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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畴厘定与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

  2013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将“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到了“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的高度。同年的12月1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而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定为新时期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2]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同一问题所作的系列讲话中,足见我们党对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问题的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增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当今世界,高科技、智能化、新媒体、信息化,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频繁、更多维地与世界哲学接轨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责难。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格局的变动、社会心态的变化……在促使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进一步走进实践和现实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挑战。不少学者积极应对挑战,力图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分析和解决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以价值中立抹平其理论宗旨、以学理性取代其?F实性、以研究异质否定其理论基质、以微观分析消解其理论整体的研究倾向,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的同时,也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鉴于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范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意识形态与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其价值指向是现实批判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哲学在阶级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的,体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为之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中,为其指出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向和途径,因而它蕴含着强烈的阶级性。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3]等辩证关系的阐明,揭示了无产阶级与革命理论的相关性,凸显了哲学的阶级属性。在标志新哲学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通过对新旧唯物主义“立脚点”[4]499的比较,直接表明了其哲学为无产者和人民谋利益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强烈价值取向,彰显了它的意识形态性。当然,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时,必须承认它与政治、法律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有区别的:在对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依存上,其意识形态性有间接折射与直接反映之分;在与社会阶级利益的关系上,其意识形态性有价值取向上的隐晦淡漠与显见强化之别;在理论的学术性程度上,其意识形态性有表现形式的重理性思辨与重理想信念之异。这种与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双重特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始终代表和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强调关注现实付诸实践;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它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映,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研究方式之不同。前者把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理论的深邃思考相结合,后者则将关注度主要置于对现实政治政策的诠释解说。由于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极易混淆,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出现两种彼此对立的错位:或因其意识形态性而抹杀其科学性;或因其科学性而否认其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它要求客观地和辩证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意识形态性中又包含着派别性。这种派别性与阶级性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哲学的派别性,是指它所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即划分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标准。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它的政治属性,即作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若仅将其派别性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其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这里的派别性仅仅限于表明,当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对之反映,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行事,要避免主观臆断、率性而为,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派别性原则的贯彻,将有助于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性,是认识的坦途而非歧路,是正确的理论原则而非简单的对错标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包含科学性,科学性中富有意识形态性,但是,两者各有所指,不能随意混淆。因此,决不能将认识论领域的问题与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等同,更不能在政治的意识形态性与哲学的派别性之间划等号,进而将哲学的派别性等同于政治的阶级性,将它作为哲学中划分理论的阶级属性的标签随意乱贴。若如此,必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客观理性立场,由具有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理论,沦为打击政治对手或作为纯政治说教的工具。   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时,不是要让它远离政治、疏远意识形态,而是要让它客观地反映实践、回归现实的具体问题,提升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样,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意识形态时,不是要让它变为政治的传声筒、应声器,而是希求它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必须上升到学理高度,即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高度上实现其价值。
  二、现实与思想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与“思想力求成为现实”[4]13,是马克思对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基本要求。
  现实的清醒度源于思想的深刻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守理论的学术诉求。尽管马克思明确反对纯粹思辨的哲学,强调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而且强调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不可分割。但是,他并未否认作为汇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的哲学是通过“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的,并在强调“哲学的世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又强调“世界的哲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5]因此,警惕与防止以通俗性贬低规范性、以有用性淡化价值性、以现实性否定学理性、以经验性代替超验性,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播与扩大思想影响力、阐释与建构思想体系的路径。否则,不但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浅薄化、流俗化,而且会降低其思想水准和理论声誉,消解其作为真理的辐射力、穿透力。
  思想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对其的研究应实现思想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通过强调自己的理论,只是提供研究的“某些方便”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526,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公式”[6]583,是“方法”而“不是教?x”[6]691,通过指出理论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限于“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4]506,明确强调其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途径,表明了其对于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因此,思想如果不关注和回应现实,它便没有活力并难以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将导致理论与现实的逐渐疏远和相互隔绝,最终沦为马克思所蔑视和批判的书斋哲学或纯思辨理论。
