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1-0020-08
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诞生不仅要有其现实需求，而且也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也可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对此，现有的理论却难以给予圆满的解释。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对于中国经济学人来说，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经济学为中国现实服务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机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找准其理论出发点或基础。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且也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经济思想，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个方法论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缘起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但也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构建了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之后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从探索的角度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些思想元素。
（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及其当代运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其更深刻的目的是发现并证实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人类摆脱其自然生存状态而开始从事生产活动后，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成为经济活动的主线，也就是生产力发展贯穿于人类社会演进的整个过程。因此，如果需要一种经济理论的话，那么一定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如果要构建一个经济理论体系的话，那么一定是围绕如何发展生产力而展开。正是这样的经济学发展逻辑，使得生产力理论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成果，而且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今天的生产力发展加以解释。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商品作为其逻辑起点，因为，商品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最抽象概括。那么，以商品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一步步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以研究商品为出发点突出了经济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那么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有着怎样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生产力为目标，但其着力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发展的。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研究经济关系影响生产力的规律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过去我们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来概括这种关系，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分析经济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经济是如何影响生产力时首先注意到，一般的商品经济是借助价值规律影响生产力的，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是通过在价值规律中注入资本的力量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形成以后，其运行的轨迹与商品流通的轨迹完全不同，一般的商品流通是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是一个为买而卖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实现商品所有者的消费为目的，因此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资本流通便成为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的是一个为卖而买的行为，其目的不再是满足消费，而是追求交换价值，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止境的。[2]
马克思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找到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所显示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无论是一般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都是通过激发起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进而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而显现出来的。这在今天依然是生产力发展不可替代的机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一度消灭了商品经济，结果使人们失去了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极大地消解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逐步陷入发展的困境。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命运，最终选择了通过改革来发展生产力。而改革就是恢复商品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结果使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这成为中外经济学界要破解之题。其实，一个秘密就在于，我们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空白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这些机制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潜力，也就是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所具有的潜力。
当然，只是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显然是不全面的。马克思除了从正面分析了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之外，还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包含的矛盾分析了它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资本家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积累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是资本家为实现更多剩余价值而进行的资本积累衍生出一个规律，即“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3]也就是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扩大同时增长。这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为继，或走向灭亡。其次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导致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从而出现资本过剩，并可能使资本虚拟化，形成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经济体系。这最终也影响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中出现这两个矛盾反映了生产力发展不仅需要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必须有一个能够容纳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空间。 资本主义制度借助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为这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提供足够的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命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除了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规律性，还为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遇到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方案，即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来改变资本主义一般规律运行所积累的矛盾。当然，由于马克思的这一解决方案是一种理论设想，因此，在社会主义现实中还需要找到其适合的实现形式，这正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的出发点。
（二）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始终是围绕人这个中心进行的。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用“人的异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哲学批判。在他完成经济学转向后，“以人为本”仍然是其经济学逻辑演进中的一条主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一般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商品生产者生产产品是用来交换的，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或价值的。这决定了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并形成了商品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商品生产者追求交换价值或价值改变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们以满足自己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转变为以获得更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由这一转变形成的商品经济运行不再是一个个互不影响的独立生产者的经济活动，而是按照分工紧密相连且相互竞争的有机整体。在这一经济活动中，每个商品生产者不能独立生存，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这不仅为商品生产者注入强大的动力，而且也给商品生产者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形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一句话，之所以产生商品拜物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能把握，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并影响自己的超感觉的东西。马克思借助商品拜物教所要表达的是，商品经济尽管形成了一种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机制，但其中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一经济形式并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形式。人类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5]马克思之所以要设想这样的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不仅是因为这体现了他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理想，而且也因为这种自由人联合体可以解决人们在商品经济下面临的不确定性。
当马克思把这种研究一般商品经济运行规律运用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依然体现了他对人的关注，并且以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为立足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资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资本的本质并不是某种物，而是一种关系，即资本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雇用工人便形成了资本关系。在这种资本关系中，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工人受雇于资本家后，不仅要受资本家指挥，而且最终在机器和大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机器的附庸。当资本关系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种与商品经济下相同的逻辑又一次显现出来。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资本家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始终为一种矛盾的状态所困扰。资本家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扩大生产，但不断增加的生产产品却受到由工人贫困化导致的消费不足的制约。当这种状况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候感到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当我们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加以简化，并抽象其核心内容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以人为本”展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逻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因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有了强大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是因为资本关系难以调和，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使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收入都受到抑制。因此，未来要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应该是在寻求一种可以激发人们生产动力机制的基础上，重点解决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把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挖掘出来，不仅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还因为人的因素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关注这一重要立足点。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经验借鉴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有了新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它还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其中一些理论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借鉴意义的。
