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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灯艺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7)03001506
  Abstrac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r history of Flower Drum Dance, it should be viewed as an ever-changing and dynamic art form, studied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relevant art form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the subtl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addition, among more than a thousand documents on Flower Drum Dance, there is few on the literature combing. So the review, refle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 documents on Flower Drum Dance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Flower Drum Dance; Theoretical study; Reflection; Review
  花鼓灯是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汉族民间艺术,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博得寰宇的赞誉。二十世纪60年代初,剧作家王拓明编写出大型花鼓灯歌舞剧本《摸花轿》,使花鼓灯由民间广场歌舞艺术发展成为融歌、舞、剧为一体的舞台戏。上世纪50年代底、60年代初正式掀开了花鼓灯艺术研究的篇章,许多学者专家对花鼓灯显示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产生了大量丰富的花鼓灯艺术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研究花鼓灯艺术作出了大量前期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花鼓灯艺术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中国舞蹈界给予了格外的关切,许多高校也纷纷立项进行研究,并且召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开研讨会,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花鼓灯文献的梳理研究,却无人问及。对于花鼓灯文献的回顾、反思有利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从花鼓灯历史起源研究、音乐研究、舞蹈角色表演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广泛收集了众人对花鼓灯的研究成果,供学界参考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一、花鼓灯的文化历史探源与研究
  关于安徽花鼓灯历史起源及产生的方方面面,在汤兆麟的《花鼓灯音乐概论》[1]和《州来古今之三――凤台花鼓灯》[2]以及谢克林的《中国花鼓灯艺术》[3]等著作中,都有关于花鼓灯的历史与起源的描述。虽然汤兆麟说《花鼓灯音乐概论》不是探讨花鼓灯起源的专著,但是,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在序言中对花鼓灯形成年代的传说及史实的见解还是比较有见地的,他认为,(一)民间传说中花鼓灯形成的年代,最早可上溯至大禹时代;(二)花鼓灯锣鼓至少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三)北宋时期花鼓灯锣鼓已经成形,并广泛流传;(四)花鼓灯的形成,在北宋时期的可能性较大;(五)花鼓灯在明朝已经盛行;(六)清末就已经有成形的花鼓灯活动。从汤兆麟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花鼓灯的形成有其特有的轨迹,她从远古的传说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人化”,最后落到具体的人物活动上――成形的花鼓灯活动。