  当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尽管“面向中国现实”已经成为共识,但纯学院化的探求路径,以及迷恋文本、将经典著作绝对化的做法,又将现实消弥于纯思辨中,从而程度不同地割裂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在领悟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联系中,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哲学所言的现实――“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表征,内涵了总体性的理论把握和理想性价值诉求”――并无二致,而“‘现实’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思想’”[7]。因此,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需要更多地将研究的关注点对准那个富含理论涵盖力和实践活力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在探求和摸索学术研究达致现实生活的路径中,实现从“面向思想”向“面向现实”的转换。
  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需要理论在把准现实问题的命脉中,展示其深刻独到性并回答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代表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应的意识形态面貌出现时,致力于现实与思想的统一,将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
  反思既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封闭、独断、教条、僵化的倾向,致力于研究的开放、多样、个性并形成新的研究趋势,是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研究中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它对维护、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声誉和研究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新的研究趋势走向极端,并在“平权解读”的吁求中形成千人千面的解读模式和理解结论时,这种致思路径和研究方式便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质疑,进而导致根本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从而削弱、消解其理论基质的后果和危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质,我们可以从研究旨趣、研究层面、存在形式三个层面来理解。
  就研究旨趣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属性,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从研究对象来看,其理论宗旨是基于并最终归结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研究方法来看,它强调只有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阐明无产阶级的本质及其解放路径。通过强调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根本方法对于研究结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其哲学内蕴的价值旨归的所指与所能。
  就研究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肯定其研究有着学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的区别,即肯定无论哪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着学理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究竞以何为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方法、价值取向?这是两个层面的研究中都无法回避也绕不开的问题。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的学理性是以承认和肯定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为前提的。因此,以研究的学理性为由,以貌似公允的、不偏不倚的所谓“中性”立场,或者以看似客观纯粹的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去回避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将淡化、抹杀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基质。
  就存在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异质与同质的矛盾复合体。从整体看,它以复数形式展现了研究形态的异质性、多样性;从局部看,其具体研究又因其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使“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8],并在各自有别的异质中体现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作为事物的基质,舍弃了事物表面的杂多而具有抽象性,它作为思维抽象的产物是事物“何以为此”的内在根据。因此,如果说研究的异质性有助于避免各种研究落入空洞思辨的陷阱,那么研究的同质性则因它作为思维的具体,它本身是思维抽象的产物和对研究对象同质的揭示,而有助于避免异质研究陷入自说自话、莫衷一是的困局。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统一,需要明晰和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与研究方式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联系。
  首先,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生机,必须认真吸取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理论导向的一元性否定和取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个性化、异质性、多样性研究的教训,在开放性的研究环境中展开其研究。同时,应警惕和防止以所谓个性化、异质性的研究为由,完全否认理论导向的引领价值,避免沦入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危险。此外,还应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引领视为乃至等同于单纯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反思批判、人文意识、理想超越的特性,丧失吸引力并导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
  其次,我们应正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哲学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或避免政治的“干扰”和“打搅”。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哪怕是最远离生活的纯学术研究,都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从而根本难以彻底逃离政治的“侵扰”。事实上,现实政治对哲学的深刻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哲学没能彻底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洁身自好”的这一事实表明,哲学的研究无论看起来多么远离社会现实,其结论仍然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从而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包括现实政治生活)彻底划清界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也非“楚河汉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只有以理论引导的一元性代替研究异质的多元性,并将这种一元性绝对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途径。承认这一点无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之基,具有为党纲和国法所确定的特性,它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W这一“先天”政治印记,表明了它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所具有的鲜明政治性。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坚持理论基质即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坚持本身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承认这一联系,不表明只有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能回归其学术本性。如若看不到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将在迷失其理论原则中,逐步失去其作为意识形态之理论引领的话语权力。
  四、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
  宏观整体性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对此,马克思通过维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9],表明了自己对宏观整体性原则的肯定。基于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要素结构与其变迁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所体现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破解了“历史之谜”。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诞生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的思辨抽象,从宏观视域描述和阐释了人类历史不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演变逻辑,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篇巨制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从纵向与横向相统一的维度,在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同时,再次从宏观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需要辨析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的关系:这里的“宏观整体”是指,研究者作为社会成员,其研究结论所体现的理论基质或所贯穿的具有全局性的理论见解;这里的“微观局部”是指,研究者作为个体,其研究活动所呈现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
