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往往从简单的神话式思维开始演进，进而发展为各种严密复杂的体系。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理清哲学的发展脉络，发掘理性与神性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哲学从神话中发源：思维模式的承继
古希腊哲学源自神话母体，这一说法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到：“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在神话的概念中已经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胚种，即做某种解释的愿望。”一方面，古希腊神话已经透露出思考和批判的精神，蕴含着对智慧和知识的探索与渴求，这一特点影响了古希腊哲人注重考察事物的原因，思考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古希腊人在讨论神仙的起源的过程中，也开始试图用传统的神话作为基础去解释万物。但是，这种解释方式由于仅仅是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和动因、满足于诗人的想象和通俗的神?，因此随着后来的知识和理性的进步，被古希腊哲学所推翻。
首先，神话中渗透的“爱智”精神――崇拜知识， 探求自然和人性的奥秘，影响了古希腊哲人注重考察事物的原因，思考世界的本质。神话故事实质上蕴含了对知识的浓厚兴趣和热爱：希腊联军靠巧施木马计攻克特洛伊城；智慧女神将纺织、雕刻、制陶等技术传授给人类；俄狄浦斯凭智慧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尤其是古希腊神话对命运、定数这些冥冥之中的存在的思考，表明了神话对探寻事物内部规律和必然性的专注。这种求知、爱智精神也输送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身上，激发他们产生对宇宙形成、世界本原的探索求知欲望。
其次，古希腊哲学继承了神话探索世界起源的方向。古希腊人在有关神话的论述中，追问神的来源，试图用传统的神话作为基础去解释万物。比如赫西俄德的《神谱》认为，最初产生凯奥斯（混沌），其次产生盖亚（大地），再次是厄洛斯（爱）。由凯奥斯产生厄勒布（黑暗）和尼克斯（夜晚），由后二者的结合产生埃德（光明）和赫麦拉（白昼）。不仅如此，古希腊神话甚至要在万物中寻求某种唯一的根源―――本原。创世神话所描述的海洋之神俄刻阿诺、黑夜、时间等等，作为“神”被视作为世界的本原。
古希腊哲学正是从探讨世界万物的本原、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等所谓的自然哲学问题开始，并且始终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这是中外学者都给予认同的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有关“万物的本原是水”的观点正是脱胎于海洋之神和水之神的创世传说。这一点经由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那些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最初对神的事情进行思考的人，对自然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把俄刻阿诺（海洋之神）和忒提斯（海洋女神）当作创造万物的祖先，而神灵们对着起誓的见证也是水。”
但是，古希腊神话虽然试图对万物起源进行解释，但这些表述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意象，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因此，随着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古希腊哲学运用更加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思考，将神话世界推倒，用理性对世界万物重新作出解释。
二、哲学对神话的拒斥：基于知识和理性的更新
古希腊哲学接续了神话继续探讨世界本原、解释万物的愿望，但它更是以更加清晰的知识和理性作为解释原则，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削弱了神的地位。哲学对神学的拒斥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表现。
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古希腊哲学家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众所周知，知识导致了理性，理性驱逐了神性――随着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古希腊哲学家在解释自然的运作、天体的运行方式中逐渐瓦解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布克哈特这样认为：“哲学本身基本上就是颠覆神话的产物；但是对当时的雅典来说，重要的是由于解释自然，尤其是解释天体现象的新的方式的出现而导致了所有的‘对神灵的敬畏’在日常生活中的丧失（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在受到相当教育的人当中发生的）。”
