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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与体制:党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变点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6-0367-02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深刻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1]这是执政党为社会管理预设的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为社会管理勾勒的总格局。“党委领导”是格局单元之首,党的执政能力如何,事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成败,中共党既需要智慧和审慎,对这场人们期盼已久的社会管理改革进行正当性分析,更要有勇气与担当,奋力攻克社会创新的难关 。而完成这一使命,需要党对社会的治理理念的转换和管理体制的完善 。
  一、创新治理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10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我党尽管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一直试图改变,但至今还未如愿以偿,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陈旧、单一,以致社会管理效果不佳,还是不争的事实。如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重管理轻服务,重行政命令方式,轻法律、道德、教育手段等导致的“强制性”、“高压式”管理,已使社会陷入“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因此,转换社会治理理念成为创新社会管理切身紧要的事情。
  1.从“整治命令”到“服务于民”转变
  整治命令来源于集权统治的习惯,属于“人治”的范畴。中国的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诸多改革方案的施行都带有行政命令的色彩。有的改革,是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民众还在揣摩改革者的动机、预测改革的后果,不知改革何去何从的时候,大刀阔斧地进行的,其后果自然是GDP上去了,幸福感下来了。现代的民主政治主张服务优先、以人为本,这是执政文明的大势所趋。
  邓小平曾说:“领导就是服务”,形象地表明用权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2]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管理,既是治理更是服务 。从“整治”到“为民”的转变,就是坚持以民为本。一是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4]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执政为民作为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如广西来宾市创建的 “三求”工程②、万名农民进城住家看变化和万名干部入村住户求发展的“双万”活动、年年开展的领导干部下乡闹春耕行动,都是融管理于服务之中的党建好经验。二是以“幸福”为本。我国现在的GDP 已排世界老二,但民众的幸福感却很排后。如果国民的心理幸福感总远远落后于GDP,则社会的关系和谐就难实现。执政党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努力实现从“以发展带幸福”到“以幸福带发展”的转变。为此,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契机,克除干部的GDP崇拜,注重社会科学发展、关注民众心理幸福,着力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环境,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这是社会管理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从“政府包揽”,到“民众参与”转变
  社会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依托社会组织,人民群众才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管理。国内外大量的事实表明,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机构,需要各治理主体既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能够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和谐有序、自律自治的制度化治理机制。但从现状来看,这种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在我国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三部门没有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功能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强,各级官员的善治理念尚未确立。为此,亟需转变社会治理模式,着力从单一政府治理向多元合作的“一主多元”复合治理模式转型。所谓“一主”,就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是政府。所谓“多元,就是政府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包括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等。只有坚持多元主体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参与,保证社会与政府、公民与政府切实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协调、合作,才能促使政府真正实现社会管理从权力本位转变到社会本位、公民本位上来,才能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进而有效提升社会管理的效能与品质。
  3.从“事后灭火”,到“源头治理”转变
  源头治理是治本之举。加强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防患于已然”转向“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弱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
  一要健全社会规范体系。要在各个领域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
  二要着力改善民生。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坚持民生优先,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回应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改进社会管理,这是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也是时代发展的动人图景。解决好民生问题,需要政府主动为民服务。各级政府要时时刻刻履行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能,“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5]优化发展环境,保障人民权益,创造一切条件让人民心情舒畅地享受发展的成果。   三要培育政府诚信。政府诚信,是强化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环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6]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 民众都对你不投信任票了,这问题就严重了――一系列的社会乱象就会发生。
  当前,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给社会风气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一些地方,招商时满口许诺,引资后“关门打狗”,承诺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一些地方,统计数据被注水,专项资金被挪用,预算外收入被瞒报,国家法令被种种潜规则异化;还有,几多政策朝令夕改,几多官员“言行脱节”。这些发生在权力运行之中的失信行为,既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又冲击着普通公众的守信标准。中国历来“官为民师”,“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可以说,当下社会的无信和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不信,就是不信”的心态不是三年五载形成的,而是长期“欠帐”的结果,是政府多年的、无数次的“诚信丧失”的社会“报复”。领导干部作为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形之不象,何以正人?所以,党要引领社会管理创新,政府官员必须“言必信,行必果”,不开“空头支票”;始终把群众当亲人,说真话,说亲话,清正做人,务实为民。其次,严格问责制度。对欺上瞒下、谎报虚夸,失信于民的官员从严处理。古人言:“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反之,如果对这些官方诚信问题问责不到位,则由政府勾勒的社会管理改革愿景再美好,也只是“没有民意”的乌托邦。
  四要陶冶民众情操。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阶层间利益搏弈加剧的社会矛盾又把这种压力推向极至。舒缓和释放这种极易引发社会问题的心理压力,必须通过先进文化的渗透,培育民众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心理。一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之转化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追求。建设和谐文化,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努力形成讲秩序、强责任、守诚信、重包容的文明风尚。二要建立健全心理社会综合管理机制。在心理健康方面,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大大力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法治观念淡薄、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要给予更多关注,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道德约束、舆论引导、社会救助等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二、完善管理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管理理念的基本保障。要按照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形成共建和谐社会的生动局面。
