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230；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4-0035-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经济的腾飞伴随着大量消耗资源、过度工业污染和生态的恶化。《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在监测的161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仅有16个，占比9.9%，未达标的高达90.1%，我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而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及监管不善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并将企业作为治理环境问题的重点对象。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未来将重拳治理大气雾霾、打击非法排放对象，这一举措更是凸显了政府治理环境的决心。此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公众和媒体等对企业环境行为较之前更为关注。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必须进行绿色经营，注重环境绩效的改善，走出一条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之路。公司治理机制作为协调公司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套制度或机制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股东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对待环境的态度，决定了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发展战略，因而会影响到企业的环境绩效。同时，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环保责任的要求有所差异，进而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欲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股权机构、董事会特征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同时区分产权性质，考察不同产权属性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最终希望检验是否可通过设计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改善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进而实现企业的长久经营。
二、文献综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机构和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绩效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绩效评价标准上，研究成果主要有：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99年制定的IS014031环境绩效评价标准[ 1 ]，包括环境绩效指标（EPIs）和环境状况指标（ECIs），其中环境绩效指标又分为经营绩效指标（OPIs）和管理绩效指标（MPIs）；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 2 ]于2000年发布了生态效益指标，该指标通过计算产品服务价值与环境活动影响的比值来评价环境绩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3 ]于同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将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附加指标，主要反映对生态系统、水和土地等的影响，该指南为世界各国制定适合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了依据。此外，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绩效的度量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外有政府或机构公布的排污数据和环境绩效排名数据，学者们通常采用TRI（美国环保署公布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和CEP指数（经济优先权委员会）度量企业环境绩效。由于我国没有官方公开的排污?稻菘猓?也没有非营利组织开发的环境绩效评分指数，我国学者主要用单一维度指标或将几个单一指标综合后度量环境绩效。吕峻[ 4 ]采用企业是否违规排放而被处罚来衡量；胡曲应[ 5 ]采用单位营业收入排污费和其年度变化量来度量；林立国和楼国强[ 6 ]通过公司的排污和生产经营数据，考察外资企业的环境绩效；黎文靖等[ 7 ]将环境资本支出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沈洪涛等[ 8 ]基于《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从污染排放维度、环境管理维度和社会影响维度出发，通过设定权重得到环境绩效综合得分。从以上文献梳理可发现环境绩效评价的研究较为丰富，然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国情背景的不同，导致至今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这些成果推进了环境绩效研究的发展。
由于环境绩效度量的困难性，许多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环境绩效的评价方面，而鲜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机制与环境绩效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Murillo等[ 9 ]研究发现股权结构通过影响管理者面对环境压力的反应，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绩效；Cox等[ 10 ]发现机构持股对承担社会责任有促进作用，然后在进一步考察专注机构和临时机构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时发现，专注机构持股比例越大越能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Judith等[ 11 ]的研究表明董事会对环境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环境委员会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我国学者寥小菲等[ 12 ]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对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虽然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的文献不多，但从已有研究可发现公司治理对于改善环境绩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由于产权属性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会存在明显差异，在进行研究时不将以区分可能影响结论的可靠性。我国学者冯丽丽等[ 13 ]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且在国有企业中加强了这种关系，而民营企业中没有明显的影响。陈璇和淳伟德[ 14 ]在研究控制权和高管激励与环境绩效的关系时发现不管什么类型的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对环境绩效产生影响，当将实际控制人类型进一步细分以后发现省级以下政府为企业的控制人时，环境绩效要高于其他类型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由以上文献梳理可知，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在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产权性质来讨论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使得结论更可靠。 三、研究假设建立
公司治理明确了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利的分配，其中股东、董事会成员的环保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环境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进而作用于环境绩效。所以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两方面来考察其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同时，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对待环保的态度不同，且公司治理机制会有所差异。因此，在考察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基础上，加入产权性质，考察三者的关系。
（一）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
机构投资者在资金集中和管理、专业知识等方面具有优势，偏好于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他们不只注重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行动也很重视，会鼓励企业实施对其长远发展有利的战略。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较多时，他们在公司治理中将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越有利于企业环境战略制定，能积极促进所投资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活动，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环境绩效正相关。
股权集中度反映了公司结构的稳定与否。契约理论认为分散的股权为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制造了机会，相反，一定程度上的股权集中对企业来说是有益的。因为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往往追求稳定的长期收益，他们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密切相关，他们既享受正确的公司战略选择带来的回报，又要承担战略错误造成的损失，所以在战略决策上会更加谨慎。面对外部严苛的环境规制，股权的充分集中，一方面实现了股东对公司环境战略行为的全面控制，推动环境战略的制定；另一方面能够有效监督管理者执行环境战略的情况，从而获得较好的环境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环境绩效正相关。
