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15-05
引言
近三十年来世界不到十年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上这根源于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但是西方国家往往批评中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克鲁格曼指责“中国重商主义未来几年将导致美国失去约140万个就业岗位”[1]。事实是美国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大搞新重商主义。丹尼尔、麦金农、萨金特等最早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政策具有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特征，于是提出新重商主义（New mercantilism）并使得重商主义再次倍受关注。Jonathan Schlefer分析斯密自由市场观点后指出，斯密所反对的当时殖民地保护主义不过是为英国商品寻找消费者以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已[2]，这也就是（新）重商主义的实质。
重商主义在具体历史时态下展开各不相同。美洲协会副主席Eric Farnsworth在《新重商主义：中国在美洲的新兴角色》中断言：北京投资拉美和加勒比所提供的机会有别于美国和自由主义经济的路径正统[3]。那么，为什么美国在搞新重商主义，一些学者反而认为中国在搞重商主义？这或许由于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的隐蔽性，特别是美国从有形的贸易争端上升到遁形的货币战争。美国新重商主义与传统重商主义有何异同以及对世界有何影响就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我们从重商主义的历史路径出发，揭示美国在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新重商主义实质和特征。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这一新重商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由此形成贸易战争和货币战争交织的局面，我们应对其新重商主义政策有所防范。
一、难以摆脱的重商主义“治国国策”
重商主义曾经成就过传统大国的强国之梦，但这种思想因过于专注流通领域的零和博弈而倍受指责。不过，重商主义并未彻底消亡，重商主义“治国之策”的某些思想外衣可能有所改变，但获取差额利润以保持国际优势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并由贸易竞争进化到货币战争，通过汇率变动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直接撷取财富，由此形成重商主义的重金主义特征。当前，美国重商主义就与金融、能源及军工等资本相结合，通过美元国际“通货王位”为美国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然而，表面奉行自由主义，实质奉行新重商主义的美国，却攻击其他国家奉行“重商主义”以为其贸易和货币政策开路。
剖析新重商主义的实质必然要追问其历史始祖，以窥见隐晦延续至今的“基因”编码。发端于14-15世纪以来，重商主义就深远影响了世界历史。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真正财富，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即财富；财富的直接源泉在流通领域；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如果没有贵金属，就必须通过贸易来获取；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出口必须多于进口；为贸易顺差，国家应当积极干预经济，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历史发展中的早期重商主义奉行金属货币差额论，反映了早期资本家积累硬通货的特征，利用高昂关税防止金银流出。但西班牙的这种政策导致其国内物价上涨，挤出了实体工业发展的空间。重金政策把荷兰推到庞大商业帝国后，工业实体也趋于衰落，结果同西班牙一样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败落了。晚期重商主义认识到货币只有在不断贸易运动中才能增殖货币，贸易优势是货币优势的基础，转而奉行贸易差额论。其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写道“增加我们财富和金银的普遍方法是对外贸易，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规则，每年卖给外国人的商品在价值上要比我们消费他们的更多”[4]。
正是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才使“重商主义”形象清晰，他举出了这一体系的弱点并暴露于自己经济自由的强光之下：重商主义体系是商业阶级对公众的欺骗，“商人和工厂主这种有私心的诡辩搞乱了人们的常识”[5]，只重视金银财宝不重视工业实体躲不过衰落的命运。衰落是西班牙、荷兰的必然归宿。当然，各国重商主义并不都完全“迷恋财富与金钱”。历史事实证明了重商主义催生近代强国，英国当初奉行的重商政策，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推动了海外扩张，半个世纪就成为欧洲强国。早期重商政策是英国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早在新航路开辟之时，重金观念鼓动西班牙在美洲的金银掠夺，形成“藏金之窟”式强国。反抗西班牙的过程中荷兰立国，重商主义推动其近代信贷、簿记、金融系统和银行的创造，银行以国家为担保吸引资金，整个欧洲贵金属流向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中心，籍此形成商业大帝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伯也实践晚期重商政策，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1675年柯尔伯使国家收支平衡，法国达到了工商业繁荣。