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哲学家运用新的自然律解决困惑，重新认识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这些哲学家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观点，以自然规律的法则对古希腊神话的奥林匹斯山诸神体系进行了严格审查。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就提出了四种定性的元素土、气、火和水为“万物之根”，认为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就构成物体，分解则物体消散。所有这些元素结合――分解，循环不已。原子论者阿那克萨哥拉则假设有无数无穷小的物质分子，这个世界是组成此质料的那些分子的混合和分离的结果。
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家用新的哲学原则对神的地位和本性做出新的阐释。神不再是具体、拟人化的固定形象，而是转换成了诸多变化莫测、不可探寻的存在。古希腊人通过观察发现，各种实体都可以变成其他实体，就像水可以变成蒸汽，木头可以变成灰烬，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开始注重万物流变的特点，以此改变了诸神的形象。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无限，是一种永恒不灭的实体。阿那克西米尼则主张万物产生于气，“事物的原始基质或作为基础的实体，是太一和无限，但是它不是不明确的：它是空气、蒸汽或雾。”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认为，这种原始基质是流动的、永生的火。
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对神学的拒斥表现为一点：对实体的否定。水、火、气等等万物本原均是对一种不断流变、转化的基质的表达。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显然是这种学说的极致表达。“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逻各斯支配一切事物，却又内在于一切事物。古希腊哲学抽去了神话中诸神的形象性和具体性，也就等于是消解了诸神获得崇拜和信仰的基础。 虽然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以更加清晰的知识和理性作为解释原则，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对神学进行了拒斥，但是在苏格拉底时期，新神却被悄悄地树立了起来。
三、哲学对神话的重构：新的理性神崛起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对奥林匹斯山诸神体系的怀疑和拒斥，标明了知识和理性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在雅典时期，在旧神的地位被逐渐瓦解的同?r，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却开始建构起一位新的理性神。在理性驱逐神话的斗争中，神话神最终为理性神所取代。
古希腊哲学家对绝对价值的苦苦思索的结果中，神依旧是一个在个人之上、超自然的存在，只不过，这个神不再是奥林匹斯山诸神体系之下的诸神。古希腊哲学家对诸神进行了革新，赋予了这个神新的面孔和本质。这个更新的过程首先发端于苏格拉底，他引入的新神“戴蒙”（灵机），实际上是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传话者。之前的“神谕”在这里被灵机替代，人的理性精神得以初步显露。另一位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这一范畴，标举了善的“理念”为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还有一个支配善的灵魂的统治者，柏拉图称之为神。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一位“不动的第一运动者”，这个最初的运动者也就是神。在古希腊哲学的三位杰出代表这里，神话神让位于另一种新神，且这个新神只能为理性所把握。
在苏格拉底在和弟子的辩论中，已不乏对神的思考。在《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对欧绪弗洛展开了发问：什么是虔诚与不虔诚？使一切虔诚行为成为虔诚的基本型是什么？欧绪弗洛回答说，凡是令神欣喜的就是虔诚的，凡不能令神欣喜的就是不虔诚的。苏格拉底不满意这个回答，他的一个答案是：事物是虔诚的，所以它被神喜爱，而不是相反。这里，“虔诚”成为高于神之上的“型”，这一点后来由柏拉图发展成为“相”论。“相”或“型”作为凌驾于神之上的事物，能够达到绝对的圆满。
苏格拉底引入的新神“灵机”，则将神直接还原为人的理性。关于灵机，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有这样的表述：“以往，那灵机总是频繁地向我发出预告，甚至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都常常制止我以不妥的方式去做。”看起来灵机好像和神谕没有差别，但灵机的产生总是在苏格拉底本人的思考已经结束、意欲采取错误的选择的时候，灵机才开始发挥作用。这说明，灵机为苏格拉底发挥自己的理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灵机并不采取神谕的形式去命令人，而是以个人的心智出发去感受神灵的存在。