列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探索的是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俄国在取得十月革命之初尝试建立一个军事共产主义。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俄国国内的形势使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难以为继。列宁就此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商品买卖、货币流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6]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也是一个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有益探索。这里反映出来的一种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虽然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但其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对资本主义实行过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根据国情选择特殊的发展方式。 然而，列宁逝世以后，前苏联并没有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而是按照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对立或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确实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区别。然而，社会主义建立的现实表明，这样的超越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生产力发展机制，从而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过程中都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降低，吃“大锅饭”成为个人与单位以及国家关系的一种形象表达。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开始也模仿前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东欧各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较前苏联更为灵活。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波兰另一位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的“分权模式”，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提出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弥补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是有底线的，即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探索最终并没有实现其想要达到的目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在改革中焕发出活力，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一轮新的改革浪潮中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无论是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还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明确了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必须找到一条更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然而，由于在理论上没有更大的突破，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成功的变革之路。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后都被迫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这些改革大多以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改革的经历，给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西方经济学借鉴
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创建以来，在240年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既有学派继承性发展，也有许多新思想创新。检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有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形成的“庸俗经济学”思想，也有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确立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说不应该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该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而是应该吸收其菁华之处，为我们所用或为我们的经济学创新获取理论资源。[7]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亚当?斯密创建西方经济学就是以研究生产力为出发点。他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分工，而分工则是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机制。以分工为出发点，亚当?斯密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分工对于发展生产力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如何促进分工呢？斯密认为：“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8]也就是说，分工是借助于交换而不断发展的，而交换的发展需要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是交换的供求双方的结合，因此，市场规模的扩大既需要供给的扩大，也需要需求的增长，还需要供求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斯密的这一生产力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逻辑起点，从此出发形成了不同角度的生产力研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市场奉为圭臬，坚持只要市场有效运行，财富就会自然增长，生产力也会得到发展。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对象，生产力发展则变成题中之义。
然而，在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之后，以研究经济增长为主题的宏观经济理论产生并发展，成为继承亚当?斯密生产力理论的新形式。这种经济增长理论随着一系列增长要素的凸显而不断发展，有从宏观的有效需求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从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投资、消费、外贸、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都被不同经济学家纳入到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以得到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或途径。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虽然并不属于主流的理论，但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又难以回避对它的研究，我们在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中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有关生产力的思想。如此表明，生产力理论在西方经济学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渊源，不管如何超脱生产力本身而构建其经济学体系，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一主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求经济学的创新。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都在演绎着这样的逻辑，一种新的经济学诞生都是重新回到如何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进而构建一种新的发展生产力的机制。我们说西方经济学并不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它指向的生产力研究出了问题，而是在探索生产力发展机制时不能很好地考虑这些国家的国情。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虽然不应该彻底否定，但一定要认识到它不可能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一套有效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过，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所反映的、具有一般性的生产力发展规律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坚持把市场机制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这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其运行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西方经济学关注到这一层面时虽然一定程度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但也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思考。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一项重要制度发明，它对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而对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马克思也是予以充分肯定的。资本主义在其最初一百年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虽然可以归结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成果，但其本质上却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因此，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生，但绝不应该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始终。市场经济中蕴含的发展生产力的机制，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挥了作用，也可以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下发挥作用，只要有形成市场经济的条件，它就应该存在并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性自然要求对其运行的规律加以研究，对此，西方经济学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应该是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把握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
然而，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困惑于市场失灵的问题。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但是，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时却会面临一系列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等等。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如影随形，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仅如此，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许多非主流西方经济学也在寻找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出路，并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失灵的最终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始终找不到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案，主要是因为他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包含着一个矛盾，即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国家不干预或尽量少干预，而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中又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这种风险是市场经济本身难以克服的，必须借助某种外力来加以解决。凯恩斯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应该说，不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何反对，它确实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出路。但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以学派之争表现出来，而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来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这给我们在借鉴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在经济上是否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并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市场自身的失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哲学基础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一定哲学的基础上，任何一次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或革命通常都可以在其创立者那里发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首先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变革。