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奉行货币平衡最终为禁止黄金流出而限制自由贸易，挤出实体工业的发展空间，导致衰落。法国最后演变为“重商抑农”，农业凋敝。这些国家盛衰的镜像展现了重商国术的内核，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策略――摧毁自然经济闭塞的堡垒，以货币实现财货之间相互通约迎来“商品”时代。后来美国也是在重商主义摧毁自然经济下崛起，并超越陷入英镑危机而没落的大英帝国。尽管有诸如“一个人所失即另一个人所得”零和博弈及专注出口生产等缺憾，但重商主义无所不在的“差额论”还是迷惑了一代人，后来成为强国崛起的各种政策渊源。凯恩斯十分钦佩重商主义思想，对自由放任者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一团糟”[6]十分不满。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他赞扬重商主义“对治国术的贡献”，只是人们没有合理地继承：“可能已经获得了断章残简的实践智慧，李嘉图不现实的抽象把它忘记，然后又使之消失无余”[7]。 这种只专注流通领域的学说还是被取代了。配第等利用数理方法消解了重商主义；洛克、斯密等利用自由主义解构了重商主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超越了重商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货币增殖不是流通领域的贱买贵卖。历史上奉行“重商”主义国家首先实施货币化和市场化，成就了西荷英美等霸主强国，但市场化等确立后，还只重视“流通”和“顺差”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引发商业信用体系崩溃，引致衰退。可是贸易余额思想并未在各种理论冲击下销声匿迹，反而发展为“新重商主义”，奥巴马2010年国情咨文中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力争五年内出口增加一倍。其战略要点在于政府直接帮助美国公司与海外分销商牵线搭桥并维护其公司利益、加强国际贸易法执法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的交易市场、提供包括出口信贷、技术支持、商业和政治风险保险等资源支持、政府制定框架以推动占出口总额1/3的服务业出口，已经是变化了的新重商主义“治国术”了。
二、美国自由主义包裹的新重商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不断膨胀，出现了鼓吹政府经济上干预贸易以削减逆差，政治上利用逆差作借口和贸易政策作武器，打压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及其国际地位的一种思潮，特别是通过美元霸权来维持现有的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这种新重商主义并非真正鼓吹全面削减实业贸易逆差，只是维护其优势产业尤其是金融产业的幌子。
正如奥巴马五年倍增计划所展示的贸易保护内核一样，经济上虽然历届美国政府公开宣扬“贸易自由”，但新重商主义正大行其道。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布兰德在评价20世纪90年代贸易政策时感叹道：“尽管克林顿――戈尔政府10年来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整个国家却比10年前更加笃信重商主义。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消除对重商主义的盲目信仰”[8]。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所谓新经济时代，克林顿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贸易主义”，如乌拉圭回合谈判、西雅图会议、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等，美国经济取得了新突破。“美国90年代的强劲表现是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在美国新经济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9]。但这个全球化过程的实质是美元国际扩张的过程，只不过是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这个新工具而已。并非克林顿政府真正在推行贸易自由政策；有充分的经济理论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贸易保护可以增加国民福利[10]。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这样做呢？很显然，这样很难操作并容易引起普遍的保护主义，何不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变戏法地推动新金融主义，攫取全球剩余价值和资源呢，虽然表面上牺牲了产业工人利益，但金融资本获得更大的利益。政治上，这种新重商主义第一次是为打击日本制造，美国伙同其他国家，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主要手段是逼迫日元升值、制造贸易摩擦、迫使日本对美国开放市场、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扩大支出政策以刺激国内消费。目前又在兴起的新重商主义，可能是针对中国，主要手段是让人民币升值和制造贸易摩擦，滥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这一美国新重商主义有几个显著新特征：第一，国家利益仍然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但随着美元在国际社会霸权地位确立与扩张，扩大债务型美元使用范围、搞好金融霸权，可攫取更多国家利益。第二，注重发展高新技术和高端产业，并进行绝对垄断和控制，对于低端产业则无意谋求优势；这个特征改变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布局，使其国内政治力量发生了改变，强化了金融资本势力。第三，贸易保护逐步隐性化和普遍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下贸易保护更加诡秘。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美国新重商主义的遮羞布，成为开启别国市场的 “圣经”，将圣经留下，但却带走更多剩余价值、资源和财富。 第四，输出纸币、金融以获得大量原材料、低端制造品，形成特色的贸易“逆差”使美国成为“借债人而乐此不疲”。
纸币贬值可以掠夺债权人，身居国际货币中心，所以美国“甘愿忍受”贸易逆差。美国不仅对中国逆差巨大，对日本、欧洲同样贸易逆差，本质上就是追求金融利益，舍弃部分低端产业利益，以贸易摩擦为幌子，对别国实施汇率战，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当前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美国却对其高技术产品出口施加诸多限制。随着“金融立国”思想日益明显，这些限制又与金融资本相融合。金融权力操纵了技术权力，融通了生产过程，金融一家独大上，金融企业“大到不能倒”。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金融资本挟持了整个世界和美国经济，美国被迫进行黄金降落伞救治计划。新重商主义政策，使得美国陷入了“一对多”的对立困局，日美、欧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的行为与其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在本质上是背离的，世界上谴责美国双重标准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新重商主义过分扩张的必然后果。
三、金融帝国推动新重商主义扩张
