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061-04
基金项目：玉林师范学院201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路径探索”（2013YJYB40）的成果。
作者简介：黄基凤（1972-），女，广西桂林人，玉林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自觉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创新发展，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高度自信和自觉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自信和自觉又反过来使共产党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正确，使现存理论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理论自觉程度的不断加深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发展道路成为科学大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理论自觉发展成为实践必然。
“自觉”一词在《辞海》（语词分册下）里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自己有所觉察。《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已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二是指哲学名词，同自发相对，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进到自由王国的一种活动，一般能预见和控制其活动的后果。”[1]本文研讨的理论自觉特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尤其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结与肯定、创新与实践的觉悟和意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邓小平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他也是在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与看法进而做到理论自觉的。应该说，邓小平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现出了全新的实践状态。
一、理论自觉的思想基础：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功地把“变”与“不变”结合起来
唯物主义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是辩证统一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思维方法的辩证统一。以此不断进行实践与理论创新，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费孝通认为要达到文化自觉，途径就是用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部分，理论自觉也应通过实事求是的途径才能实现。
1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与“不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变，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不能变，这是邓小平理论自觉的思想基础。粉碎“四人帮”初期，不少人的思想十分禁锢与僵化，国家的发展出现了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运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两大武器，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问。为了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还积极推动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实质是要冲破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禁锢。这样就首先明确了“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变。坚持科学的实践标准，必然会延伸到对领袖人物以及领袖思想的客观看法和主观评价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要科学评价毛泽东本人及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能变。邓小平强调，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方面就是在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会失去。在基本原则不能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本人行为中的某些方面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可操作性制度方面的判定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变”的方面。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邓小平理论自觉思想基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曾说过：“《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那时还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某些地方可以作一些修改。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恩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必然呼唤着新的理论的出现。邓小平理论就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发展战略论、祖国统一论等思想，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变的基础上对中国实践不断变化的特点进行新的概括和升华后而提出的光辉理论。
2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变”与“不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不多。20世纪50年代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改革，但不少国家的改革均告失败。我国也照搬了苏联经验和模式进行了改革，但却给发展中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现出一个理论家的伟大勇气，指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不能变的，不管前面的矛盾困难有多少都不能变。为了突出这些不变因素的重要性，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还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3]311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能变，变的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如何实行具体改革的问题，是发展道路上采取的模式问题，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个性失败了，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南巡讲话中他再次肯定“我国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而且还要加快速度前进。“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把“变”与“不变”、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典范。“一国两制”强调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变，但要根据具体情况在某个范围内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一国两制”的多年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路是正确的。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不变应万变”。把“变”与“不变”、“变多”与“变少”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性。这种高度的觉悟对活动效果的把握是极富成效的。实践在不断前进，矛盾的暴露也逐渐充分，新的发展要求新的理论指导。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将是理论界必须正确面对的问题。
二、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以崇高的使命感灵活运用唯物史观，明确把“是”与“不是”区分开来
邓小平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把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无产阶级事业，这促使他完成了伟大的理论自觉。他非常注重脚踏实地的改革实践，反对搞无谓的争论，浪费时间和精力，丧失机遇。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得到与更新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是邓小平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1以真诚的人民观强调改革，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邓小平曾经动情地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对人民有着深情厚意，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意使得他在工作中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相信人民，进而必然得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邓小平进行了艰难和复杂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看，生产力是决定性的。考察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考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毛泽东已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方面是有优越性的。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初期人们的思想还处于“社会主义应该是穷的，富的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视域，这种片面认识不仅桎梏着人们的思想，而且制约着整个改革的进程。对此，邓小平做了认真的研究，指出生产力能够不断发展，物质财富随着丰富起来，劳动创造价值必然会多样化，富裕应该是符合逻辑的。他还强调：“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4]312这表明邓小平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是可以走向富裕的。他还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4]314改革应当让人民得到实惠，得到实惠的人民才能更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邓小平就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科学的论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对规律性的认识，使得邓小平的理论自觉更加明确。
