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历来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人口问题重要性和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国的生育政策曾有过几次重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结合各地的不同情况，生育政策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郭志刚等，200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在这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笔者通过搜索近20年来刊登在核心期刊如《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上面的人口学、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的文献，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的生育政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应有所调整，否则会人为地加剧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曾毅，2006）。现行生育政策诱发出一系列社会风险与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关于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讨论围绕在允许二胎的条件上，是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还是有计划地分步骤逐步放开二胎政策。
一、人口政策的研究现状
（一）生育水平现状及其成因机制
现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已经普遍使用“低生育水平”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低于更替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小于2.1，才能称之为低生育水平。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更细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水平（Kohler，Billari，& Ortega，2002），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水平（Caldwell & Schindlmayr，2003）。
根据全国人口调查统计的结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沿用生育率为1.8的口径，而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都处于1.5以下的水平，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郭志刚，2011）。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很低生育率阶段。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未来的妇女会比历史上和现在的妇女更喜欢生孩子，因此中国未来妇女的生育率可能会持续走低，并最终陷入超低生育水平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中可以看出，从人口调查和对往年数据分析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值要大大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外宣传的生育水平。郭志刚认为，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生育率估计都建立在认为调查统计存在大幅度漏报的基本认识上，因而在估计中都相应大幅度地提高了生育率。对人口调查及其统计结果没有给予应有的充分尊重，对统计数据的调整过于主观随意，结果陷入了一个人口统计怪圈：一方面不断开展人口调查，反过来又不断用过分的统计调整来否定这些调查结。
（二）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下降，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老龄人口比重将提高，会增加社会负担成本。在二元经济中，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人们普遍担心，随着上述转折点的接近和抵达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那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
中国的人口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特点：一是在低收入条件下向现代人口转型；二是转型时间比较短，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模式，一些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40年的时间；三是人口转型不是伴随着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社会变迁，以政府计划生育政策为主导强有力地推动人口转变。以上这些迅速的人口转变特点决定了中国“人口红利期”来得相当早，持续时间相对短，以及人口负债期来得也就比较提前。
（三）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家庭风险上升……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行约30年来，在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基本遏制的同时，也带来了上述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与对中国人口形势的研究日趋深入，近年来学界“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同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调整生育政策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归纳起来，总共有三个方面：第一种是以人口普查和相关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提出实际生育率已经很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第二种是根据已有的部分地区二孩生育实践和现行的“一孩半”政策以及允许双单独夫妇生二孩的“微调”方案的弊端，提倡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第三种是考虑到制定人口政策的宏观环境从计划经济和粮食短缺转变为需求驱动的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认为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二、结语
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三十年取得的成效毋庸置疑，现在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聚集在要不要调整政策以及如何调整。比如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给一部分学者带来了改革的曙光，认为这是二孩试点试验的成功，因此应该推广到全国；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对经验的普适性产生怀疑，认为其无推广价值，不能简单推导到其他不同性质的城市。总的来说，就算是强烈呼吁生育二孩的学者也承认这个改革是需要一个时间上的过渡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生育政策和其他人口政策分割开来，对人口政策的研究也要随着现有状况的改变而不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