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0；C912.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16
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曾经提出一种“中心假象”（the illusion of centrality）理论：“倘若你对生活中的某一要素非常熟悉，它就作为一个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中心而呈现于你。”[1]库利的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人们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理解。每个熟悉米德学说的人都意识到米德拥有非同一般的原创力。杜威认为，如果没有米德的原创力，我们的思想将非常贫乏[2]。但是，在the I and the me、emergent self、Generalized Other等许多引人注目的概念的光环下，人们认为米德的主要贡献在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直接无视米德思想中其它方面的原创性。
“社??重建”理论（view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就是米德的原创性思想之一。基于对人类的本性和智能的理解，米德分析了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冲突和通过共同体进行价值重建的可能。美国学者James Campbell提出：“许多思想家都思考过智能地重建社会的可能性，但很少有人像米德那样深入地审视了社会重建的本质。”[3]深入理解米德的社会重建理论，懂得社会重建的原因、可能和途径，对于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对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为什么要重建社会
米德指出：“生命是一个持续重建的过程。”[4]292万物尤其生物有机体都在重建，重建发生在三个层面上：物质的或化学的、生物学的、智能上的。生物体重建的过程表现于处理和解决问题。米德认为，生活就是一个连续解决问题的过程，“动物同科学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动物在环境中选择若干要素，帮它完成解决问题的活动。”[4]346科学家和动物都在处理问题并尝试通过重建的方式解决问题，区别在于，问题的存在直接激发了生物有机体的不适感觉和轻率的冲动行为，但在人类身上激起思考。
米德认为，思考和认知于人类而言“如同跑步、进食或生育的过程一样自然，如同生存和死亡的过程一样自然”[5]。思考使人类从低等动物的自动反射上升到有意识地检查问题，中断动作之流并借助于表意的符号扩展情境，从而化解个体/群体和环境之间的不和谐。即使个体已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利于他对重复发生的问题情境快速地作出准确反应，但是他仍然可以“通过对处境的新解释而改变和重建他的习惯”[6]90。因为，对于人类来说，这个世界不应是继承来的而该是征服来的――继承所得的世界掌控我们，使我们卑躬屈膝地前行；征服所得的世界被我们所掌控。然而现实却是，我们仍然作为这个世界的“朝圣者和陌生人”（pilgrims and strangers）存在着。要想统治世界而拥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人类还需要经历“一次壮观的冒险活动”[6]266，即人类社会的重建。
深陷于各种冲突的人类社会混乱不堪，因而有重建共同体的必要。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里，个体成员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享有许多共同的社会利益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利益冲突。重建社会的活动能够使当前社会的一些冲突得到解决和消除。首先，忙碌于重建理想社会的人们顾不上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冲突；其次，重建活动中必然要对当前共同体的界限作出反思并进行抽象的思想扩张，由此意识到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继而在更大的社会整体的参照下，当前正在处于冲突中的人们意识到对立的荒唐或不必要，于是以合作的态度取代了敌意的态度。再次，重建之后的社会情境能在根本上终止某些社会冲突。人类个体之间的冲突来源，除了利益冲突，还有个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自我内部的冲突。米德指出：“冲突既产生于同一个体自我的不同方面或阶段（当它们过于极端和激烈时导致精神病理学上的人格分裂症），又产生于不同的个体自我之间。”[7]307因为，个体自我由不同的社会态度构成，后者又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而这些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经常是对立的。米德提出终止社会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冲突的方式就是在它们产生之处（人类社会生活过程）“重建特殊的社会情境，改变特定的社会联系结构。”[7]308
二、社会重建是否可能？
杜威指出，人类已经发展出足够的能力组织全部的社会生活，现在“人类管控自己的事务，预见难以避免的结果和必须实现的目标，细致周到而巧妙地组织那些用以达到结果的方式、方法和资源”已成为可能[8]。