2以奉献精神扎根于实践，区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与“不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过渡到未来社会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肯定了马恩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马恩的未来社会高级阶段指的是共产主义。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还提到一个“中级阶段”，这个阶段是比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程度要高，而又低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阶段。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我们曾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做过有益的探索，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对此，邓小平以其浓厚的探索奋斗精神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自觉。这种自觉不仅是意识上的觉醒，而且是行动上的担当。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实践情况与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其它性质的阶段。邓小平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曾指出，社会主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经验和真理。自此以后，邓小平在很多场合上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性质不动摇，这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曲折历程的根本教训。认识到我国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2）当前的发展阶段是长期的，不是无期的或短暂的。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曾经尖锐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也说到，按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也对我国的发展阶段使用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提法，并且指出有困难，不容易，说明这个阶段不会是短暂的，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是长期的。他还认为这个路子是对的，这个雄心壮志是能完成的，是有期限可以达到的。十三大确定的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佳描述。 （3）我国的发展阶段还是生产力落后的阶段，是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不是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中国当时的情况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要按照这个客观经济情况去搞建设，找办法；中国科技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还提到：“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3]139-140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出现的“直接过渡”，1939年提出的“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1958年我国的“大跃进”，都是在发展阶段认识上的急性病，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变探索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变革的辩证统一中。
三、理论自觉的突出特点：以极富胆识的理论品格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一系列问题分析中
理论自觉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是指理论解释的正确性，包括对理论的科学诠释和利用理论对其它错误思潮进行的合理批判，这是最基础的层次；第二层是指理论清醒的保有性，包括对理论的反思与展望等，这是中级层次的理论自觉；第三层是指理论创新的连续性，包括对原有理论的修正以及具体论断或体系上的渐续突破。邓小平依托自己的理论素养，通过不断的反思与总结，运用辩证法于一系列问题中，实现了理论自觉由低级到高级层次的不断创新。其中所蕴含的敢闯的胆量与广博的见识是邓小平理论自觉的重要主体性因素。
1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厘清计划和市场的辩证关系，走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子。由于受原有知识和习惯的支配，人们的视野往往受到思维定势的制约。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的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一心理学规律的影响。但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并没有沉湎于泱泱大国的安逸和稳定，相反他考虑更多的是民生的疾苦和群众的安危。邓小平勤于思考、敢于突破的理论品格，使得他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对一直束缚人们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思考，甚至已经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基于不断实践与对原有理论的正确理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了原则性的回答：“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这就对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作了方向性的解释，从而解决了桎梏人们思想的心理障碍问题。党的十四大正是根据这一解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在计划和市场关系方面的科学论断，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理论自觉具有了时代赋予的价值追求。
2运用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的原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是带有长远性与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发展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审时度势，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科学规划了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明显，这一战略目标的制定是以马克思主义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为其哲学基础的。站在理论自觉的高度审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我们发现：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量的积累，将是极其困难和充满艰辛的。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共产党人敢于和善于定下这个极为宏大的战略目标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超凡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二是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信心；三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而这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都离不开最高领导人坚强的理论自觉。
3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科学解决了先富与后富的和谐问题。对于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实现社会富裕，邓小平表现出了一个理论家高超的自觉精神。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其它一切剥削社会的根本区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反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进行的改革举措，如果不是以普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不可想象的。但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大锅饭。过去我们所进行的诸多改变之所以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根源就在于没有把人民群众要求发展生产、实现生活富裕的欲望激发出来，现在条件具备了，只要政策上不出现大的失误，让全体人民共同致富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走向共同富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举措，其作用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邓小平早有预测，他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均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的普遍状态，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有特殊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152对于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邓小平的理论自觉意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他指出，必须区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同时富裕，对这些问题在理论上要有清晰的认识，否则就要思想混乱，行动盲目。 4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辩证关系的原理，论证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与时俱进性。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的改革，面临着许多传统观念及体制的束缚，对于打破原有的做法，争论是难免的。复杂事物矛盾有主次之分，办事情应当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关键。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邓小平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得出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这就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从而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做好了铺垫。这种自觉的理论创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除此之外，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理论或是实践，借鉴他人以成就自我，这种意识在邓小平的理论自觉中也是非常宝贵的。当然，邓小平在处理理论本身的争论问题以及向先人及他人学习的问题时，总是把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民族与人类、经济与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综合起来，以开阔的视野思考改革中面临的一切困难，对一些问题的争与不争、放与不放、快与慢都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并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飞跃。
四、理论自觉的最高宗旨：以坚定的信仰进行无止境的探索，追求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邓小平在青年时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把它作为终生的信仰。邓小平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力量。”[3]63他在南巡讲话中还提到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艰难探索中，邓小平始终把真理与价值统一起来，集中起来就是：
首先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是科学的。尽管有人曾以近代中国与19世纪中叶的欧洲相比较，进而得出社会存在决定了近代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论，但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断。事实上，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共产党人所最终接受的真正原因。主体的可接受性完全取决于理论的能动作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理论的人民性，才使得广大的劳苦大众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新世纪和新阶段，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就是坚持了社会发展的真理观，这是理论自觉的最高形态。
其次要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博弈中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价值。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发展规律时所指出的：“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5]从偶然性中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就是我们进行理论提升的途径。邓小平在理论自觉上的启示对我们当今的理论自觉仍有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仍需要在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中针对不同时代的历史课题、在充分把握其规律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概括提升。理论探索和创新上不停顿是党和国家事业不停顿的根本保证，未来的新征途上仍然需要不断的理论自觉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