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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失忆:社会转型期农村传统文化的边缘化与消解

  传统乡村是费老笔下的“人情”社会,是以共同风俗规范为纽带维系的熟人共同体。在乡村地域中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文化,对于村落成员精神特质的传承以及乡村秩序的维系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在农村社会体现明显,农民群体的生活更加现代化,而由此带来的文化模式的变迁却让笔者感到失落与不安:乡村传统文化日益衰落,农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在现代化的侵入下受到冲击,集体意识愈加淡薄。近几年笔者发现Z村的传统文化活动日益边缘化,今年春节期间的“阿跑落子”表演在时间、内容和观看者人数上都大幅度缩减,而且这种衰落不是个例而俨然成为普遍趋势。因此本文以河北省沧州市Z村的“跑落子”表演为个案,尝试分析乡村传统文化活动日渐式微背后的运行逻辑和社会形成的消解农村传统文化的力量,并试着为认识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未来的传承发展问题提供建议。
  一、“跑落子”表演的功能
  (一)Z村简介
  Z村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W乡东南部的平原地区,全村0.76平方公里,耕地1020亩,2012年统计在村总人口1002人。改革开放以来,Z村农户开始进入市区外出打工、在乡镇创办个体企业、承包养殖场等。自90年代中后期起,村内有一半以上的人翻盖了房屋,彩电、DVD、电脑等现代化娱乐设施逐渐涌现。
  (二)作为村落记忆的沧州落子
  自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时期起,落子就是沧州民众年节期间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从《沧州志》中的记载“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亦称灯节,晚间各家放灯、放焰火,放鞭炮。当天家家吃饺子或元宵,较大村庄还搞小车会、旱船、落子、高跷、狮子舞等文艺节目,元宵过后开始农事活动”可见落子已内化成沧州人民生活模式的重要一部分。
  Z村落子队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由组织者、吹打者、落子师傅和其他表演者组成,成员大多是村上的村民。落子队的活动往往是在“腊八”甚至立冬之后临时组织排练,自正月初六至元宵节是表演的集中时间,一方面表达对来年生产丰收的希冀,一方面也是村民趁农闲之余通过参与带有村落共同情感的文化活动“乐呵乐呵”。
  (三)落子作为一种仪式活动的功能
  1.场域狂欢:娱乐和情感交流。落子是组织者、表演者和观众在场域中共同参与的一场乡土村落的狂欢。
  Z村落子表演的组织者是妇女主任以及村里喜爱落子的年长权威者,从组织者的主观角度来讲,一方面可以在组织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情感满足,一方面可以通过村民们对于表演的享受来潜 在展现自己的组织能力。落子表演者则充分享受整个“游戏”过程:排练时既可以向年长的师傅学到动作要领,又能和同队的成员唠唠家常,交流交流感情,甚至练习的过程比最后的表演对参演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观众也是表演到达高潮的关键参与者。现在的表演基本上是免费出演,因此不管是在本村还是邻村表演,演出者们图的就是观看者的叫好声,这样才“跑的带劲儿”。Z村每到年三十晚上,表演者从大队(村委大院)化完妆,吹打的老人们一路敲鼓打锣,村民们围着这些人走到村东头的学校空地上。民众跟着表演者们自觉的围成一个圈儿形成一个公共空间。村民们看谁的动作利索、谁扭的最到位就毫不吝啬掌声和叫好声,谁表演出错了,就送他一阵哄笑。总之,落子作为媒介将村落日常分散的生活集中起来,使得观众们之间、观众和表演者之间都实现了充分的情感互动。
  2.秩序构建:村序的秩序运行机制。文化既是一种意义模式,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发挥着秩序建构作用。“跑落子”这种仪式性的庆典活动不仅通过整个运作过程建构了文化活动秩序,也在人们的互动中强化了村落的秩序运行机制。
  Z村落子活动的主要操控者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村委会行政人员,负责支配经费购买所需道具服装,拥有决定落子队排练、表演的场地、时间以及是否到外村表演的决策权。在村里享有一定权威、掌握落子表演技艺的年长者代表着村落文化精英,是落子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实际组织者,负责落子的具体排演和队内大大小小的事务。虽不能说落子活动在组织上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层级化系统管理机制,但非正式的临时组织形式也体现了一定的秩序性和约定俗成的组织规则,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权威到仪式权威、领导者到被领导者的过渡展示和强化了村落的政治文化权力秩序。
  3.表达性礼物馈赠:村落间的良性互动。乡土社区既是熟人社会又是人情社会,婚丧嫁娶、耕作建屋、赶集市拜神等一系列日常活动建构着村落内部、村际之间的人情往来,维系着一定的权力文化秩序,而年节期间的民俗文化活动更是建立村际睦邻友好关系和维持良性互动的重要手段。
  Z村对外的落子表演就发挥着乡俗仪礼的社会文化功能。邻村在年前或正月初五前向Z村落子队发出邀请,落子队在本村表演完后再到邻村表演,还可以享用邻村为他们准备的烟酒和点心。闫云翔将仪式性的礼物交换场合与日常生活常规的礼物交换活动称为“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Z村将落子表演以礼物的形式送至邻村,邻村以客人的礼节来接待,村落间年节活动期间相互仪式化的礼物馈赠实现了村际间的情感交往。
  二、Z村落子活动现状及原因探析
  在意识形态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文革时期,落子虽被认定为“四旧”而被禁演,Z村的落子都不曾中断;而如今落子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拥有了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却日渐式微,乡民对这种文化活动的认同和记忆不断减弱,“跑落子”的年节习俗活动似乎要被乡民们自己剥离现代生活。笔者尝试通过分析Z村行政权力体系、传统文化体系、市场经济体系的变化解释“跑落子”活动在Z村日渐式微的原因。   (一)行政权力体系:组织弱化
  无论是现在的村委会还是以前的生产大队,政治权力机构始终是Z村跑落子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当然还有一些老艺人)。
  “跑这一场落子就挺累的慌了,你看那些吹打的都上了年纪了,村里的中年妇女们没嘛事的还愿意跑跑,小伙子们都不愿意跑了,没人了,不好组织了,而且这两年县政府都没有请咱们村去演出,也没钱拿……”(20150217妇女主任)