  在专门的花鼓灯文论方面,有许多文章对花鼓灯的产生及形成都有大致的介绍。如李世军、杨传中的《凤台花鼓灯文化探源》[4]、李畅的《安徽凤台花鼓灯的历史渊源》[5]、支运波的《花鼓灯起源的神话民俗与异文化视角》[6]、王军、马彩娣的《花鼓灯艺术探源》[7]、赵丽的《花鼓灯音乐的历史渊源及构成之研究》[8]、刘云卫的《简说花鼓灯的起源和舞蹈的出处》[9]、陈业新的《皖北花鼓灯探源》[10]等。这些研究文章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对花鼓灯的起源与产生作了一定的阐述,对花鼓灯的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
  其中,支运波的《花鼓灯起源诸说及辨析》[11]一文对花鼓灯历史起源的论述更为细致全面,该文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花鼓灯的出处可以总结为“神话、传说及民俗” 、“宋代民风艺术”和“印度梵文化”三种观点。它起源于三棒鼓、讶鼓、社火、秧歌、打夜胡等宋代民间的看法最被接受且意义影响较大。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又提出花鼓灯的发源和文化内涵根基是傩,随着岁月的变迁,花鼓灯与各种艺术种类不停地融合完善,最后实现了向民间歌舞的转化[11]22。概括说明了花鼓灯不是起源于单一的艺术元素,而是起源于多种艺术形式。鉴于此,最后,支运波在文中强调,“在探索淮河花鼓起源的学术路径上,既要避免把有史料记载时间作为起点的看法;也要避免把单一的艺术元素形成看作起源的看法。作为综合性艺术的花鼓灯,已的成型是个动态的流变过程,不应以时空为逻辑和演绎的原点,从艺术元素来源和艺术背后的人文为其武库,进行‘多点研究’和‘参照比对’或许是切近花鼓灯起源之真相的可能性策略。”[11]27也就是说,在探寻花鼓灯的起源或者历史时,必须将花鼓灯看作是一个不断流变、动态的艺术形式,不仅要对其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而且要将其与其它有关联的艺术形式进行比较,进而考察出与其它艺术的异同点及其微妙关系,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作者支运波在研究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出丰富的资料,给我们展示出一副浓墨重彩的花鼓灯起源画卷。这从该文52个尾注即可看出。   二、花鼓灯艺术的音乐研究
  花鼓灯锣鼓与花鼓灯灯歌是花鼓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花鼓灯的骨架与灵魂。所以,对其研究的著作、文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目前,笔者看到,在鼓乐的研究,当数汤兆麟的专著《花鼓灯音乐概论》,这是研究花鼓灯音乐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作者从“花鼓灯歌的构成及其运动规律”、“花鼓灯锣鼓的构成及其运动规律”、“花鼓灯后场小戏”、“花鼓灯歌和花鼓灯锣鼓的关系”、“花鼓灯舞蹈和花鼓灯锣鼓的关系”、“花鼓灯音乐和周边地区民间音乐的关系”、“花鼓灯音乐的运用与发展”七个方面对花鼓灯音乐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还在书后附录了“花鼓灯锣鼓字谱说明”与“书中引用的灯歌、锣鼓等曲例索引”,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花鼓灯创造了便利条件。
  关于花鼓灯音乐的研究的文章有许多,例如,张蓉蓉的《凤台花鼓灯音乐特征初探》[12] 、谈守文的《安徽花鼓灯的锣鼓》[12]、崔琳的《花鼓灯歌的曲式特点》[13]、赵丽的《花鼓灯锣鼓的节奏分析》[14]、《花鼓灯音乐的历史渊源及构成之研究》[15]、晨见的《花鼓灯锣鼓漫议》[16]、赵丽、毛洪生的《花鼓灯音乐发展之研究》[17]、刘世嵘的《淮河流域民间花鼓灯音乐舞蹈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18]等。
  崔琳的《花鼓灯歌的曲式特点》是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花鼓灯歌的词很大部分是艺人们的口头即兴创作,但它的曲式?Y构自成体系,别具一格。通过对大量花鼓灯歌的分析,作者认为,花鼓灯歌的曲式可总结归纳为三个特点:一、带有常再现的单二部曲式是花鼓灯灯歌的曲式特点,这其中常常伴随有一个精炼短小的间奏,通常由锣鼓来演奏。二、花鼓灯歌中的两个乐段多是由奇偶乐段构成。这两个乐段在曲式结构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三、花鼓灯歌的这两个乐段中,由整齐的乐句乐段和长短不齐的乐句乐段构成[14]16。以上所分析的花鼓灯音乐三个曲式特点,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花鼓灯音乐提供了依据。
