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隐喻最初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在他看来隐喻是一种修饰工具，隶属于修辞学范畴。自此以后，隐喻一直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修饰物。到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将隐喻研究推向了认知层面。他们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隐喻是跨越范畴的认知过程，是借助已知事物认识未知事物的普遍性思维方法”[1]。因此，隐喻涉及两个方面：“源域”和“目标域”，使用者根据两者的相似性，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来解释抽象、未知的事物，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意义转换，达到相应的沟通目的[2]。王晶芝，杨忠（2012）曾指出“隐喻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仅仅是语言中，就连行动和思维里也存在隐喻”[3]。
有学者认为：“凡是涉及到权力、冲突、控制、统治等政治概念的语篇，都可以?J定为政治演讲，因此人与人之间、机构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以及其他任何涉及权力与控制问题的语篇都可称之为政治语篇”[4]，但是这种界定方式太过于宽泛，本文不予采纳。政治语篇是政治从事者和政治机构，例如领导人、政府、政治传播媒体等在政治环境下为取得目标群众支持而利用各种手段、形式和步骤达到相应政治目标的语篇，包括政治演讲、政府报告、答记者问，以及媒体报道等。政治演讲是政治语篇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而隐喻表达是政治演讲的重要特征之一，通常在政治演讲中，演讲者为使表达生动，简化沟通而尤其偏爱政治隐喻。
二、隐喻的起源与概念
隐喻最初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他在其中对隐喻的概念和现象作出了系统的解释，他认为：“隐喻使学习愉快。对于所有人来说，如果学习变得容易，自然就会使人快乐”[5]。在他看来，隐喻可以对语言起到装饰作用，它可以使语言更加丰富多彩。这种观点主要强调隐喻的美学功能，隐喻存在于正常的语言之外，需要特殊理解，才能被听众或读者理解。而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思想又提出了隐喻的互动理论，之后法国思想家利科总结出隐喻规则，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对隐喻的限制。自此，隐喻不再拘泥于词汇层面，而是晋升到了语义范畴，致使隐喻从词汇研究过渡到句子研究和语篇分析。直至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借助于体验哲学，将隐喻概括为对新生事物和抽象概念进行概念化解析的重要方式，是属于认知范畴的，隐喻存在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化和思维过程当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还是人类的一种思考方式，隐喻之所以能够使语言表达尽可能地简化，是因为大多数隐喻存在于人们的概念系统当中”[1]。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致力于隐喻研究，其中，胡壮麟教授在其专著《认知隐喻学》中写到：“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隐喻的系统性容许人们用其他概念来理解一个概念的特定方面，这意味着，这个概念的其他方面将处于隐蔽地位”[6]。
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它用一种事物来提及另一种事物，从而达到修辞效果，而隐喻涉及的两种事物可能具有清晰或者隐含的联系。而《大英百科全书》定义：隐喻是将两种不太相似的事物进行比较，与明喻相区别，其主要标志是没有明确的比喻词，如“仿佛”、“好像”、“好似”、“宛如”等。可见，这两种定义都是从传统意义上的隐喻出发，其所指范围只是与明喻相对，起到修饰功能。而近几十年，随着人们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隐喻观点不断受到质疑，尤其受到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观点的颠覆性挑战。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它早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被大多数人不自觉地使用，它是帮助我们理解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增进交流、简化沟通的重要工具。隐喻不仅可以起到修饰语言的作用，更是思维构建的方式和信息传输的工具，因此隐喻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三、隐喻功能
通常情况下，语篇的构建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基础构建出一定的内容，从而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而隐喻的应用无非是将此过程简明化。因此，隐喻的功能应该是“三位一体”的，即修饰功能、认知功能和语用功能。隐喻在政治演讲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出发来详细介绍隐喻在政治演讲中的功能。
（一）隐喻对语篇的修饰功能
隐喻的修饰功能体现了隐喻的修辞性，它使得政治演讲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更能引起目标群众的共鸣。因为政治演讲一般用来传输政治主张、达到政治目标，所以政治演讲大多冗长、乏味，而隐喻的使用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隐喻一方面可以为政治演讲添光添彩，另一方面可以用简短、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解释复杂而又抽象的政治现象，它不仅可以简化政治家的信息传播过程，还可以简化目标群众的信息处理过程，可谓“一箭双雕”，因此政治演讲中隐喻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一些欧美国家采取总统竞选制来选取国家领导人，所以西方国家的政治演讲多用来宣扬自己的政绩，从而美化自己的形象，进而得到选民的支持，更有甚者使用隐喻来丑化、诋毁对手，起到一定的攻击效果。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大多数人民群众不会直接参与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因此，通常情况下中国的政府领导人与民众的沟通更多是为了传输政治信息，隐喻的使用多用于将抽象、复杂的政治语言简单化、明了化，使之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更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但是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善于使用隐喻的政客多给人以幽默、风趣的印象，更容易受到民众的喜爱，其原因在于隐喻的修辞功能仍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仍被大多数人接受、认可，它可以表现出一定的语言功底和个人魅力，因此隐喻的修饰性也成了很多政治家的政治手段之一。 （二）隐喻对政治信息的传输功能
隐喻对政治信息的传输功能表现了隐喻的认知性，它利用人类对外界的认知，促进了听众和目标群众之间的亲和关系。由于政治演讲的目标群众多为普通百姓，他们很少接触抽象复杂的政治事件，很多政治活动更不是平常百姓所能了解的，这时的政治家和民众就仿佛站在河的两岸，无法沟通，而隐喻则是在两者之间搭起的一道桥梁，它可以将抽象的政治语言转化得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使复杂的政治事件贴近民众的生活，从而使其更容易被百姓们接受，实现信息传输的目的。
此外，政治演讲中的隐喻还可以帮助民众筛选信息。政治演讲较多复杂、冗长，语篇中有一些内容博古通今，并不是多数人民群众所关心的，而政治家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明的政治家经常会突出他们所想表达的重点内容，从而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而隐喻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策略之一，隐喻将民众最需要关注的信息简化，又贴近民众的生活，使百姓们不仅听得明白，而且印象深刻，当他们获取了这些重点信息，政治演讲的信息传输功能也就实现了。
（三）隐喻对民众的情感激发和说服功能
隐喻的修辞性表现在语篇的表达层面，隐喻的认知性是所表达事物的思维基础，而隐喻的语用性则可以体现出隐喻的话语功能。隐喻的使用不仅仅可以用来修饰语言和传输信息，还是政治家们根据需要所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说服民众和激发情感。亚里士多德曾经列举过说服目标群众的三种方式：依靠劝说者本身的可信性；依靠目标群众被激起的情感；依靠真理或可以作为真理的证据 [5]。这种劝说能力对政治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主要体现在隐喻词语的选择方面。因为隐喻词语的选择可以附带着政治家们不同的情感倾向，而政治家们通过隐喻可以将他们的情感倾向移就给目标群众，从而激发民众的情感。例如美国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用“世界警察”来解释其插手他国政治的行为，警察一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群众听到这个词语通常会往积极的方面想，因此这种比喻可以引导群众为其建立一个积极的形象，而非批判它的干预行为，这便达到了其美化形象、寻找借口的目的。
四、结论
隐喻研究发展十分迅速，从修辞手段到认知方式，其研究分析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本文概括分析了隐喻在政治演讲中的功能集修饰功能、认知功能、语用功能于一体，不仅使演讲语言丰富多彩，表现演讲者独特的语言魅力，而且有利于民众理解信息，引发情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