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5-0003-03
一、背景和意义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说：“人们的生活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自哲学诞生之日起，这一事实就引起人们无尽的思考。”[1]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新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美好和谐的生态愿景。因此要在不断发展中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积极回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环境诉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社会运动，其根本出发点是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社所导致的严重生态恶化问题，试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人类社会找到一条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萨拉?萨卡和福斯特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北美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大都积极参与了生态环境运动与绿党政治，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当前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制度优势
综观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内部，其成员由于学科背景、经历认识不同，对待某些具体问题呈现出观点迥异、分歧的特点，但是就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来看，包括萨拉?萨卡本人在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早期生态主义者阿格尔在其代表性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2]萨拉?萨卡承袭了这一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她直截了当的指出：“我相信，除非我们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否则，就没有克服生态危机的希望。”[3]5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导致了生态矛盾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式同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存在着根深蒂固且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蕴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者要求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这必然要求生产的最大化，生产的最大化同时又要求商品消费的最大化来满足生产最大化，从而保证整个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张性必然导致资源短缺与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以美国为例，仅美国一国就使用了世界20%多的能源，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了世界排放量的20%。美国和加拿大迄今是世界上人均能源消耗最多的两个国家。同时，美国也是最坚决抵制旨在致力于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其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萨拉?萨卡明确肯定了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社会主义有着比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优越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仍旧是有前途的，但是必须要首先上好生态这门课。萨拉?萨卡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制度优越性对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提中国梦，中国梦包含了人民幸福这一具体内涵，而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的美丽中国建设自然是中国梦题中应有之意。中国梦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背负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的原罪，使得我们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可以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制度保证，我们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以生产最大化以及消费最大化来规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负担，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方面比包含美国梦在内的“资本主义梦”更有制度优势。
三、生态社会主义视域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教训
对于苏联这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军大国的突然失败，萨拉?萨卡并不认为这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消亡，而只是代表一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尤其是以经济无限增长和工业无限扩张，资源巨大浪费为代表的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萨拉?萨卡认为理论界虽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有着诸多的分析，但是真正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极限”和“道德的沦丧”。正如其所言“我对迄今为止听到的答案都不满意。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遭遇了增长的极限”[3]7-8，这是其客观因素。苏联所遭遇的增长的极限，突出表现在资源的极限、粮食生产的增长极限等。在自然资源方面，人们能够庆幸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的苏联，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开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时拥有比苏联更好的资源条件了”[3]32。但是即便如此，仍旧面临着增长的极限问题。以开发西伯利亚巨额天然财富为例，“就经济条件而言，西伯利亚的所有这些丰富的电力资源是极其有效的。这里生产的能源是全国最便宜的。西伯利亚的能源和原材料之所以便宜是因为，这里的地质和矿产条件非常有利，资源也高度集中。”[3]34但在短短的十一年之后，“燃料和原材料的开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1971-1975年间矿业产量增长了25%，但1981-1985年间只增长了8%。产量的下降主要与采矿的地质和经济条件的恶化有关。由于大规模的矿业……苏联正在相当迅速地耗尽其最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3]34同样的，在石油、燃料和原材料方面，能源生产的实际条件也变得更加昂贵，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都归因于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恶化。“20-25年以前，开采业一卢布的产值需要两卢布的资金投入，到10年前，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3-4卢布的资金投入，在1981-1985年间，超过了7卢布。”[3]36这些事例都不可避免的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由于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资本主义即便在武装干涉失败后，仍旧无法从经济上扼杀苏维埃政权，但之后苏联其自身所有的经济改革和生产都没有能够克服危机，这是因为苏联的工业化实质上是一种粗放的工业化，是一种非绿色的经济增长，其每一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都是巨大的，走的是一条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日益攀升，苏联试图保持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希望被日益高企的环境治理成本所打破，这也就必然会导致苏联经济日益陷入停滞。 苏联也曾做过许多的努力去改善生态环境。比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国家。除此之外，保护环境在1971年成为了苏联宪法的一部分，成为国家与公民的一项义务。但是可惜的是，随着不重质量的快速工业化开始，“在苏联的决策层，经济发展压倒了环境保护”。要实现尽可能迅速的经济增长，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赶追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必须把每一点滴的剩余财富投入生产，这对于苏联是远远做不到的。
萨拉?萨卡认为对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显然没有意识到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扩大产能，走粗放型工业化道路会带来何种严重的生态恶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时候就已经在其著作中发出过令人惊醒的警告。马克思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萨拉?萨卡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分析，是基于增长极限理论的，虽然该理论仍旧存有不少争议，但萨拉?萨卡通过考察苏联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结构调整，忽略生态建设的深入分析对我们今天建设美丽中国仍旧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由原先的四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提升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八大报告，更是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5]我们要极力摈弃那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注重速度而不注重质量的增长方式，加大力气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与出席论坛的32位中外的企业家举行了座谈谈到经济发展速度时就曾指出：“就是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7.2%，这比前几年有所降低了，这里面降低的因素就有我们主动控制速度，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因素。”这说明我们国家已经注意到了避免萨拉?萨卡在分析苏联模式增长时所提到的种种弊端，必将会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走出一条人类与生态互相和谐的美丽道路。
四、建设美丽中国需警惕生态帝国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的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最耀眼的成就就是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其中福斯特相继出版了《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1994）和《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2002）等著作，详细论述了其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是由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发展而来，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掠夺基础之上。当代生态帝国主义具有三个较为明显的形式：资源掠夺、污染和生态战争[6]。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早期，生态殖民主义的掠夺还带有某些原始野蛮的特征，但随着生态帝国主义的发展，生态掠夺越来越显现出制度化、隐蔽化、合法化的趋势。污染输出更是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生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产业链的转移或者垃圾转移等方式直接将有毒的垃圾或者工业废弃物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把产业链中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当地生态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向世界银行同事送交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刊发，并加以大标题“让他们吃污染”。萨默斯在其中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核心国家把“污染严重的工业”迁往不发达国家，其原因竟然是认为贫穷国家的污染成本要低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输出污染严重的工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是发达国家污染输出的有力例证，福斯特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把几百万吨的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1987年，有毒的工业废物被从费城输出到圭亚那和海底。1988年，4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具有化学污染性的印刷电路板被运往尼日利亚，从锈蚀的桶中泄露出来，污染了哪里的土壤和地下水。”[7]这些都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行径。福斯特也揭露了美国进行生态战争的典型例证。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英联军发射了50 000枚贫铀导弹。根据英国原子能局的报告，40吨的放射性残余物以U238的形式留在了沙漠中。U238的放射性可长达几百万年，这里曾经孕育过悠久的古代文明，但是，实际上，今天这个地方已经永远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生态帝国主义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罪魁祸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美国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但美国比起其他边缘国家来，空气相对清洁，河流相对洁净，也有着更加开放的空间”[8]。同样的，我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美国等“中心区域”国家还处在“边缘区域”，经济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不对称性，这就为生态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我国的生态资源，对我们进行隐蔽的污染输出造成了条件。实际上，近年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洋垃圾”等污染物的新闻屡见不鲜，发达国家也尝试利用其经济技术上的优势将更多的污染企业转移到我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来，只有建立健全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诸如生态帝国主义的污染输出、生态掠夺等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包含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更进一步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9]习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努力方向，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抱负能够顺利实现。