由于货币从金属货币转向债务型信用纸币，美国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它甚至宁愿抛弃传统产业优势以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这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明显显示，当前美国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推动新重商主义的主要力量，利用金融重商主义工具，疯狂掠夺全球财富成为新重商主义最鲜明的面目。
马克思对资本金融化和金融扩张的根源有深刻的分析：货币资本一旦被资本化、证券化直至虚拟化后，便成为积累“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11]，“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致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这类人类财产的积累，可以按照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12]。“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但实际上当前金融资本直接攫取和瓜分剩余价值后并不从事生产循环而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印钞票提高不了社会绝对消费，但美国恰恰是用量化宽松政策来紧急救治经济。美国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而这些机构并不把大规模信贷输入实业，而是充当国际金融资本去转嫁美国危机，向世界输出贬值纸币，借以瓜分资源资产和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作为财富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14]。这也就是新重商主义扩张和内生金融危机的根源。 现在美元拒绝兑换黄金，财富转化为金银的形式不能持续。为此金融资本与政府联手，共同创造新重商主义模式――通过金融系统和其背后黩武主义的支持，瓜分全球剩余价值或利润，攫取廉价资源、能源。这就是新重商主义最鲜明的面目，它不仅颠覆了纸币在权力边界之内的看法，也为美国重点发展金融提供可能和必然。为发挥金融领域比较优势，美国开始将资源从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以国内产业增加值为例，1996 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70.6%[15]。当今剥削模式不再是通过雇用劳工寻求工业利润，而是推动政府促进金融生产利息和租金的食利者经济[16]，“一定的利息是合理的、正义的，过高的利息是不合理的、非正义的。”[17]因为过高的利息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会导致经济危机。美国金融资本与政府联手攫取的正是高利息，即全球暴利，这种暴利最主要的途经是获得公共垄断、原材料和不动产，而不再是赢得超额利润。为了金融部门利益，美国甚至连通用倒闭也无暇顾及，而对华尔街犯错的商业银行不断进行“黄金降落伞式”救助。
金融帝国下新重商主义扩张策略就是形成美元内生性需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东南亚诸国外汇储备不足，因此，很多国家此后不得不大量存储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在1971年前，各国还可以持有黄金形式的外汇储备，用黄金结算国际收支是一种强制性约束力。当前黄金类资产缺乏并且美元与之脱钩，各国只有消费掉其积累的美元储备才能解决问题，故而美元2000年后迅速贬值，金融投机与房地产相结合形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虚拟经济，最终诱发美元信用危机。在美元本位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能够具有更多流动性只能是美国维持其国际收支逆差，将更多美元注入其中[18]。这就可使美国对日本、欧洲、中国保持“逆差”并乐此不疲，并以此攻击别国“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具有迷惑性。美联储最近实施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世界注入大量的美元纸币，已经造成了全球的物价暴涨。
金融帝国下新重商主义扩张得以可能的本质在于资产货币（黄金）到债务货币（美国公债）的转变。迈克尔?赫德森指出，这一转变颠倒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传统关系，为了为其不断攀升的联邦赤字融资，美国既没有向其公民和公司征税，又没有让其资本市场承担重负，而是迫使外国经济体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因此，美国的冷战开支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征税，这种征税和获取巨额金融差价，正是通过美元有节奏的贬值和升值来获取的巨额利润[19]。美国一方面可利用货币贬值稀释债务，又可通过债务货币化制造通胀，从而转嫁债务成本，使国家债务国际化。作为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原因是由于外国政府不愿意损害出口的利益，因此，他们大量购买美元支持汇率，从而支持向美元区的经济出口。当全世界都感到美元贬值的威胁时候，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随着其收入和财产价值的上升，他们在通胀中变得越来越富有。但这种富有是一种财富幻觉。这种富有是以他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和原材料为基础的。最近几次出现的金融危机，过多的美元向世界货币体系中注入，最终导致物价体系和债务体系不堪重负，比如这次次贷危机，不是因为资金短缺危机，而是“美元”过多，导致价格上涨，最终崩溃引起了金融危机。
四、新重商主义的终结
依靠货币超发来解决储蓄率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现代金融危机救治的方案显然区别于传统金融危机的救治方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最终演化为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直到现在全球还没有摆脱其阴影，二次危机的预测也越来越多，当前，主权债务危机如同连接起来的鞭炮，此起彼伏。这场危机的表层原因之一在于美元作为信用货币，不断贬值引起了“信用”货币符号没信用的猜忌，货币体系竞争性贬值及以危机形式破裂必将导致新重商主义终结和美国金融霸权的失落。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抓住金融危机或资本主义整个文明的根源，法国D.本赛德指出，由于价值规律在事实上把所有的财富简化为商品的积聚，用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事物和人的价值，这就造成了普遍衡量标准的危机和世界失衡的危机。