古希腊哲学另一位代表人物柏拉图在神与理性走向统一的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他在《欧绪弗洛篇》中暗示了神以“型”为准则，在《斐德罗篇》中明确表示：“只有理智这个灵魂的舵手才能对它进行观照，而所有真正的知识就是关于它的知识。因此，甚至连‘神’的心灵也要靠理智和知识来滋养。”①这便说明，柏拉图认为，神不是最高的，处于神之上的是理智和知识。在柏拉图看来，充分利用理性进入“相”的世界，是人和神共同追求的目的。
此外，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到，“当创造者用他的眼光注视那永恒的自持者，并用它作为模型，构造出事物的外形和性质，凡这样完成的作品必定完美。”“这个宇宙就被造就为理性和心灵可以把握的这种样式，这种样式必定是不变的。”可见，柏拉图认为，宇宙的生成以理性为主导型力量，这才创造出尽善尽美的东西来。
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将这种对理性的追求神化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万物都处于从潜能的存在到现实的存在的运动中，万物被其他事物运动，然后再使其他事物运动。他又肯定了存在一个第一运动者，“存在物的最初本原不论就其自身还是就其偶性都是不被运动的，但它只作一种单一的永恒的最初运动。”这个永恒的事物作为至善，是万物追求的目的，使万物追随自己而不断运动，同时又作为思想的对象而成为理性追求的目的。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古希腊哲人的引导下，理性神成功替代了神话神走向巅峰。在这段时期，神褪去了具体的形象，成为内在于宇宙万物的、且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存在。但是，对理性的神化也引起了人们对认识神的能力的怀疑，这使晚期希腊哲学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了一个虚无的陷阱。
四、哲学向神学的转化：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博大的体系之后，古希腊哲学又分化出了不同的哲学派别：伊壁鸠鲁学派将世界看成一架机器；怀疑主义规劝人们放弃一切了解宇宙的企图；斯多葛学派认为人们要服从宇宙意志。但是，他们的理论成果并不能使人们降服于宇宙意志，根除人们认识上帝的欲望。这一时期，“同上帝疏远的感情，渴求更高的启示，是旧世界最后几个世纪的特征。”这种态度促使染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诞生。古希腊哲学从神学中发源，最后又归结于神学。
晚期希腊哲学四大流派之一的新柏拉图主义将神推向了极端。它吸收柏拉图的体系作为通神学的构建，这里，上帝被认为是万物的源泉和归宿，万物从他而来，又复归于他。上帝甚至超越了理性，成为一个神秘的、不可说的本体。
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将善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抽取出来，称之为“一”，这个“一”也就是神。他认为，“一”不仅超越于感性世界，还超越理性世界，超越理念世界，它既不是理性，也不能被理性所认知把握，因此也不可言说。“上帝是一切存在物、一切对立和差异、精神和肉体、形式和物质的泉源，但是，他自己没有对立和差异，而是绝对的一、即排除了杂多和分歧的一。他是无所不包的太一，是无限的，是无因自成的初始因，从中产生一切，流射一切。”“一”成为了最高的原则和原因，是完满自足的，是万物的尺度，终极和道德的永恒源泉。
普罗提诺用“流溢”的概念来说明上帝作为太初本原的绝对权力和独立性。他认为整个世界不过是神的“流溢”。“宇宙是出自上帝的流射物，是他无限权能或现实性的不可避免的满溢。”流溢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原因，下一个阶段是对上一个阶段的模仿，是上一个阶段的偶然性，因此，流溢过程存在着从完善到不完善的变化。所以，在普罗提诺看来，“一”是一切事物的最终归宿，灵魂的最高使命也就是回归“一”，回归神。 因此，普罗提诺把古希腊哲学的宗教化色彩推向了极端。一方面，神内在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神的流溢，另一方面，神超越了任何具体的经验，甚至超越了理性，成?橐桓霾豢芍?的对象。
虽说知识导致理性，理性驱逐神性，但是古希腊哲学发展到最后走向了返归神学的道路。在哲学对神学的这一番超越与返归的经验之中，神再次成为超越了一切的神秘存在。卡尔?雅斯贝斯认为，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古希腊，中国、印度、犹太等诸多民族在“轴心期”内均有过这种理性与神性的斗争与循环。
“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另一方面，神话成为语言的材料，用以表达与原意极不相同的含义：它转变为寓言。在此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它是在旧神话整个儿毁灭之际，按照新样式创造的神话。”
从古希腊哲学对神话所进行的这样一番继承、颠覆、重构的历史看来，二者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并不仅仅是“知识带来理性，理性冲击神性”这么简单。很大程度上，理性与神性是辩证的统一于历史进程中的，二者之间的斗争与循环持续到了现代，在我们的文化信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痕迹。
注释：
①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