董事会作为企业制定和执行生产经营决策的核心机构，其规模大小在一定范围内能提高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和整体的专业能力[ 15 ]。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且新的问题，环境政策的实施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规模大的董事会中董事具有多元化的背景，其中可能有支持环保的人士和具备处理环境问题能力的董事，他们能够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会提供相关的建议，为公司带来更多解决环境问题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企业进行环境战略制定的必要条件，有利于企业环境战略决策。此外，规模大的董事会对经理层环境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管将更为科学和全面，使其积极进行环境改善的活动。故提出假设3：
H3：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环境绩效正相关。
独立董事被认为是监督和控制上市公司管理人员行为的有效机制，其对企业发展起到了决策、监督、咨询等多种作用。随着外部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环保行动，当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时，一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内部高管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出现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另一方面独立董事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能为企业有关环保方面的项目决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多方面、多领域的专业意见，有利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H4：独立董事比例与环境绩效正相关。
董事长担负制定战略决策的使命，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决策。在两职合一的情形下，经理具有决策的制定权和监督权，权力的过分集中会严重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制约内部机制的正常运行。企业环境战略的制定执行、环保投入的增加等环境管理行为在短期内不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会作出以牺牲环境战略投资来换取短期财务绩效的决策，而他的?p重职位角色使其决策很容易在董事会中通过，这样一来，改善环境绩效的方案就不大可能立即施行。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
H5：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环境绩效负相关。
（二）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
在我国，企业按照不同的产权属性，可以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政府作为其实际控制人，会要求企业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而非国有控股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较少，只会被动地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时，国有企业具备经济和非经济的双重目标，政府会参与企业的绿色经营和环境治理，影响环境战略的制定。而民营企业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环境政策的约束下，其只是被动地承担环境责任，它的环保活动具有较强的趋利性动机。由此看出，产权差异会对环境绩效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假设6：
H6：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也不同。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关注环境绩效的改善。
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际情况来看，产权性质的差异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股权结构方面，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政府作为控股股东使其受到更多的行政监督和社会关注，能够较好地履行环保责任。同时，国有产权的控股股东（政府）控制力适中。从控制权争夺上看，机构投资者在国有企业中可以较好地发挥公司治理作用，而从董事会特征方面看，董事会治理效果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差异[ 16 ]，这种差异可能会对环境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7：
H7：产权性质的差异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进而影响公司治理因素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有所不同。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除去创业板外的沪深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在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后，共得到1 039个有效研究样本，其中2010年182个，2011年209个，2012年214个，2013年214个，2014年220个。环境绩效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获得，公司治理中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相关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 （二）变量界定
1.因变量
环境绩效指企业为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进行环境治理活动取得的环境经营方面和环境管理方面的效益。由于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尚不健全，环境经营方面的数据如生产资源的投入量和利用率、污染物排放量的数据较难收集，使得对其量化造成了困难，而环境管理方面的数据则较丰富地进行了披露，且该指标是一种前瞻性指标，能够指导企业的环境行为，同时该指标不受行业限制，可以进行不同行业间的比较。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反映企业环境管理效益的环境战略指标度量环境绩效。环境战略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持续不断的环境友好行为[ 17 ]。秦颖等[ 18 ]的研究证实环境战略（行为）指标与环境绩效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如果企业环境战略（行为）指标得分较高，环境绩效指标的分数也高。程巧莲等[ 19 ]的研究也表明企业越重视环境战略，相应的环境绩效越好。因此，选取环境战略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Darnall等（2010）将环境实践的总和作为环境战略的度量标准，本文在参考Darnall提出的9个方面基础上，结合环保总局2003年发布的《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和环保部2010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以环境管理行为的整个流程作为分类标准，提出了环境战略的计量指标，主要有环保理念、?h境管理、环保投入、环保合规四个部分，形成的环境战略度量指标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环境战略指标进行度量，通过阅读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对每个指标进行赋值，如果内容中进行了披露，赋予分值1；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披露，赋值0。在对每一项指标打分后，将所有指标的得分进行加总，即得到环境战略的分数，以此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的情况。
2.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界定
变量定义见表2所示。
（三）模型建立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3所示，环境绩效的最小值为0，即企业没有进行环境管理方面的行为，最大值是10，说明部分企业在环境战略实施中有非常好的表现，从而使环境绩效较高。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的环境绩效平均值仅为2.83，表明我国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没有很好地执行，环境绩效水平总体不高。产权性质均值为0.474，说明国有控股企业在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国有控股企业是我国化工类上市公司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股权集中度最大值为0.85，最小值为0.04，两者相差较大，表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中，有部分企业存在“一股独大”的局面。机构持股比例在0.02到0.91之间，均值为0.370，可以看出我国机构投资者在上市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成为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一方。董事会规模介于4―15人之间，均值为8.869，从总体上看分布较为均匀。独立董事的比例介于0.25―0.60之间，均值为0.364，从均值看，绝大多数企业在形式上满足了公司法要求，但还有部分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规定，需要改进。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均值为0.230，说明样本公司中很少有两职兼任的情况。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克服共线性问题，本文作了相关性分析（表略），发现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4以下，小于0.5。所以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对回归结果影响不大。