  宏观整体蕴于微观局部,后者包含和构成前者。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基于学者各自的局部性个体化研究。因为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之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新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10]。现实中,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探索,无疑都是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运用各异的理论素材和思维范式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各自有别的关注重心、研究方式、研究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美其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多彩,离不开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视域、多维方向。
  微观局部体现宏观整体,后者统摄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要通过“一总多分”[11]来体现。“一总”即研究中体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多分”即具体研究要以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引领。但是,无论具体研究的内容有多大差异,形式有多么不同,它们仍然不能回避一个最为基本的课题,即如何从现实实践和时代面临的问题中提炼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便能够借助它举一反三而把握全局,这就是认识的宏观整体性问题。在认识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这些具有宏观整体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既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也无助于拓展研究的范围、深化研究的层次。反之,对研究对象与其问题的宏观整体的认识与把握,有助于使整个研究实现寻路入境、由点到面、由表及里,从而步步深入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展现其“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蕴含着“美美与共”的理论基质,以及一些关涉理论整体的观点。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通过 “哲学的创造性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7]的方式,实现研究的宏观整体性与微观局部性的统一。
  基于宏观整体的研究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从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社会环境与主体的人、理论逻辑与实践问题等角度,去考察研究对象,并从微观局部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有宏观整体的认识结论。为此,需从理论领域和理论范式两个方面入手。
  就理论领域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有机整体出发,致力于考察其系统性与综合性,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考察视域上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力求实现学科的相互融通。具体而言,即在揭示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的同时,凸显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种揭示和阐释,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同时,显现其结构的整体性。
  其二,考察方向上应消除内容之间的隔绝,力求实现内容的相互补充。具体而言,即在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轨迹、基本理论、经典文本、实践转化等内容时,分析和论证上述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这种分析和论证,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纵向与横向之间关系的同时,突出其内容的整体性。
  其三,观察点上应避免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盲区,力求从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入眼、着手。具体而言,即在探?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注重两者的结合与互动。通过这种结合与互动,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理性与现实批判性的双重特质的同时,展现其理论品质的整体性。
  其四,历史回溯上应注重理论研究与历史事实的互补。具体而言,即在阐述理论史时,通过文本逻辑(如马克思文本的早期、中期、晚期之间的联系)与历史逻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理论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史和资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相互映照,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与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交互呈现的整体性。
  就理论范式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反思批判性出发,致力于其观念的创新和范式的转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问题方面应以更为贴近现实的姿态,反思和揭示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为研究主导,改变一个时期以来醉心于纯书斋式、独学院化的研究态度。这种改变,既要继续坚持回归原典,透彻理解并全面把握其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内核与精神实质,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引领;又要俯身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展开研究,在发掘和阐明其哲学内蕴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视域。
  其二,文本方面应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看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原典,防止和避免以“我理解的”代替本原意义上的文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境中还原其文本真相,得出更符合创立者本意的解读结论。同时,应力求趋向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的互动,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当下价值。
  其三,体系方面应以更为严谨的方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这种完善,既包括吸取传统教科书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肯定其阐释和论证的基本原理所具有的价值,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其他理论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强调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地位时,不能隔断和否定作为本体论的实践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性时,不能漠视和淡化这一特性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高度统一。
  其四,对话方面应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致力于由“纯向外”向“再对内”之研究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既包括继续吸取和借鉴西方哲学文化的精华,又包括重视和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如儒家对人的内在生命、价值安顿、道性修养的强调,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承认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理论资源,对于祛金钱崇拜、物欲至上、极端功利等现代之魅有重要作用。承认这些理论资源,对于当代中国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应继续肯定和吸取西方哲学文化中那些有助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通过这种内与外的双重吸取,可以强化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通过反思既往封闭独断、教条僵化、单一同质的研究模式,逐步走上了开放活跃、多样多姿与个性差异,从而更具客观性的研究道路。但与之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以相对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削弱与消解。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深化其研究层次,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拓展与深化,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诸如意识形态与科学、现实与思想、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限等的辩证关系。唯有如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进一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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