  1.加强党委领导
  党委领导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党委领导,就是要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把领导社会管理工作放在党委工作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像经常分析经济形势那样,经常分析社会形势,正确把握社会管理的大政方针。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引导各种社会组织、群众组织、自治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要合理配置党政部门社会管理的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坚持党委领导,要避免滑入“以党代政”、“以党压法”的局面。过去,我们曾有过片面强调党的领导误区,“党权”独大,凡事都都经党委讨论通过,党委胡子眉毛一起抓,结果不但党委忙于事务而事倍功半,更主要是消解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权力构架功能,使政府、人大、司法的职能虚化,导致社会管理不畅,社会乱象丛生。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善于舆论引导,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不断提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2.坚持政府负责
  政府负责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政府负责,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责、权、利的有机统一。党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之后,就是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7]一是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政府应做到职能到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行业和中介组织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干预。对于应该由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必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切实对人民负责,体现出人民政府的本质。二是完善社会政策、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切实发挥好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考核机制,研究制定科学的社会管理考核指标,把考核结果作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奖惩和使用的重要依据,解决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3.引导社会协同
  社会协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依托。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管理网络。在我国,不少社会组织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在人们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公益意识淡漠、募捐来源不稳定、筹集资金方式单一的情况下,如果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无疑会促使其更快地发展。如?广东省建立了面向社会组织的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上海、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采取多种方式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8]既能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又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
  引导社会协同可采取:一是政府委托经营。政府变过去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国有的福利设施委托给民间经营者。二是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出资由社会组织举办福利机构,即国家购买服务。三是政府补贴服务。即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来执行自身的部分职能。
  4.保证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一要唤起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党和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使公众认识到参与社会管理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与责任,培养公民意识,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强化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唤起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公众才会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二要创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积极探索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和途径,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如建立合理化建议制度,让公众提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党和政府采纳、吸收公众的合理化建议;建立社会管理问责制度,让公众参与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的考核和评价;建立利益协调和利益表达机制,让公众参与协调、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让公众参与社会矛盾的协商与解决。   5.强化法治保障
  管理创新的信心来自于制度自信。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严格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鉴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保障主要是保障政府的依法行政。(1) 完善法律制度。要规范政府部门的立法工作,依法确定政府社会管理的边界和内容,使社会管理创新从政策供给到立法供给转变。通过制定政府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社会管理的对象、内容和方式进行及时的法制化更新,以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效能。(2)坚持依法行政。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确立权力应尊重服务、权利的观念,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慎用手中权力,带头尊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权利,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合法行使权利,做到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3)保证司法独立。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9]无论是审判机关依法判决、裁定,还是检察机关依法抗诉监督,都不应该受到任何人为的干扰,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法律真正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守护神。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10]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天地交,而后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后能成和同之治”。只要中国执政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迎韧而解,创新社会管理自然水到渠成。这亦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第三部门,即“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或NPO。从范围上讲是指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其他所有组织的集合。
  ②2009年来宾市在全国率先创新启动实施以 “求乐、求知、求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惠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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