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科学关注的是身体活动和身心机制以及身心效应的科学课题，给予了体育科学工作者一个追求的理由与使命[1]。学者提出，科学是有求知方法来界定的，同时也应该满足可控制性、可操作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争辩性等5大特征[2]。体育科学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体育科学研究因为什么而去研究？体育科学研究该如何做？这一切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变革，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科学研究正朝向不以观察对象为限制、淡化普适性真理性的追求、终结证实主义的“霸权”、逐步关注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以及对人的消遣与重塑方向发展[3]。在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中的专家出版了大批量的专著和论文，公开论述传统量化研究的流弊与质化研究的优势[4]，这一趋势被学者们称之为心理学“范式革命[5]”或“地壳与动[6]”。近年来，体育科学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单一的质化研究或者量化研究都存在不足，难以满足学者们对科学研究的需求，逐步尝试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中阐述体育科学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者对立哲学根基，释义两者本源性的区别与契合取向，在此基础上论证两者在研究目标取向、研究主客体关系、研究过程设计等方面的范式差异，并据此展开方法学的论证，以期达到促进体育科学研究求知方法辩证与更替的目的。
一、体育科学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对立的哲学根基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两种主要模式，是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论，对研究者讲是研究过程中针对同一问题或多个问题采取的不同研究方法。随着科学研究的?l展，心理学学科领域中有专家提出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是心理学的两种“范式”，或者被某些学者称之为心理学的两种“文化[7]”。体育学科发展尚没有如此汹涌，但其学科研究过程中混合研究越来越多，争鸣也越加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两者不同的哲学根基，哲学精神和方法论。
（一）本体的回归与探讨
质化研究体现的是以现象学、释义学和社会建构论思想为基础的哲学基点，量化研究则是以实证主义精神为基准点，两者在本体论基点上有所差异。从本体论角度来审视，量化研究更权重于研究者主体对客体的独立态度，把个体的内心世界波动等同于物质的外在发展，一切事物发展均可量化。与之相反，质化研究则更加注重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发展，关注小众事件、小群体、小样本事件，认为事物都是可以建立的独立体，把生活体验与经验的习得纳为个体发展的结论。
回归到事物发展的本原与基质，早期的释义学代表狄尔泰提出，自然科学采取的是抽象的、脱离具体情境束缚的研究模式，研究对象主体本身没有内心情感波动和个人意志的磨练，消除主体本身的内心情感。后期的释义学发展过程中认为，理解是架起人与地域文化融合的“视域桥梁”，认为理解受地域和人文知识的影响。心理学家瑞尼指出在释义学影响下，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均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对照，这些新的研究方式被称之为质化方法[8]。不同时期的学者和专家审视世界的观点是各异的，对于现代主义者而言，世界简简单单的就存放在哪里供大家观察、思考、探究、论证，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本源并非是真实的，需要重新建立起新的“语言”、“物质”、“精神”等词语，并非需要拿本有的镜子来述明，也许原有的镜子就是错的。拨开两种不同范式研究的方法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难免会面对社会中不同文化的建构、数据信息的汇总、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互动等，研究问题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观和认识观，我们并不能从方法论的起源乞求问答出孰是孰非，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两者在本源上互为弥补和补充，两者并没有隔离。
（二）精神的悖离与驳论
后实证主义者亚历山大认为科学的思维是建立在经验环境和形而上学环境之间科学体上运行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实则是两种研究双向的结果，在这里表述出研究范式的迥异，也可来理解为一条路径是沿着立足于经验环境的获得，对经验社会的再总结与在归纳以及界定，另外一条路径则是以一般性理论分析为出发点，从实证角度再次论证与结果的统一性。从后实证主义精神角度审视，亚历山大提出了几大观点：（1）认为所有的数据资料都是理论内燃生成的；（2）经验的习得不能够算是以实证研究为基准；（3）通常来讲，一般性的理论不具有怀疑的，更不具有批判主义；（4）只有当出现其他理论框架来应对新经验的验证时，科学信念或精神才会得以改变[9]。体育科学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也是遵循哲学母学科体系进行发展，当下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学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先前学者的质疑反驳、对研究问题假设悬定、对实证主义精神倾向、对实证方法的偏好、对统计方法的再探讨等[10]，发展相对于哲学研究方法精神有些滞后，需回归到母学科中对其哲学方法论精神悖离再次探讨。
（三）方法的对立与超越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以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理念为基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实际运用角度来看，不管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其都需要建立在经验习得的基础上，不同的是两者对事物研究采取的方法论和流程不一样，区别在于两者对事物怎么观察以及观察后作何解释。从科学研究的实战角度来评判，当下学科的交融与互补，科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等均是时下最引人入目的事情。于此，从混合研究谈两者的超越就非常有必要。从量化研究科学研究范式的流程讲，前期需要铺垫一个假设，假设需要研究者完全保持中立的态度，这难免会导致预先假设人文理论在某些层面造成的缺失，会影响理论假设的有效性和真伪性，倘若理论假设有失真现象，那么再详尽、再细致的研究手段获取到的结果可能会带来学术上的污染，会影响我们对真知的判断。与之相反，混合研究的兴起是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者对立的超越，混合研究可以弥补量化研究预先理论假设的质性缺失，同时可以填补量化研究主体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短板”；对质化研究而言，混合研究的兴起填补质性研究过程中一般性研究数据处理、描述事件的分布状况，帮助质性研究解决特质性结论迁移到一般性、普适性话题中，进而将结论普适化和一般化。两者互为补充，互为结合，促生混合研究兴起，标志着科学研究范式的进步与发展。 二、结论
体育科学研究赋予体育科学工作者前进的使命，促使科学工作者一个追求真理与叩问真理的责任与担当。两者哲学根基的迥异，无形中为学科研究方法的论证增添了张力，两者彼此相互弥补和补充已是时下科学研究范式的主导，亦是体育科学研究范式的“共识”。两者在本源上互为弥补和补充，并没有隔离，另外质化研究在“价值关涉”原则之下进行的论证，无疑是哲学方法论的再演化与创新的过程。两者互为补充，互为结合，促生混合研究兴起，标志着科学研究范式的进步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