其结果是劳动和技术偏好理性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非理性，社会危机（生产力的发展是排斥和贫困而不是闲暇时间）和环境危机（由证券市场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瞬间来管理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长久维系的）就是明证[20][21]。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在新重商主义的腾挪下，世界通货的美元失去了实质性资产的支撑，丧失了实体性和充足性，只是人类奢望能超越无限自然，只是一种概念游戏。必须摆脱金融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勾结，必须恢复其实体性和充足性，才能短暂地摆脱每隔几年都要发生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确实是“有效需求”不足，但不足的长期根源却不是凯恩斯认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的表面化心理规律，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救助金融系统和美国经济，美国实施两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动印钞机以求增加“有效需求”和“购买力”，这和危机之前美国美元贬值战略一样，都是美国新重商主义的措施，而这样又必然造成美国信用破碎。美联储这种注水模式不可能根本上医治危机，正如马克思时代英格兰银行危机不可能印钱解决一样。马克思说得好，“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唬?给一切投资者以他们所缺少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22]。
在最近一个时段，“华尔街―美元”体系又使这种金融高利贷者逐步复活。但这种新重金主义的思想和财富图景，必会带来世界关系新的紧张。很多“有良知的”美国议员在反对美联储，罗恩?保罗非常激烈地要铲除美联储：在反对美联储的诸多理由当中，单单道德一条就足矣。美联储欺诈、征税、造假，使一小撮人受益，却让大部分人承担后果。它违背了合同准则，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它会引发世界大战，使当权者从中受益[23]。如果美国继续让其信用贬损的话，曾经创造现代银行体系并吸纳欧洲资本富国强兵的荷兰结局，就是美国的结局――信用破产导致帝国的衰落。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对旧的危机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24]。新重商主义必然造成社会分裂。因此，新重商主义要想避免被终结的结局，除了把所已丧失了的实体性和充实性恢复起来，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了。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同样适合现在新重商主义者：“消费是一切生产唯一的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能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完全是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是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者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25]。但是新重商主义治下的虚拟主义则更进一步把货币剩余作为金融业的终极目的。当前保护消费者利益，也是为了生产者，更是为了消除金融资本家对于劳动剩余价值的过度瓜分。次贷危机就是滥用信用设计出各种各样看似理性精确的衍生工具，过分榨取，转嫁纸币信用不断自贬的危机和风险。危机爆发后，救治当局不是让信用恢复到其质料因上来，而是开动印钞机给全球市场转嫁危机，只能制造更大危机。深刻的矛盾根源、更大的危机、世界和社会分裂必然进一步终结新重商主义。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中美两国贸易的再平衡，或者说中美贸易逆差的解决，美国应减少对于中国亟待需求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改变对华新重商主义政策，恢复贸易互利互惠的“充实性”和“实在性”。同时，中国也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以应对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将其冲击限制到最低程度。并且，中国也应借鉴各国衰落的教训，防止落入中等陷阱。
第一，要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一如既往地支持工商业发展，特别是发展新兴产业，努力从承接国际制造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转向技术环节。中国制造企业应当改变那种散兵作战方式，改变以往资源消耗型产品的生产、出口模式，形成自己的技术堡垒和品牌，增加商品智力含量，特别是重视发展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新型服务业。
第二，大力发展金融业，完善金融业相关制度建设，同时建立金融业风险补偿机制，防止金融风险，让金融服务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机构应当扶植小微企业，避免信贷资金陷入催生泡沫经济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该防止进出口贸易的空转，加强实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防止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冲击中国经济。
第三，在合适的时机实施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强化区域性国际合作，例如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破除单一的贸易和出口渠道。我们应当改变追求贸易顺差单一目标，并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分散化、多元化配置，同时，让民间成为一部分外汇储备的主体，减少外汇风险的集聚。加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累制度创新的经验，积极参与有关贸易规则的制定，以使得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公正，消解在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大贸易区不利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