然而，在某些人看来，依靠现存的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Edward Lee Thorndike写道：“二十世纪的问题太复杂太困难以至于外行无力玩得转。在我们祖先的镇民大会上备受赞扬的普通常识已经完全无法应对今天的都市问题。”[9]智力平庸的民众在处理社会弊病方面无能为力，管理社会的权力应该交付于少数专家。可是，管理社会的少数人只想尽可能多地控制群众进而压榨群众，却不去想补救现实社会困境的办法。当他们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恰巧直接一致时，他们就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大做文章。所以，有人直接指责：“资本主义民主是个赝品。”[10]作为掩饰资本家独裁的幌子，所谓的民主机构和投票选举无非在感觉上让民众愉悦一点而已。民众无法经过谈判和选举获得权力，而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自动放弃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因此不会主动进行社会重建①。退而言之，即使全体社会公民通力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common good），社会重建活动也将受阻于现代世界的复杂性。美国学者Krutch认为，在一个变化太快且联系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即使最智慧的领导人也不能拯救我们。他说：“人的别出心裁已超出他的智力。在一个生活简单而人口稀少的世界里，个体无需同邻居密切交往，并不强大的他能活得足够好。在一个更复杂更紧密结合的世界里，无力经营这个世界的他却第一次强大到足以破坏它的程度。”[11] 米德相信社会重建活动是可以实现的，强调人类可以更为高效地处理群体生活之弊病。社会弊病已然积重难返，我们缺乏祖先那些灵活的生活方式，也没有重新开始的余地，只能联合起来，保护耕地，滤清河流，升级工具，规划城市……如果坚持不懈地探究和展望未来的结果，我们就有重建社会的可能性。这一过程，既不简单，也不昂贵，更非不可能。有人认为，由于人性的高度自私，个体“不可能同意别人的自私要求”，或者，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人就变得不理性，因为理性服务于利益[12]。米德断然拒绝上述那种悲观的态度，他知道人性自私的事实，但是强调某些问题既可以是??人的也可以是社会的。把这类问题提出来使之个人化的结果就是：它们变得“如此直接而可行，以致它们以选民自己的问题出现在他心里”[6]263。同时，如果个体意识到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日益密切和相互依赖的意义，他就不再是孤立的。共同体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问题，使这种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意识规划出所有的问题。
三、社会重建成功的两个保证
米德并非盲目地乐观。美国学者Smith认为，我们不可能在米德哲学中发现改善（amelioration）的乐观主义基础[13]。我们所寻求的“更好的世界”产生于现实世界，其实现要通过深思熟虑的社会尝试，而非靠异想天开、偶然事件或盲目跟风。社会重建能否成功，既取决于人类智能的作用，又取决于个体是否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承担了道德责任。
（一）人类智能是重建社会的重要工具
米德认为我们应该使用智能重建社会。人总是在持续不断地重建一切对象，但正如好的和坏的农事或者好的和坏的医疗实践，重建的方法存在优劣之别。重建社会的可能性存在于人类社会本身，我们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我们拥有使世界完美的工具。Smith指出：作为改善社会的重要工具，人类智能为米德“伦理学的和社会的乐观主义设置一种坚不可摧的基础” [13]。
米德提出：“利用了过去的活动，从活动的结果出发减少其不确定性，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称之为‘智能的’。”[14]68“智能”（intelligence）概念，在广义的层次上指有机体用以“维持或促进它所从属的组织或种族的利益”的反应方式，在狭义的层次上指个体“根据某些理念”预见未来“将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智能使人有意识地预测行为的可能性结果（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先在思想中检验而后在实践中检验。智能行为还体现在有意识地利用过去的经验以创造未来。
智能行为必须揭示问题中尚未被察觉的一些方面、新问题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尽管每个人都有各自熟悉的生活领域，但不会熟悉所有的生活问题；即使经常提出暂时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但依靠经验而偶然所得的方法存在许多不足。很多问题，没有被预防而是被解决，没有被解决而是被绕开。更麻烦的是，面对问题的人们常常满足于消除不适感而非消除问题本身。由于问题不会全部自动消失，有些问题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发现那些问题，深思熟虑地制定周全的解决方案。米德认为“问题只在个体的经验中出现”[4]411，内心敏感的个体会敏锐地发觉那些问题并指示给群体。
成功的信念也是必不可少的②。詹姆斯指出：“信念是作业假说的同义词，缺乏某种程度的信念，我们根本不能生存或思考。”[15]头脑简单的人把问题的解决仅仅看作“把一个运转起来的轮子在原方向上推得更快一些”[16]。聪明人懂得无论准备如何充分，也无法保证必然成功，因为意外随时有可能发生。缺乏确定性的问题情境使我们意识到自己能够做某些事情，未雨绸缪并且保持反应模式的灵活性使我们获得更好的成功机会。所以，我们应克服习以为常的天性，保持追根究底的态度，聚焦于灵活方便的解题方法，根据既往经验的暗示，预想未来的可能结果，处理当前行为的问题。
（二）道德责任使个体致力于共同之善