马克思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哲学开始的。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而且还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成为黑格尔哲学或费尔巴哈哲学的信徒，而是成为这两种哲学的批判继承者。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启蒙运动起，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方面对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专制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又对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很高的期待，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神圣的标签都被贴在将要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上。不仅如此，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通过一个庞大的唯心辩证法体系，把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终结于能够体现其绝对精神的德意志。如果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基础上，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代替封建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因此，对资本主义只能去辩护，而不能去批判。马克思在现实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既没有体现平等，也没有所谓的博爱。但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必须改变当时处于主流的哲学思想。马克思首先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建立了自己的辩证方法，“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与它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9]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唯物辩证法是理解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变化发展的基本方法。正是在这一辩证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它最终一定会为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所代替。
马克思既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因此，他的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十分鲜明的。其实，我们在分析其他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时，同样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构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遵循了启蒙运动时期兴起的自然秩序理论，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他崇尚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思想的证据。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经济学大多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契约主义的基础之上，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立足于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0]。
哲学基础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通常在经济学需要创新或革命时更为突出。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找到坚实的哲学基础。
首先，要重新发现马克思哲学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今天理解社会变迁的最有效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构建都需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任何试图人为地超越只能是短暂的激活，而不会是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是生产力发展规律。马克思揭示的这一规律主导着人类的进化，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不同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曾经在一些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一直以来都是机械地对待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一个困境。其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即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演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一个过程，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这个过程包含的机制越来越复杂，并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自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人为”实现的，人们要变革其所处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是基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引起的问题或矛盾激烈的程度。当一种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会引发社会变革。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变革还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那么一定是通过这种变革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新机制。因此，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在社会变革阶段体现出来的趋势，这种趋势因为突出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可能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另一种是社会建设阶段体现出来的趋势，这种趋势则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通过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阐述应该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不过，在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时可以有所创新，一个基本的遵循便是要根据我们的国情探索生产力发展的途径。
其次，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起到了价值导向、社会规范、净化人生等作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对社会的把握，甚至对人生的感悟，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近代以来，在逐步兴起的反封建浪潮中，传统文化被作为批判的对象，或者被认为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绊脚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破旧立新”的行动有利于我们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进步的思想，但实际上是在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一起倒掉了。换言之，我们在一种没有根基的现代西方思潮的浸泡中难有一种定力，并为不同的西方思潮所左右。如此，我们只能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始终不能实现超越。如果说过去我们相对落后，需要跟随西方发达国家来改变我们落后的面貌，那么在今天我们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并可以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时，再继续跟随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已经严重影响到最终实现超越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沉静下来，细细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用我们现代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现其中可以形成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具有中国特征的新价值观。当然，这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哲学基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这样的价值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在于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哪些价值观，而更重要的是找到能够与中国当前现实相契合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定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关系。如果以一个社会为价值主体，那么什么应该成为其价值客体，这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近代西方社会倡导的是一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就是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个人，如个人自由、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比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指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会导致社会福利最大程度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在于集体，一个集体的状况如何决定了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程度。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说，我们很难判断其绝对意义，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哪一种价值观更合适。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阶段，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更有意义，因为集体在这一时期对于生产力发展更重要，我们在世界古代史中看到一系列强国都是大的帝国。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凸显，因为每个人就代表了一种生产力，如何把所有人的生产力都发挥出来，这对于这个社会十分重要。因此，突出个人价值，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而到了现代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生产力的进步不仅需要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力，而且需要一个更大的集体容纳这种生产力，因此，集体的重要性重新凸显，这使得集体主义价值观更为重要。
当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的哲学思想还有许多，这里只是指出一个方向罢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深入，我们需要引进更多的中国哲学思想。不过，这种引进绝不是原版照抄，而是要结合我们的时代予以批判性吸纳并加以创新，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们的基本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接受。
四、结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完成这样一个课题是我们经济学人的重要使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找到适合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寻求其理论逻辑的起点。
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一些具有现实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并把它运用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去。为此，应吸收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人本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并把它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出发点。当然，也应该吸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果，从探索的角度借鉴其有价值的成果。
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价值思想，应该是我们吸取人类优秀成果的一种选择。西方主流经济学围绕市场经济所作的理论分析，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如制度分析，也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借鉴。
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应该坚持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并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同时也应该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特别是涉及对中国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一定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行为的文化基础，以克服我们过去一味以西方人的行为规范作为理解中国人经济行为的现象，从而导致西方经济理论看似精致，但不服水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