  但是,我们仅仅就音乐而谈音乐,显然不够全面。缺失在于,没有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精华。任何艺术形式包括音乐在内的产生和完善,离不开现实生活。无论是花鼓灯音乐还是灯歌,都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笔者在深入淮河流域花鼓灯流行较集中的寿、凤、潘(两县一区)区域时发现:
  1.花鼓灯的灯歌音乐节奏是老百姓实际生活的反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映农民对机械化作业的赞扬的花鼓歌,“拖拉机收割机,都是工人制造的;犁的深耙的好,光长粮食不长草”;而音乐的节奏必须是三拍子节奏,才能符合“边走边唱”这一意境。
  2.花鼓灯歌词,是淮河流域语音的自然流出。淮河流域人民的语音、词语是比较有特色的,既不是北方语音,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是还是有一点普通话的语音语调。词语发音中“去”声多,在演唱时,则把去声发成第三声声调。如“春天来了”,他们的发音是“蠢舔了爱勒”。花鼓灯的音乐音符就是实际生活中的词语表达。如:“扭(拗)起了花(化)鼓,就唱起了歌(锅)。
  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都在自己所传遭的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我们只有在这些方深入的发掘,才能使花鼓灯艺术研究更加丰满。
  三、花鼓灯舞蹈与角色表演研究
  花鼓灯是以舞蹈见长的,它主要以锣鼓打击乐伴奏,舞蹈语汇丰富多彩,表现力极强,舞姿洒脱优美、热情奔放。《安徽花鼓灯》[19] 是可查的最早进行花鼓灯舞蹈研究的专著,编著者著名舞蹈家高倩年轻的时候,曾随著名花鼓灯艺人冯国佩、陈敬芝等学习花鼓灯,收集并整理了大量花鼓灯传统节目;所以此书是作者亲身体悟的结晶,是当前最权威的关于花鼓灯舞蹈研究的理论著作。
  关于花鼓灯舞蹈与角色表演的研究文论主要有李畅的《安徽花鼓灯中兰花的艺术内涵》[20]、潘丽的《论花鼓灯的形态特征与表演程式》[21]、王伟的《浅谈花鼓灯“小花场”》[22]、《浅谈花鼓灯舞蹈的特征》[23]、宁小双的《浅谈花鼓灯舞蹈的创作》[24]、马彩娣、王军的《浅谈花鼓灯艺术的角色及表演形式》[25]、李占先的《浅谈民间舞蹈淮河花鼓灯的即兴创作》[26]、赵晶瑾的《如何用花鼓灯的舞蹈动作讲故事》[27]、沈龄的《谈花鼓灯舞蹈语汇的创新》[28]、孙海英的《我国汉族民间舞的地域性分析》[29]、金明的《舞洒出一腔热一一花鼓灯舞蹈〈娘〉创作谈》[30]等。
  《论花鼓灯的形态特征与表演程式》是作者潘丽对花鼓灯播布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而得出的成果。通过对花鼓灯喜剧性呈现方式以及其艺术的包容性、结构程式的严谨性进行阐述论述与论证。花鼓灯艺术多在广场上表演,它的活力与魅力容易吸引普通的民众参与进来,同时又为表演者提供了即兴创作与表演的灵感。正是这种即兴花鼓灯独特的舞蹈,丰富和发展了鼓歌,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使花鼓灯艺术的活力和魅力更加为大众所接受。花鼓灯广场艺术的包容、开放、即兴与大众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此。花鼓灯的艺术价值在于它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舞蹈、歌曲、鼓、戏曲,其的表演风格和创作动机是花鼓灯多种形式特点的承托。它的独特性是难以代替的舞台演出机制[20]103。
  资华筠的《试论花鼓灯的“舞蹈生态幅”》[31]一文,是作者在“舞蹈生态幅”这门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舞蹈的关系的学科中,将“舞蹈作为核心物置于相互联系相互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维的综合考察”的成果。从花鼓灯历史渊源的考察、形态特征的提取、语言的审美表意功能、“舞体”及传承方式四个方面对花鼓灯的舞蹈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四、花鼓灯艺术美学价值研究
