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也备受学者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也一步步趋于成熟。此次研究希望通过回顾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了解每一视角出发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为接下来的研究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二手资料。读者们在综述中也可以看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概念澄清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在1982年至今推行的是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人口政策。
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时，很少有人明确区分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两种类型，事实上，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便可得知，一胎化政策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因此，学者们不能将计划生育的研究核心局限于生育数量的探讨。
三、文献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来产生的人口效果研究很多，因为这样的人口政策作用于中国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人口转变，使中国人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到来；另一方面，抛开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红利”时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不断攀升带来的“婚姻挤压”，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失独者的问题。
（一）“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然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转变不仅要有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排除社会经济要素使中国少生了4.58亿人，更包括一系列的经济效果。低抚养比打开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趋缩小的年度人口增量减缓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人口增速缓慢对社会综合发展、人民福祉改善也有极其广泛的积极影响。
（二）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
计划生育带来的最严重也是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使中国处于一种“未富先老”的尴尬状态。在底部老化和顶部老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日益膨胀的庞大老年人口数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养老的费用，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困扰着中国人。国际上提出的精神慰藉等复杂的老年人问题，已经让中国望而却步了。在这一问题上，梁秋生和和刘宁所做的研究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中表示，人口老化现象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和老年人口问题产生却不是计划生育的产物。他们的观点是人口太多仍是我国人口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计划生育也带来了中国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升，由此引发了“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计划生育是导致性别比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其他相关研究还提出了一些计划生育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问题，如独生子女的个性缺陷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作为高风险人口政策导致的畸形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失独者群体的问题，还有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等等。这一类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与计划生育政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总结现有研究，对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估研究，学者们的态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以易富贤先生为代表的对计划生育的全盘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当下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第二种是肯定计划生育的贡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矛盾，而且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必须继续坚持控制人口数量；第三种是认为计划生育是七八十年代历史情境下的必然选择，计划生育是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只是一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计划生育在施行这一时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的时期，我们应当勇于承担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即使调整人口政策，使它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