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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3―0036―07
  我们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其依据是:他探索的时间最早,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探索的内容深广,纵向上包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横向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外交政策等各个领域;探索的成果丰硕,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经验。
  一、成功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93“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266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毛泽东把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我们党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的第一步。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人们自由发展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种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正确解决了我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前途问题,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毛泽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既借鉴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又没有照搬他们搞城市暴动的做法,而是从当时中国仍处于最黑暗、最反动的封建统治中,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议会可以利用的实际出发,明确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鉴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落后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旧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顺序是先有农村区域的若干局部胜利,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然后逐步向城市发展,夺取全国胜利。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运用,反复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4]1298。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原理中国化,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思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策略上重视敌人的原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等战略策略思想,取得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毛泽东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2]126的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建军思想。他指出: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怎样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他提出了军队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等一整套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对我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3]611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占多数,并且长期实行革命割据,长期同资产阶级合作,容易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情况,强调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体党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风格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坚定地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培养和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的传统作风;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等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不断清除了党的肌体上不健康的东西,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任。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策略,构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充分肯定了这一伟大成果,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5]333,335,334中国人民在这个革命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使自己真正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1475这个专政,就其领导力量、政权性质和内容,以及所担负的任务来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从本质上讲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但是,它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享受民主和实行专政的对象更符合我国阶级结构的状况。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科学,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更便于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我们建设新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其中党的建设理论、军队建设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战略策略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86“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293他还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毛泽东把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条件相结合,在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大力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把对社会主义的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年正式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316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曾经设想而没有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实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使亿万个体小农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和方法。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当然,在探索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有严重失误,例如:高级社发展速度过快,人民公社化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党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吸取了这些教训,纠正了这些偏差,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了正确健康的轨道。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要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93。毛泽东根据这些原理,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就提出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的任务。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后来,又补充了现代国防的内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毛泽东设计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既不要机械搬用苏联的经验,更不能照搬西方的摸式,而是坚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强调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承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也是相当长时间内颇有争议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7]204-205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振兴中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214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理念。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农、轻、重的关系之外,还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加强国防建设的一个可靠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正确处理国家、生产者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必须使90%的农民在正常年景下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也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职工的物质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正确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处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对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但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不少反革命已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正确处理是非关系,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7]41他强调: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坚持等价交换等重要经济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不再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想比较快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代之以产品的直接分配和交换。但他很快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因而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肯定了在两种公有制并存条件下保存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价值规律,并在商品流通的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但他不承认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也起调节作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国有的理论权威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严厉指出,这种错误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古就有,它曾经在奴隶社会存在并为奴隶社会服务,也曾在封建社会存在并为封建社会服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439;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存在,就会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才能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突破了长期流行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指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他还针对有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作用的倾向,严肃指出:在我国,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货币交换不能取消,应该好好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9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34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理论源泉。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要随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文化特点,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制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他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主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事业,强调知识分子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在许多著作中,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了精辟的论述,反复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气概。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座右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毛泽东还根据当代国际形势发展态势,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晚年还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发展对外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体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结晶,是我国分析形势,决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也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   当然,由于主客观原因,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有失误,比如: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重提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这是我们应当深刻吸取的教训。然而瑕不掩瑜,毛泽东在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他在探索中的失误教训,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借鉴的镜子。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在曲折前进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毛泽东本人在晚年出现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就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讲,是科学的、正确的,不论在中国发展史上,还是在国际共运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9]17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继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毛泽东的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理论家的过人智慧,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肃清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恢复了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观点,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科学判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深刻分析,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他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战略决策。比如:提出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策,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缚,在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证;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10]10,9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充满生机,日趋繁荣富强。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继承了邓小平的事业,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新的发展。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江泽民的接力棒,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情况,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
  上述进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完善于胡锦涛。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长江后浪推前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前人的事业,坚持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全力以赴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全新的科学理念,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更加博大精深、充满生机与活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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