  花鼓灯作为民俗民间舞的一支,是中国汉民族舞蹈和中国农民舞蹈艺术的代表。它是用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体现了农耕社会鲜明的文化特征,具有生命体验感。它通过不是太复杂的情节和个性化人物来表现最普通的生活和一类群体。正因为花鼓灯有如此的特性,研究花鼓灯的美学价值就成为众多研究者的重要着力点。例如:孟凡翠的《安徽花鼓灯的生命情调与情感表达》 [32]、孙姗姗的《“情”在花鼓灯中的不同表现方式》[33]、陈德琥的《从灯歌意象看花鼓灯艺术的文化特质》[34]、《道家审美文化视阈中的花鼓灯艺术》[35]、《论花鼓灯的文化内涵》[36]、孙艺辉的《花鼓灯的中庸文化审美视野》[37]、支运波的《花鼓灯艺术的功能论》[38]《花鼓灯艺术展演与特质论》[39]、徐洪琴的《试论安徽花鼓灯艺术的规定性》[40]等。   其中,朱万曙的《花鼓灯灯歌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审美价值》[41]一文从灯歌的艺术功能、灯歌的文化价值、灯歌的审美价值三个方面阐述了花鼓灯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审美价值,值得审视的。
  潘丽的《花鼓灯的文化内涵解读》[42]一文从花鼓灯的社会功能、农耕文化的特征两个方面论述了花鼓灯的文化内涵,花鼓灯跳出世俗情感,升华为对生活的理想追求,它昂扬欢愉的灵魂特点与其表演者磨难的生活状况构成了较为冲击的反差,我们从宗教、地理特征中,寻找到了支撑舞体面对现实、不怕苦难的精神能量。花鼓灯艺术多在广场上表演,它的活力与魅力容易吸引普通的民众参与进来,同时又为表演者提供了即兴创作与表演的灵感。正是这种即兴花鼓灯独特的舞蹈,丰富和发展了鼓歌,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使花鼓灯艺术的活力和魅力更加为大众所接受。花鼓灯又是‘俗’的艺术,它对艺术的信仰、精神的寄托、生活中的情感宽慰上,淮河人民生活中的花鼓灯都是以现实的面目呈现出来的[42]86。
  花鼓灯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等诸多场景,具有一定功效的审美价值,且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民间文艺工作者俯下身、静下心、察实情,努力创作出数量可观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花鼓灯作品,坚持所创作的作品接地气、说实话、动真情,真实反映淮河流域最平凡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包括以劳动、爱情、时政、景物、民俗等为主题的作品,享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民间地区影响广泛而且深远持久。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民间艺术花鼓灯,扎根于基层,服务于人民,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丰富的文化内涵,记录下淮河流域曾经发生过的点点滴滴,为历史和人民奉上了一餐文化的盛宴。
  五、花鼓灯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研究
  2004年,花鼓灯原生态保护基地以及“花鼓灯生态保护村”落户安徽省蚌埠市,同年,花鼓灯艺术也被国家列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且,花鼓灯艺术保护工程被安徽省政府列入安徽省“861”行动计划,这标志着花鼓灯保护、继承、发展刻不容缓。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蚌埠市积极探索花鼓灯艺术保护工作,并多次牵头召开花鼓灯研究、保护等相关国际学术会议,积极进行理论实践创新。为了较好的展开花鼓灯研究交流工作,建立了中国花鼓灯研究工作室、中国花鼓灯博物馆、中国花鼓灯艺术传习所等机构,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将冯嘴子“花鼓灯生态村”定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基地。在以上工作推动下,花鼓灯保护、传承、发展研究得到进一步开展,许多高校积极将花鼓灯艺术引进高校,并使其成为音乐专业的教学内容,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寻花鼓灯的发展之路。如董振亚《花鼓灯改革之路》[43]、陈德琥的《花鼓灯艺术与生态化课堂的建构》[44]、王新亮的《淮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45]、万莹的《论安徽花鼓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46]、陆为为的《论花鼓灯的传承保护》[47]、蒋海燕的《论怀远花鼓灯的保护和开发》[48]、傅丽的《浅谈安徽花鼓灯的教学思维》[49]、马晓的《新时期花鼓灯艺术的保护与发展》[50]、刘芳的《安徽花鼓灯的生命力》[51]、李岩的《安徽花鼓灯教学中鼓架子的训练价值》[52]、孟建军的《安徽花鼓灯锣鼓响彻最高音乐学府一一记王贝贝打击乐音乐会》[53]、韩枫的《浅谈安徽花鼓灯当前的生存困境》[54]、杨传中的《乡村文化生态的嬗变与安徽花鼓灯艺术的传承保护》[55],等等。