（三）实证分析
1.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
本文通过模型（1）对公司治理因素与环境绩效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1.094，与环境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1，即机构投资者在上市企业中持股比例越大，越有利于环境绩效的提高。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负，显著性水平为0.710，说明股权集中度与环境绩效关系不显著，与假设2预期不一致。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188，与环境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3，即适度提高董事会规模对改善环境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独董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显著性水平为0.770，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独董比例与环境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没有验证假设4。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回归系数为0.135，显著度为0.469，表明两职合一与环境绩效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拒绝了假设5。
2.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
为了验证假设6和7，本文利用模型（2）和（3）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产权性质与环境绩效的回归结果看，产权性质的回归系数为0.576，显著度为0.000，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产权性质与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6得到了验证，即国有控股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环境绩效。从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交叉变量与环境绩效回归结果看，产权性质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2.417，与环境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产权的影响下，机构持股比例对环境绩效的提高具有加强作用，即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加强。产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4.55，与环境绩效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增强，即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时会提高环境绩效。产权性质与两职合一交叉项与环境绩效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产权性质影响下，增强了两职合一与环境绩效的正向关系，说明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环境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产权性质与董事会规模的交叉项与环境绩效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产权性质与独董比例的交叉项与环境绩效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不能验证产权性质对董事会规模和独董比例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可能需要分组检验。 总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加强了机构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与环境绩效的关系，说明产权性质对部分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验证了假设7。为了进一步验证产权性质对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考虑按照产权性质对模型（1）进行分样本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见，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发生了变化。首先，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且是正相关关系，而在民营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环境绩效。股权集中度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关系。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股权集中度与环境绩效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民营企业样本中，股权集中度与环境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出现相反关系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中政府作为最大的控股股东，股权的高度集中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国有企业更好地承担包括治理环境在内的社会责任，从而有利于提高环境绩效；而在民营企业中承担环保责任仅是出于外界环境的规制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其目标更多地着眼于经济目标，股权的高度集中加剧了控股股东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治理的行为，从而不利于环境绩效改善。董事会规模与环境绩效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都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董事会规模的适度扩大，对所有类型的企业提升环境绩效都有积极的作用。独立董事持股比例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都不显著，说明独董比例对环境绩效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情况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且为正相关关系，而在民营企业中关系不显著，说明国有企业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环境绩效。
综上可知，在不同产权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公司治理对环境绩效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进一步验证了假设7。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提高上市公司的环境?效为研究出发点，在明确环境绩效概念及其度量指标后，选取2010―2014年沪深化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微观治理效应，并结合我国的产权属性，考察了产权性质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环境绩效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这对于改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环境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绩效水平总体较差；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好于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环境绩效的提高，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在民营企业中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股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环境绩效的改善，相反，股权的适度分散有利于民营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董事会规模的适度增大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力提升了环境绩效；独董比例对两类产权性质企业的环境绩效没有实质性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而两职兼任情况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本文以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程度来度量环境绩效，能够反映现在和未来的环境绩效情况，同时可以进行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并从管理效益方面衡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其次，从影响和决定企业环保态度和环保战略的股东、董事会两个角度探讨与环境绩效的关系；最后，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分析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这既对环境绩效的度量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同时为提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环境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环境绩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本文从环境管理效益方面来衡量环境绩效不够全面；此外，影响环境绩效的因素较多，本文仅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进行了探讨，今后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