米德相信，任何长期从事于重建活动的社会都“预设了一个为所有个体成员共享的社会利益”作为重建活动的基础[7]308。基于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个体产生了深层的需要。不同的个体构想了不同的理想生活，他们的需要也就各有不同，这导致了社会生活中个体活动的多样化，而“如何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理想的生活”成为所有个体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形式是唯一的但其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是，个体对善的评价离不开社会共同体。“社会的”（social）不一定是“道德的”（moral），但“道德的”一定是“社会的”。在社会的活动中，个体之间的态度和关系，既有友善的也有敌意的；在道德的活动中，为了共同利益，可以并且能够征用共同体的财富，但也应该支持那些由于“依据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而行动”而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左的个体――米德希望这种分歧继续存在，因为对人类之善的估价不同只是源于对人类美好生活本质的不同定位。如果能在共同体中培养出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共同利益的每一方面都在各自相应的个体的意识之中反射出来，共同体中的成员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社会。
如何在当前的社会中培养出一种共同之善？通过聚焦于共同体，我们采用大批重叠性的观点并培养出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共同之善。现实中，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的现代世界已经创造了一种共享的公共福利，包括艺术、卫生保健、公共安全、改善了的居住条件、差强人意的学校教育、游乐场和公园等等。然而，米德进一步意识到，共同体所渴求的“紧密联系”尚未为共同体创造出新的共同利益――以一种公正合理的方式有益于所有成员。高度发展和组织的当代社会其表现之一是：个体之间以盘根错节的方式相关联，所有成员共享一定量的社会利益；表现之二是个体和他人之间多多少少地存在利益冲突，要么个人独占某些利益，要么仅与一小群人彼此分享。米德提出，共享的经验不仅直接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而且使孤立的个体感觉到所有人都在为一种共同的结果而工作，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并千方百计地完成工作，就会一致认同从社会活动结果中探索出来的某些公共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的目标是“功能分化和社会参与”[7]326，使成员之间分享各自的特色资源，相互学习和传授新的可能性。在共同体把多样性的个体化入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共同利益被当作转化的手段和原因，社会文明自身的水平就在这种转化的智力和意愿中体现出来[7]366。 迄今为止仍是幸福的我们已经渐渐感觉到全球性局限所带来的压力，但是，好运能让我们支持多久？对米德而言，小心翼翼地期待成功，远胜于因自卑或坐等超人类力量支援而导致的畏缩不前。悲观者不寻求问题是因为不想看到将要出现的困难，不寻求适应是因为不愿改变自己；他们失去了完全可能成功的信心，还放弃了让群体生活变得更好的责任感。能够通过行动而改变事物的我们为何不去改变？在米德看来，为了我们的价值选择和集体生活的方向，我们应该接受这种我们唯一能够诉求于自身的道德义务。
四、如何重建社会？
米德反??科学和价值的二分之说，关于“科学方法只能用于对手段的加工和选择，不能用于涉及价值冲突的问题”之类的假设误解了科学和价值的关系。米德坚持认为我们能够科学地推导出价值。在如何重建社会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将科学和价值统一起来――通过科学方法实现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
（一）实现共同利益
詹姆斯之后的实用主义者多持有一种利益价值观（an interest theory of value）：能够满足利益或冲动的便是善的。价值是一个对象能够满足主体某些需求的某种特征，既不单独存在于对象之中，也不单独存在主体的情绪状态之中。由于主体内或主体间的利益或冲动常常是冲突的，价值标准问题就随之而生。在米德看来，行为正确的标准即群体利益的提升或不受损害。米德在很多地方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一个人由他自己的利益构成”、“我们的社会是由我们的社会利益建成的”、“一个人应当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利益来行动，我们可称之为‘绝对命令’”、“要问什么是最好的假说，我们能作的唯一回答是，它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的利益”、“把那些一方面构成社会一方面构成个体的所有利益都考虑进去的方法是伦理学的方法”[7]386389。
任何具有深远意义或影响的社会重建必须以当前社会所有个体成员所能够分享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使所有成员参与重建社会的活动。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正如L.米勒所说：“虽然每个个体的自我存在都依赖于他人的态度，但这并不能被理解为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个体应该把自身附属于一种共同利益之上，除非那种共同利益包含了个体的利益。”[17]反过来，一个理性的人也会从一个比现存社会更好的共同体的角度看待自我与现存社会的冲突。米德认为：“自私的问题乃是维护一个与较大的自我相对立的狭隘的自我。”[7]388但是，“困难在于使自己承认其它的更广泛的利益，然后把它们与更直接的利益建立起某种合理的联系。”[7]388要想克服这种困难，需要重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就会改变，我们所属的社会环境也随之改变。当一个个体以从未表现过的方式表现自己，他就成为一个新的个体――他作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代表出现，向人们表征不同的价值观，给人们提供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标准；当所有的个体都成为新的个体，旧的社会秩序就为新的社会秩序所取代，群体就成为新的群体。
