不仅是信息沟通的桥梁，而且是改造政治文化的工具。可以说现代社会“谁掌握了大众传媒工具，谁就拥有了对于政治文化的领导权。”[5]大众传媒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价值的判断标准，对人们的政治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深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时代主旋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在政治文化传播媒介上下功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西北跨界民族地区原本信息相对闭塞的局面得以改变，大众传媒形式日趋多样，影响更加多维，因而要在把握大众传媒作为政治文化传播和政治舆论倾向的科学性、严谨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新媒体建设在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社会化中的功用实现。
5、政党领导
政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它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颁布与实施影响着社会成员，实现了社会成员最广泛的社会化。著名政治学家罗斯金说“在整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同时，政党也教育他们如何有序地参与政治活动，政党将候选人或者当选官员介绍给公民，通过民主选举从而让公民觉得他们能表达己见”，[6]由此可见政党政治活动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地深化了公民在政治体系中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作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此外，政党的政治文化社会化作用同其内在目标是相一致的，即掌握思想政治领域领导权，通过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活动能力。
二、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社会化特征
1、传统文化渗透的广泛性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由世代繁衍生息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并逐步发展形成的，世代相传和留存于民间的，是具有本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跨界民族自形成以来，其文化具有独特性，西北跨界民族地区的宗教历史悠久、流派众多、传播广泛、民族宗教活动频繁，宗教信奉的价值观念，对其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产生和形成构成一定影响。宗教在西北跨界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
2、民族教育水平的制约性
文化素养是指个体所具有的基本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水平，是影响个人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质，才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教育水平影响着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越高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相对较高，反之则越低。从政治文化传递的主体的输出到客体的接收和消化吸收，这两个环节能否有效同双方的知识积淀和理解水平有莫大的关系。受教育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民主价值的相信程度和理解程度，民主的政治环境的形成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民族地区教育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贫困导致的失学辍学现象、教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高等教育发展较缓等成为阻碍政治社会化教育方面的制约因素。 3、世界民族问题的诱发性
世界民族问题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成为焦点问题，世界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世界民族问题，特别是宗教文化冲击引发的民族问题。而跨界民族问题一直是世界民族问题的焦点，对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族分裂势力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潮，利用共同的宗教圈对西北民族地区进行渗透。如果处理不好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置民族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不但会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冲突还会引发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争，由此诱发的系列问题，制约着西北跨界民族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社会化。
三、西北跨界民族政治社会化的引导机制
1、政府引导机制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基本政治制度，因此也决定了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贯彻到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就表现为党对政治社会化的领导和管理。首先，借助法律法规，实现有法可依。政府应通过科学立法，确保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过程中，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有基本的规范和准则可依照。其次，需要强化自身建设，依法行政。在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中，要规范政府行为，建设科学民主、廉洁服务的政府形象。再次，与时俱进，改进引导方式。政府引导也应随着时代和时情的变化，适时调整和改进引导方式，积极建设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对新媒体作为政治文化传播平台的监管和运用，提升政府引导下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社会化新机制。
2、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
通过培养和提高公民政治认同、规范公民政治行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政治社会化工作的开展主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使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增强对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意识，[8]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施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是一个适应社会也是一个改造与发展社会的过程。因此，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为取得政治社会化良好效果，运用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途径，就必须适时变革传统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教育的方式方法。自觉摒弃教条式的政治说教，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针对跨界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化教育，要时刻注意教育内容是否贴近民众、贴近生活，是否易于为其所接受、吸收和掌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潜移默化的作用于受教育者，使其逐?u将一定社会要求的政治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外，还要加强跨界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扎根民族地区、扎根基层的专业的人员，形成有组织、有分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跨界民族政治社会化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政治参与机制
政治社会化的根本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培育不能仅仅靠政治教育，还需要在长期、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中运用、转化，逐渐成为公民自身稳定的、持久的政治认知。事实上，社会成员跟人的政治实践经历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社会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家庭、学校、媒介、社会，对个人的政治社会化来说，虽然有重要的作用，但都只是政治社会化的外部先决条件，只有个人的政治实践经历才是实现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根本所在。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主要由政治实践决定，在现实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的政治实践更多地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政治参与活动，如政治的投票、表达、结社等多种形式。事实上，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和国家的控制与有序地政治参与密切相关。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是推进西北跨界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及各项民族政策的实施，使跨界民族地区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享有参与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的广泛权利，政治社会化因此得以健康运行。然而，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又使得跨界民族地区民主参与的渠道过于狭窄，公民政治参与还存在明显不足，对政治社会化有效实现构成阻碍，还需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创新政治文化社会化途径，完善政治社会化的引导机制来助推我国西北跨界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