  “那妇女主任挺牛啦,都上沧洲晚报了……一点也不上心村里的事,她丈夫前年在村东头开个厂子,光顾着个人家里的事啦,当官的不就吃福嘛”(20150218村民ZQ)
  村委会在村民们中的形象并不好,自身的号召力不足,再加上村民的热情也在逐渐减弱,村领导们也就渐渐失去兴趣,不愿再费力动员,年节的落子活动首先在组织上就遇到了障碍。
  (二)市场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冲击
  1.成员缺席。传统经济体系到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的重要体现是乡村人员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下,Z村很多村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市区从事建筑、商品批发等行业,也有的在村里盖起工厂。
  落子在年节的排演活动一般是从腊月到元宵节期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在外务工的工人不会为了这样的活动而放弃打工挣钱的机会;同时业缘范围的扩展致使熟人社会对务工者的束缚和制约大大削弱,参与性降低。因而近几年Z村落子表演的主要参演者就是在家务农的中年妇女和在村附近上学的小伙子们。可以说,当前社会主导的经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切割了村民与传统习俗活动的联系,“跑落子”活动的群众基础出现丧失的迹象。
  2.电视等现代性大众媒体的入侵。随着电视、手机、互联网在Z村的普及,人们在农闲之余更多的是呆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而对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渐渐丧失兴趣。
  “打牌的打牌,看电视玩电脑的看电视看电脑,谁还出去看那个,又没劲,还怪冷的”(20150218学生LZH)
  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乡村社会文化的解构不仅是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更是对村民尤其是年轻在外求学、务工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解构。对比相对“落后”的传统文化,更加丰富的城市文化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青年人对于流行文化的追随取代了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的传统文化。
  3.“陌生人社会”效应:卖头套的故事。笔者观察到年三十晚上在Z村学校门口的表演场地上,很多大人带着小孩围着一个小摊争先恐后的购买一位妇女推着小车卖的卡通头套。
  “你瞅瞅她家,忒精啦,太能算计了,全村就她一个人卖,真会挑时候呀,钱都让她赚去啦!”(20150218村民LXQ)
  笔者询问在小车旁观看的一名村民,他说往年这种时候从来没有人出来卖东西,说这位妇女是“投机取巧”。市场经济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还体现在农民由道德的个体变为原子化的理性个体。闫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认为,农民越来越成为原子化、工于算计的个人。市场经济的理性化让村民们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信任与互惠、团结的品质,相反变为相互竞争和追逐利益的嫉妒和算计。正如阎云翔在《私人的变革中》所说“农民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摆脱了传统理论束缚之后往往表现出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只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当时跑的时候就是觉得挺好玩的”“今年尤其没劲,我明年就不跑了…..以前排练的时候,大家还开个玩笑闹个玩儿嘛的,今年这一拨人排练的时候,谁都不理谁,就练完那几个动作就完事,你说多没意思吧……”(20150218堂弟LZH)
  笔者堂弟对于退演的回答透露出对长时间无交流的排练过程的厌恶。乡民社会的“人情”淡薄化,俨然变得像城市一样的冷漠与陌生,人们不再享受这样一个在公共空间下能够互动交流的过程。
  (三)传统文化体系:村落语境下的集体性认同减弱
  1.村落文化认同感的降低:主动失忆。传统乡村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决定了文化的相对固化,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让村民用新奇的心态热捧城市文化和新兴事物,梦想着终有一天能够脱离乡村生活,拥有城市人那样的生活模式。
  “每年落子都是这个,没意思了”(20150218婶婶GH)
  虽然访谈者都表示落子花样过于陈旧,但笔者认为,虽然传统文化确实应与时俱进才能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但村民对于传统文化认同感的降低才是落子表演衰落的内在因素,是村民对村落共同记忆的“主动失忆”。
  2.乡村老一辈在年轻人文化活动中的“去权威性”。“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因而后辈只需将上一辈的经验传承下去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师”了。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乡土社会的少变化性和文化的稳定性决定了年长者的生活经验在世代生活中的有效性,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也就确立了费老认为的长老统治的基础,即长辈在晚辈中的权威地位。传统的、植根于乡村生活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即是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给予。但随着现代社会老年人权威性的降低,老一辈文化也失去了被年轻人认可和传承的意义。年轻一代已经形成了一种脱离于乡村的新的生活模式,与此相冲突的传统文化亦失去了传承的空间。
  三、结语
  诚如有学者指出“村落在现代化社会中生存的过程就是村落失忆的过程,村落的日常生活逐渐归于柴米油盐,村落的礼仪惯制逐渐被法律条文取代,村落的族规家法逐渐被政府的文化霸权取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到底会不会终结,笔者虽不敢断言,但乡村社会是一个有着其独特价值的独立系统,即使从乡土社会寻找不受现代化影响的文化只可能是一种乡愿,但乡村共同体内的传统“精神家园”也不能荒芜,重构村落共同体的记忆和村落集体认同应值得世人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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