  花鼓灯这个优秀的地方音乐艺术,光靠地方艺人或地方剧团自发的传承与保护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多种方式、各种途径一起努力。例如:由政府出面,创办各种研究基地、论坛;由民间花鼓灯艺人“口传心授”培养新的花鼓灯艺术传人;打造花鼓灯精品剧目走向市场走向舞台;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喜欢学习花鼓灯艺术,为花鼓灯艺术培养大量后备人才;政府扶持,走向市场,把花鼓灯艺术和淮南市旅游资源相结合,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等等。
  六、花鼓灯艺术家研究
  研究花鼓灯艺术的历史,不能离开对它的代表人物的研究。了解花鼓灯艺术家的成长之路与事迹,无疑是正确认识花鼓灯的重要条件。这方面的文章有胡迟的《陈敬芝:不疯魔,不成活》[56]、《冯国佩:一个民间舞者的史诗》[57] 、刘明龙、夏侯叙五的《驰名艺坛的“小金莲”―记花鼓灯艺术家冯国佩》[58]等,对花鼓灯艺术家陈敬芝、冯国佩等的艺术道路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胡蝶、张竟琼《“花鼓灯”舞蹈服装的文化属性》[59]、支运波的《发现文化:淮河花鼓灯的景观与理解》[60]、魏萌的《花鼓灯,“楚声”之遗风》[61]、刘伽《花鼓灯舞鞋“衬子”制作的田野调查》[62]、王媛媛的《论兼融南北风韵的安徽花鼓灯》[63]、盛力敏的《浅议“花鼓灯”在艺坛中的地位》[64]、冯芹芹等的《探究安徽花鼓灯在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价值》[65]、谢克林的《走向世界的起点――全国花鼓灯艺术研讨会综述》[66]等从不同角度对花鼓灯进行了研究与介绍。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花鼓灯研究的五十年,涉及了花鼓灯的源头研究、音乐结构研究、舞蹈传承与角色特色研究、花鼓灯美学研究、传承人介绍研究以及花鼓灯传承与保护发展研究,几乎涉及方方面面,就是一部研究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花鼓灯的发展脉络。在关于花鼓灯一千余篇的研究文献中,我们也看出了不足之处,如:花鼓灯艺术家研究太少,仅仅涉及了少数几位艺术家;花鼓灯班社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面对经济、文化高速?l展的今天,花鼓灯将如何发展、创新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将花鼓灯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加深和拓宽。
  花鼓灯需要深化和亟待研究的是如下两个方面:
  1.“舞蹈与角色”的时代感。时代造就了“花鼓灯舞蹈艺术”,花鼓灯舞蹈艺术又为各个时代的进步都做出了贡献。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花鼓灯舞蹈,载歌载舞的唱出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豪迈之情,如:民间艺术家冯国佩的《新游春》、《抢板凳》、《抢手绢》,《翻身做主人》(淮南市谢家集区农民艺术团);改革开放时期,花鼓灯歌舞表现了极大的改革热情,如《摘石榴》(蚌埠歌舞团),《俺姐的红盖头》(省歌舞剧院);十八大新时期,花鼓灯舞蹈艺术又为之摇旗呐喊,如《淮河十八弯》(凤台艺术团),《扇风》(淮南市歌舞团)。那么在新时代发展的今天,花鼓灯艺术是否也创作出了表现新时代特点的作品呢?   2.是“舞蹈”塑造了“角色”,还是“角色”表现了“舞蹈”?二者辩证关系的现实意义。舞蹈形式塑造了角色,只是就某一??具体的剧本而言。“角色”的演技推动了形式的完美。一群好的“传承人”,对花鼓灯艺术的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没有好的演员,再好的舞蹈形式也无法表达;即使再好演员,没有好的舞蹈形式也无法展现。“一条线”陈敬之是花鼓灯艺术的传承人,他表演的“小兰花”风靡江淮,有力的推动了花鼓灯艺术的发展,解决好了“舞蹈”和“角色”塑造、培养的关系,就解决好了传承和发展的关系。
  经济转型期的多元化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地方音乐、艺术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花鼓灯舞蹈艺术,是我们的国粹,如何弘扬光大,如何为大众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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