（二）用科学方法改良社会
社会进化是一个没有终极的进步过程。米德认为：“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社会或哪一种人是最终令人向往的，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在发现令人向往的东西的过程中所走的路。” [14]509所谓进步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断发现问题并且有效解决问题的过程。由于社会问题与生活问题层出不穷与问题解决手段、工具和智力的局限，诸多问题并不能被全部轻而易举地解决，因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之路，既是无止境的，也是困难与曲折的。米德认为科学探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形而上学无非一种专门处理更抽象更一般的问题的重建性活动③。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的改良则需要通过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首先，以经验观察所得资料为基础的科学给人类提供了有效认识世界的手段、控制环境的技术和工具。米德指出：“科学由于其各种公设的成功而得到检验，它使各种假设接受经验本身的检验。如果这种检验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学说就是可以接受的，直到在其中又发现某种缺陷、直到又产生某种新的难解之题。”[4]258科学理论是具有假设性、暂时性和非终极性的假设，其建立于经验性观察并且不断地需要新的经验事实加以验证或否证，从而向人类提供暂时性的真理，而科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各种有效的假设并检验之。保守的世俗与传统的教条对科学的限制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科学保持开放性，不断发现新的领域以更换研究对象，还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以更新自身。科学方法以经验性资料为基础而获取知识，根据变化的对象与环境而调整自身，从而保证持续不断地得到新的经验与判断。米德说：“科学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个体可以运用它陈述其评论、提出其结论并且使之接受共同体的检验。”[4]415科学方法取代了缓慢的尝试错误的自然选择，使人们以各种有意识的经验性选择方法根据效果而选择纲领、策略和技术，并且不断地改进那些纲领、策略和技术本身④。
再次，科学方法能够维持和改变社会秩序。科学能够展示社会的变迁形式，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使人们通过设计和检验新的实践活动。根据各种社会结构在其相应社会系统中所具有的功能与发挥作用的方式，运用科学方法的人们就能借助经验解决社会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改善社会系统以促进其进化。
当今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制度改革所涉及的顶层设计，其实就是一种“社会重建”。米德关于重建社会的学说提出“重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模式，描述了个体生活中某些必然的情境，让个人自觉地不断重建自己的生活；为我们思考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方法[3]，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领域的现状和趋势；还在全球领域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发展方向，让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
注释：
①基于以上看法，有些人认为与其期待智能的集体行动使社会进化，不如期待社会灾变（catastrophe）。这一态度还不如下面的态度积极：只有先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我们才有智能地处理社会问题的希望。但是，米德反对使用暴力方式改良社会。 ②同时，我们应该保持警醒：过度夸大人类智能的结果是产生不切实际的奢望和随之发生的沮丧，生活问题不存在最终的解决，解题的方法需要不断地升级，生活和社会的重建是个永远持续的进程……聪明人不会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是采用持续性再调整的模式――针对新情境而持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③比如，由于科学概念体系与常识经验对世界的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问题，科学的对象与普通经验的知觉对象的差异而产生的问题，科学探究关于因果决定论的基本原理与进化论关于突现的说法之间的矛盾等。那些问题是无法被忽视的，因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用于实践时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④系统的科学方法可以帮助人们选择近期的行动，但是无法预见未来，更无法决定某种令人向往的未来，因为，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总是不断出现。科学方法暂时有助于人们实现理想，但其效果不是长期的，更不是永远正确的。保持开放性使科学不断突破其局限而超越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