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52-04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实践意义研究”（2012BKS001）;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XRZZ2014004）。
作者简介：刘洋（1988-），男，安徽南陵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研究;李洋（1989-），男，安徽淮北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时提出“三个全面”，后在江苏调研时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使党和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各项工作关键突出、重点明确、内在逻辑更加紧密。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加以哲学考量，有助于在理论和现实上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其内在逻辑与实践价值。
一、从认识论角度看，“四个全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是对“三大规律”“三种意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唯物史观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则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来理解整个社会历史。同样，人的认识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而认识一旦形成也会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实践与认识的这种辩证统一，决定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战略布局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在对当前实践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也会随着实践发展而做出新的调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把握与发展变革中的中国的理解，是关于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新布局。同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对“三大规律”和“三种意识”认识的深化，体现出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深化的规律。
首先，“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根据对中国和世界的实践新认知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国内发展态势的重大判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形势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发展进入一个与以往30多年长期高速发展所不同的新阶段。这种新常态首要表现在经济上，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新常态也表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在政治生活领域，法治反腐、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持续深入;在社会建设领域，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这些新常态都表明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和要求已有很大不同。这样，我们要顺应新常态、认识新常态、培育新常态，必须有新的战略思维、战略筹划和战略结构。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判断，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呈现的新格局关系。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我们发现，当今世界发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要谋得自身发展，中国必须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既定国际格局和既有国际规则下与世界各国广泛合作，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不断凸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新的格局。十八大以来，我们和美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俄罗斯形成战略伙伴合作关系，与周边国家建构“一带一路”，这些都显示出目前的国际格局已经有了中国意识和中国声音。中国与世界的新格局关系也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战略思维、战略布局来保障国际关系的健康有序发展，“四个全面”就是基于这一要求提出的。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对“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来源于对当前社会实践的深刻认知，同样认识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也是新的实践条件下我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285新的历史条件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升华。“四个全面”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表明了党始终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四个全面”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大战略举措，要全面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要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升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带领下，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仍有很多不足。在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我们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3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21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把握和自如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把握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始终掌握时代潮流与世界变革的大趋势，始终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上发展。 最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对“三种意识”――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的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意识，贯穿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始终。使命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大目标意识、大愿景意识，而战略思想说到底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设计规划。在这个意义上讲，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意识时时强烈地贯穿“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始终。“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同时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小康是关键一步，这一步我们该怎么走，在全面小康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哪些障碍，如何通过改革破解这些障碍，如何通过依法治国确定规矩，如何通过从严治党锻造核心，“四个全面”是紧紧围绕问题进行的战略构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凸显了使命意识和问题意识，自然也突出了担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存在，让我们遇到问题就不能回避，必须迎头而上，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担当。“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担当意识体现在“全面”上，“全面”意味着覆盖面广，不可能留有死角和达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强了力度深度广度，这样我们就要有担当，不能只捡好的与容易的去做。
二、从方法论角度看，“四个全面”既包罗万象，又重点突出，既注重整体规划，又牵住“牛鼻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但往往会有一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作用，这就是非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办事情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的解决，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好次要矛盾，要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方法论上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我国社会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方法论的“两点论”。这样我们既在目标上讲求“重点”，又在方法上突出“两点”，既牵住了“牛鼻子”，又有着整体的战略规划。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目标表达，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点论”思维。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显然存在着诸多矛盾的交替，但其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党的“八大”所作出的判断：“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4]396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将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345之后的30多年，我们对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没有变，党的十八大也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判断。但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使得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了新变化、新特征。最为突出的便是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的范围不断拓展，包括从物质生活需要一直到对精神文化、社会安全、生态环境等的需要。这时主要矛盾体现出全面性，而其解决也必须有全面性，“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抓住了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及其特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了五个方面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态良好。这就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面回应，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目标表达，也体现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把握我国社会矛盾上的“重点论”。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大举措，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两点论”思维。习近平在论述“四个全面”的关系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的。这三大战略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法原则，抓住这三者的统一就是抓住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法论中的“两点论”，也就是抓住了解决我国社会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方法论的“两点论”。从各自的战略意义来讲，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从三者内部来讲，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而全面从严治党是保证这“两翼”与“两轮”得以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大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是“关键一招”，它是推进“四个全面”得到落实、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2“伟大革命”“关键抉择”“重要法宝”清楚地表明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敢于啃硬骨头。”我们只有着力解决当前发展中的关键矛盾，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同时，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彻底破除束缚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彻底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也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推进从严治党。 第二，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指明了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在十八大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无论哪一条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来提供保障，离开法治，则经济社会的发展无从谈起。同样，改革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也需要依靠法治来巩固，进一步引导改革创新、推动改革深化更需要法治来保障。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顺利进行，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要求。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重要保障。不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因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落实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在反腐方面打虎拍蝇、剜除毒瘤，这都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领导和重要保障。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而这必须依靠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从严治党正是重要出发点。
三、从目的论角度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四个全面”的核心指向和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6]248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必须坚信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是贯彻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都更加重视人民权益，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战略指引。
首先，“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政治生活上更加强调人与人的地位平等。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利益群体的急剧分化。少数人滥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严重干扰了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让法律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权力的行使、治国理政的所有活动都要以法律为根本准则，在宪法框架内进行，不允许任何超越法律特权的存在，从而维护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平等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员干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提高人民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经济活动上更加注重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实现“中国梦”最重要、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人。而每个中国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只有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人民收入，维护好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从而实现“人人都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330同时，还要打破既有的利益固化藩篱，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并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在保证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再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文化领域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满足。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可以引导人的行为、规范人的活动、培养人的能力、提升人的境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始终坚持以人民需要为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同时，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价值旨归就是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和现代文化市场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大力激发文化工作者和全社会文化创造热情，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从而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社会体制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作为关涉人民群众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重要问题，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能否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党和国家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民群众期待过上更好生活的积极回应，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而共享人生出彩机会。全面深化改革同样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通过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从而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第五，“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生态文明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华文明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回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环境诉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人与自然、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等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满足其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